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教员！”几个小孩抢着答，

    “李教员说，认了字就能看报，看报了就知道国家大事。”

    “那你们知道什么国家大事？”

    一个小孩举手：“日本投降了！咱们打赢了！”

    另一个小孩补充：“还有美国！美国那边也在打，美共快赢了！”

    贝克尔笑了。“你们知道美共是什么吗？”

    小孩们互相看了看，那个胆子大点的说：“李教员说，美共就是美国的共产党，跟咱们一样，给穷人打天下的。”

    贝克尔站起来，拍了拍小孩的头。

    “好好念。念好了，将来去给美国的小朋友讲咱们陕北的事。”

    中午饭是在贺老栓家吃的。

    小米饭，炒洋芋丝，一碗腌萝卜，还有一碗鸡蛋羹——贺老栓婆姨专门做的，说德国同志来了不能光吃洋芋。

    贝克尔吃了两碗小米饭，把鸡蛋羹分给了贺老栓的两个孙子，两个小家伙端着碗吃得头也不抬。

    饭后，贝克尔跟贺老栓坐在窑洞里对了一遍村里的台账。

    人口、劳力、耕地、牲畜、公粮、出工、识字人数、民兵人数、卫生员人数、合作社股金——记了满满一本。

    贺老栓三年前连自己名字都写不利索，现在能照着台账一项一项汇报了。

    “老栓，你这个村长干得可以。”

    贝克尔合上本子。

    “还不是你们教的。”

    贺老栓嘿嘿笑，

    “头一回上训练班，你讲合作社组织，我一句听不懂。

    后来你拿贺家湾做例子讲，我才闹明白。

    现在村里的事——开会、记工分、收公粮、调解纠纷——都有个章程。

    老百姓知道什么事找谁，找完了有结果。

    这个章程立起来，比给钱给粮都管用。”

    贝克尔从窑洞里出来，站在场院边上往远处看。

    川道两边的山峁上，新开的梯田一层一层绕上去，像等高线。

    山梁上有人在放羊，羊群白花花的一片。河滩上修堤的号子声还没停，一长一短地传过来。

    远处延安城的方向，隐约能看见宝塔山的塔尖。

    他想起三年前刚到延安那天，下了车第一眼看见的是城墙上的弹痕——1935年打仗留下的，还没补完。

    街上冷冷清清，铺面关了一半。

    干部们住在窑洞里办公，一张桌子几个人合用，文件用马兰纸印，印出来黑一块白一块。

    他从柏林带来的一箱子书，被边区干部传着看，看完了还要在扉页上签个名再传出去。

    现在呢？

    延安城里开了新华书店，门口天天有人排队买书。

    鲁艺排了新戏，隔三差五在中央大礼堂演。

    抗大的学员一茬接一茬地毕业，分到各根据地和前线。

    边区政府发了布告，要在全区推广新式农具和良种，每个乡设一个农技员。

    前几天他碰到从晋察冀过来的干部，说那边也在办识字班、建合作社、修水利，做法跟陕北这边差不多。

    贝克尔从口袋里摸出笔记本，翻到空白页，写了一行字：

    “贺家湾。九月。堤快修完了。识字班正常。

    张有福收五石，送娃念书。合作社工分制有效。

    干部能看台账。基层政权架子立起来了。

    下一步：农技员培训，合作社扩股，扫盲班向山沟小村延伸。”

    写完了，他把本子揣回去，对贺老栓说：

    “老栓同志啊，过几天乡上办农技员短训班，你们村报两个人来。

    要年轻的，识字的，肯学的。回去喂猪养鸡种地都用得上。”

    贺老栓点头：

    “行。我让张有福家大小子去，那娃聪明，念了半年书，记工分比我还快。”

    贝克尔笑了笑，背起布包往川口走。贺老栓在后面喊：

    “汉斯同志，下回来多住两天！我让婆姨给你包饺子！”

