，越往南边越是错综复杂，对我们来说也越是要承担更多的风险。既然南边不利，我们就不应该见牛角尖似的还盯着这个方向。正所谓‘不得已而退求其次’。”
戴凤翔沉默了一阵，随后缓缓的点了点头，只是他心中还有几分惦记和担忧，只是又不好意思跟校长先生辩驳，所以脸色还是显出了一股郁闷。
蒋百里自然是看出了这一点，但是他也没有急着跟去做进一步解释，旋儿又转向袁肃说道：“我之所以认为进取商丘，不单单是因为商丘的风险相对最小，更重要的是一旦拿下商丘对我们来说还能做好门面工作，不可不谓是一举两得的好事。”
袁肃问道：“何为一举两得？”
蒋百里这才进一步剖析的说道：“商丘既然是衔接安徽的重要地头，河南省内的民乱能够扩散到安徽，正是因为民军占领了商丘，打通了这个交通渠道。之前十四师又被民军困在豫皖两省交界处动弹不得，豫皖两省也都因此深知商丘、毫州一带的战略重要性。只要我们能在最短的时间里收复商丘，恢复两省交通渠道，在战略的大局面上是恢复了豫皖两省的交通连接，在本地的小局面上又意味着肃清了豫皖两省交界的民军，可谓是大有噱头可言。”
听完蒋百里的话，袁肃立刻明白了这其中的涵义，也就是说利用豫皖两省交界的重要地理价值，以及十四师几个月鏖战的辛苦，哄抬此次收复商丘的战略意义。他不得不承认，这的的确确是一次以小博大的大好机会，拿下商丘之后好好做一番文章，势必能是大功一件。
想到这里，他又忍俊不禁的笑了起来，故作感叹的说道：“如此说来，十四师之前辛辛苦苦的作战，反倒为我们第三旅做了嫁衣了。”
蒋百里点头笑着说道：“没错，就是这样。反正拿下商丘轻而易举，这里的民军也不会像豫南那样泛滥成灾。但是拿下商丘的功绩确实无比重大，这可是一个极好的彩头。就算我们不花功夫去做文章，中央那边也一定会为中央军旗开得胜来做文章。简直就是天时地利人和俱全，此战势在必得。”
一开始戴凤翔还是没弄明白袁肃和蒋百里的谈话，只当蒋百里说完刚才那番话之后，他才也渐渐醒悟过来，随即深以为然的点头附和道：“先生果然高见，学生万分佩服。”
袁肃郑重其事的做出了决定，说道：“如此，那就这样决定下来。我军作战攻略便定位进取商丘，旅部立刻着手安排相关军事部署，做出详细的出兵计划和方案。”
戴凤翔郑重应道：“卑职领命。”
从这天下午开始，第三旅临时指挥所便紧锣密鼓的开始策划出兵商丘的方案。进攻商丘无论是从政治还是军事上，都是属于第三旅个人得益的作战，因此在出兵细节上还是需要很大程度的保密。
为了研究出兵的方案，袁肃当天晚上甚至都没有出席郑州本地官员的设宴，仅仅只是让副官杜预代为参加。郑州本地官员的盛情总不能全部都拒之不理，日后要在河南这边站稳脚跟，多多少少是要与本地官绅有所结交，所以就算本人不能去，也要派一个代表意思意思。
杜预当晚在宴席上还专门做了透露，表示袁都督刚下火车就要忙着操持军务，一方面是遵奉了上级指令，另外一方面也是希望能尽快为解决河南目前困境出一份力。这些话当然都只是冠冕堂皇的门面话，但也为出兵商丘提供了一定铺垫作用。
经过一天一夜的谋划，于次日下午的时候旅部总算制订出出兵计划的草案。
大致上是第三旅要尽快移兵到开封，以开封为基点向商丘发动进攻。当然，事先要与开封都督府协调周全，另外还要避免十四师为了抢功而从东边偷袭。开封都督府那边袁肃还是有把握，毕竟他与张镇芳是亲戚关系，而且此番又是受张镇芳之邀请入豫。再者张镇芳对近在咫尺的商丘肯定大为敏感，势必会全力支持第三旅收复商丘。
倒是第十四师那边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除了担心十四师会抢功之外，更担心的还是第三旅打到一半的时候十四师会突然出兵，这就俨然等同于坐收渔翁之利了。
为了避免与十四师发生正面或者间接性质的矛盾，按照出兵计划制订的步骤，第三旅将会秘密的完成对商丘周边地区的包围之后，才会另行通知十四师相关的军事行动。





    正文 中国首位总理
    互联网 更新时间:2013-3-21 8:21:46 本章字数:7274


唐绍仪是清末民初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外交家，清政府总理总办、山东大学（时称山东大学堂）第一任校长、中华民国首任内阁总理，晚年最受人注目的官位是中山县县长……我们中华民族TF帝制，首任总理就是唐绍仪。这样一个总理居然是在西方成长、受教育的中西合璧式的人物，他的人生选择，后人已经难以理解了。毛X泽X东在1957年提到过唐绍仪，并说：“旧社会的一个内阁总理可以去当县长，为什么我们的部长倒不能去当县长？我看，那些闹级别、升得降不得的人，在这一点上，还不如这个旧官僚。”
1862年，唐绍仪生于广东珠海。他的父亲在上海做茶叶生意，故唐小时候即到上海读书，耳濡目染，受到开放社会的影响。1874年，10来岁的唐绍仪因族叔唐廷枢的保荐和同乡容闳的亲自选拔，成为留美幼童被选派到美国留学，由中学升入哥伦比亚大学。历史学家说，从日后唐绍仪的表现来看，他在美国的7年，“这不仅令他掌握了流利的英文，而且还熟练掌握了将政治作为走秀的美式风格”。
1881年，唐绍仪归国，被派往天津的洋务学堂读书，随后被政府征调。1884年朝鲜发生甲申政变，朝鲜亲华高官被亲X日派打伤，袁世凯前去探望，正好唐绍仪奉命守卫在门口，22岁的唐绍仪给26岁的袁世凯留下了深刻印象。第二年，袁世凯奉诏出使朝鲜，“办理朝鲜交涉通商事务”。袁粗鄙少文，故对自幼出国学外文、中外皆通的唐绍仪十分看重。唐绍仪也向袁介绍了一些政经读物，如《孟德斯鸠法意》、《欧洲新政史》，还有《万国国力比较》、《日本宪政略论》等，并向袁介绍自己的美国实地见闻，使袁世凯大开眼界。正是在朝鲜期间，唐绍仪与袁世凯建立起友谊。
受袁世凯信任，1889年，唐绍仪被委任为驻龙山商务委员，即驻朝鲜汉城领事。甲午战争打响之前，有情报显示日本人决心刺杀抗日最力的袁世凯，为协助袁撤离，唐绍仪亲自带着两支枪、两把刀、两匹马，连夜护送袁世凯搬到英国军舰上。1896年10月，清政府正式委任唐绍仪为中国驻朝鲜总领事。1898年9月，唐绍仪因奔父丧返国，结束其出使朝鲜近10年的外交生涯，此时他的才能已经众所周知。
1899年，“山东教案”发生，法国政府要求清政府赔款84万两白银，唐绍仪接手了谈判任务，在他的努力下，赔款数额由84万两白银降为17万两，大大减轻了清政府的负担，因而深得清政府的赏识，使得唐绍仪此后有机会参加多次外交谈判，并一次次取得重大胜利。
袁世凯擢升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后，重用唐绍仪为天津海关道。唐绍仪不负厚望，他通洋文也懂洋法，可与外商直接沟通，将天津海关治理得井井有条，积累了许多经验，为摇摇欲坠的清廷亏空的财政源源输血，提供了比上一任多出许多倍的关税白银。袁世凯出任山东巡抚时，唐绍仪协助袁处理最为棘手和微妙的外交事务，为袁平安度过义和团及八国联军之祸立下了汗马功劳。
1902年，英国入侵西藏，攻陷拉萨，清朝驻藏大臣令西藏地方政府与英国签订了《拉萨条约》，严重损害了中国的主权。清政府向英国政府提出谈判照会，唐绍仪成为此次谈判的最佳人选。经过一系列的准备，唐绍仪于1905年2月率代表团抵达印度加尔各答。在谈判过程中，唐绍仪以流畅的英语发表讲话，评点各国宪法大纲，并对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政体、地貌、物产、人情、风土等进行评述。唐认为应该废除英、藏签订的条约，因为这个条约不合法。英国代表不得不心悦诚服，同意继续谈判。谈判地点转移到北京后，由于唐绍仪的坚持，加上英国政局的变动，在英方承认中国在西藏的主权的前提下，两国签订了《中英新订藏印条约》，英政府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个地方政府，从属于中国。尽管该条约仍然使清政府失去了一些权益，但在当时的情况下，能够维护西藏主权，无疑是唐绍仪最大的贡献。
此后，唐绍仪升官，并且参与主持中日、中俄关于东北问题的谈判。在客观条件十分不利的情况下，他力争避免损失过多的权益，抑制了日本在东北扩张侵略的野心，并完全拒绝了俄国企图保留在东北利益的要求。可以说，唐绍仪是当时中国X政府中少有的现代意义上的事务官。