    贝克尔摆了摆手，没回头。

    走出川口，拐上大路，延安城在远处看得清楚了——宝塔山、清凉山、凤凰山，三山夹着延河，河两岸的窑洞和房子密密麻麻。

    路上有赶集的骡马，有挑担子的货郎，有背着铺盖卷去乡上报到的干部，有穿着灰布军装、胳膊上缠着识字班袖标的后生。

    路边一棵大槐树底下，几个老汉围着下棋，棋盘画在地上，棋子是石头子儿，旁边蹲着个五六岁的小娃看得入神。

    贝克尔从槐树底下走过去。一个老汉抬头看见他，喊了一声：

    “汉斯同志，来杀一盘？”

    “不会下棋！”

    贝克尔用陕北话回了一句。

    老汉们哈哈笑。

    贝克尔也笑了，继续往前走。阳光照在他背上，暖烘烘的。

    他摸了摸口袋里的笔记本，里头记着贺家湾的台账数字，字写得飞快，但自己能认出来。

    三年前他刚来的时候，笔记本上记的都是问题——这里缺粮，那里没干部，识字率太低，合作社搞不起来。

    现在翻开新记的这几页，问题还有，但更多的是“试了有效”“能看台账”“报了两个人”。

    一页一页摞起来，就是一个村子往上走的路。

    他加快了脚步，想着回去赶紧把贺家湾的经验写出来，油印几十份，发给各乡参考。

    延安的油印机这两年换了新的，油墨也好了，印出来清楚得多。

    ................................

    第二天，贺家湾的识字班设在村东头一孔废弃的旧窑洞里。

    窑洞不大，进深三丈，宽一丈五，土炕拆了改成三排矮桌——土坯垒的台子，上面铺着高梁秆编的蓆子，就是课桌。

    黑板是木匠用三块杨木板拼的，刷了锅底灰，用久了中间磨出一片发亮的区域，像一面黑亮的镜子。

    粉笔是用石灰掺黄土搓的，写起来掉渣，写完了满手白。

    贝克尔每周来贺家湾上两堂课，礼拜三下午教大班——十岁往上的孩子，带点成人扫盲性质；

    礼拜六上午教小班——六岁到九岁的娃娃，纯启蒙。今天礼拜六，小班。

    贝克尔推开窑洞门的时候，里头已经坐了二十几个娃娃。

    小的五六岁，趴在矮桌上流鼻涕；大的九岁，坐得端端正正，膝盖上摊着石板和石笔——石板是山上打的页岩片，磨平了当写字板用，石笔是滑石条，写完了用破布一擦就干净。

    几个小姑娘头上扎着红头绳，是识字班发的——上个月全乡识字比赛，贺家湾拿了第三，乡上奖了一把红头绳和两盒粉笔。

    “起立！”

    班长是个十岁的男娃，叫贺铁蛋，贺老栓的孙子，嗓门大得吓人。

    “坐下。”

    贝克尔摆了摆手，把布包放在土坯讲台上，掏出课本。课本是边区教育厅编的《识字课本》第一册，油印的，封面画着一个扛锄头的农民和一个拿枪的战士，

    底下印着“抗日救国，人人有责”。

    贝克尔自己加了一本手写的教案，用柏林带来的硬壳笔记本，里面是他这几年攒的教学笔记。

    “上堂课讲到哪里了？”

    贝克尔用陕北话问。

    “讲到了‘田’字！”

    底下七八个娃娃抢着喊。

    “对。‘田’字。谁能上来写？”

    五六个娃娃举手，最积极的是个扎红头绳的小姑娘，叫翠翠，七岁，张有福的闺女。

    贝克尔点了她。翠翠跑上来，踮着脚在黑板上画了个方框，里头画了个十字。

    “对不对？”

    贝克尔问底下的孩子们。

    “对——”

    “好。今天讲三个字——‘人’‘口’‘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