自1906年起，唐绍仪先后被委任为全国铁路总公司督办、税务处会办大臣、邮传部左侍郎。不用说，他是一个干才。
1907年，唐绍仪任奉天巡抚，并负责东北地区的对外交涉。他企图引进英、美资本，修筑一条贯穿东北全境的铁路，以制约日本，但英商在日本的抗议下退缩了；唐绍仪又打算联美制日，计划依赖美国资本开发东北来遏制日本。翌年，美国以部分庚子赔款退还中国X政府，唐被派为专使，赴美活动，并响应德国皇帝的号召，争取建立中、美、德三国同盟。
武昌起义爆发后，清廷起用袁世凯为总理大臣。袁世凯任命唐绍仪为南北议和北方总代表，赴上海与南方革命军总代表伍廷芳谈判议和。孙中山归国抵沪，很快跟唐绍仪见面。两人“同乡里，彼此一见，以乡音倾谈，握手称孙中山，似故交。此后不三五日而一晤，尽掏肺腑”。自此，唐绍仪的思想有了新变化，对孙主张的西方议会制表示赞成。他是袁世凯的代表，却有了自己的主见，他以“清廷不足保全，而共和应当推动”作为自己参加议和的指导思想，并规劝袁世凯：“共和已成定局，乃人心所向，惟一之法，立与孙中山周旋。”
可以说，正是南北和谈，使唐绍仪的人生自我由事务官向政务官跃进。他的独立倾向，使谈判的几件关键事项，如停战、召开国民会议确立国体、优待退位的清廷等，迅速达成协议，为南北统一、清帝退位、建立共和政府奠定了基础。
但由于唐绍仪在和谈中未能尽如袁世凯之意，对南方让步过多，引起了袁世凯的不满，在中途被撤销了总代表资格。袁亲自出马，以电报方式与伍廷芳交涉，并不断地对革命军施加政治、军事压力。和谈的结果是清帝退位、建立民国、孙中山临时总统的职位让给袁世凯。但由于伍廷芳、唐绍仪在议和中所签署的条款已产生重要影响，辛亥革命的成果最终得以巩固，使革命党人处于较有利的地位。
1912年3月，唐绍仪出任内阁总理。他认为“孙中山的思想、袁世凯的实力”是中国统一的发展基础。他的内阁因此成为“同盟会中心内阁”，他挑选宋教仁、蔡元培、陈其美等同盟会骨干成员入阁，分别担任农林、教育、工商总长，使同盟会会员在政府中占据多数。一周后，唐绍仪由黄兴、蔡元培介绍，孙中山监誓，加入了同盟会。曾担任清政府外务部侍郎、邮传部尚书、奉天巡抚、袁总统内阁国务总理的唐绍仪，竟加入了革命党的同盟会!唐绍仪勤于公务，注重办事效率，使政府呈现一派新气象。
这个当初袁世凯的部属此时跟袁平起平坐了，他显然走得太快了，因此遭到了袁世凯的反击。袁世凯多次暗示他“有所为、有所不为”，他都没有听进去。1912年6月初，直隶省议会选举王芝祥为直隶都督，袁世凯不予承认，并抛开总理附署权，公布另任命令。唐绍仪见《临时约法》已遭到破坏，“彻悟袁之种种行为，存心欺骗民党”。唐绍仪的反应是，宣布辞职。袁还假惺惺地说：“才任职四个月，怎么就辞了呢？”唐绍仪回说：“也不算短了。”两人的缘分到此结束。
此后，唐绍仪寓居上海经商。1913年袁世凯暗中指使刺杀宋教仁，唐绍仪予以强烈谴责，并拒绝袁世凯拉拢其复任北洋军阀政府总理。1915年，袁世凯复辟，唐绍仪与蔡元培、汪精卫联名致电，警告他应“取消帝制野心，并辞职以谢天下”。护国军兴起后，唐绍仪再次致电袁世凯，劝其退位：“……近闻报悉撤销承认帝制之令，而仍总统之职。在执事之意，以为是可敷衍了事，第在天下视之，咸以为连吃道丧，为自来中外历史所无。试就真理窥测，今举国果有一笃信执事复能真践前誓，而真心拥护共和者乎？……此次举义，断非武力可解决，为执事劲敌者，盖全国人心，人心一去，万牛莫挽。此陈惟一良策，则只有请执事以毅力自退，诚以为约法上自有规定相当继承之人，亦正无俟张皇也。”这个喝过西洋墨水的政治家劝说袁世凯，只有退位才是“惟一良策”，他要求袁“为国家计，为公(袁)计，例当引避、辞职”
可以说，由于唐绍仪没有留下多少自己的文字，我们今天已经难以想象他的心理。这个西方文化中熏陶出来的中国第一代政治家，跟清末民初的众多政治人物有所不同，跟李鸿章、袁世凯、康有为、梁启超不同，跟成年后才去西方的孙中山等人也不同，他确实有着西方人对政治的豁达。因此他一生都有着十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