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如果国家的收入减少到一定程度，那便无力修建大型水利等公共设施；遇到了大地自然灾害无力赈灾；农民起义或是外敌入侵则没钱打仗。  总之，一个国家财政收入过少，那么这个国家离灭亡之期也就不远了。

    每次读明朝地历史时。  朱棣总是恨得牙痒。  明朝地活力固然远远不如唐宋，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  那么大一个“发达国家”，到了后期却是赈灾也没钱，打仗也没钱！原先朱棣认为明朝没钱是因为没有系统地累进制税率，为了让最穷苦的百姓也有条活路，明太祖只能将税率定得极低。  然而令朱棣失望的是，如今已经颁布了累进制税率，却没想到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纳税人们却以“请人代替挨打”的办法拖欠赋税。  若是不解决这个问题，以后生长在深宫大院的皇帝多半会以为百姓拖欠赋税是没办法，因此只好减免——崇祯皇帝没有数学头脑，征收地三大饷加起来每亩也只不过几斤（顶多十几斤）稻子，却被言官们哭喊几声就放弃了这个能够挽救明朝的办法。

    论性格的残酷程度，朱棣自认拍马也赶不上这具身体原先的主人。  但是对于逋赋行为，朱棣的态度却比明成祖更为冷血。  朱棣一直都认为“农民都很纯朴忠厚”这句话很搞笑。  在力量弱小的前提下，大多数农民会遭受压迫剥削不假。  然而一旦力量对比发生变化。  抗租抗税、久佃成业已经算是温和的行为了。  暴*造反时，农民起义军不仅对地主残酷，对“阶级同志”同样残酷！从那些兽行中，朱棣看不出任何“纯朴忠厚”的迹象。

    明朝农业水平比同期地欧洲和日本要高，因此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明朝的单位劳动力创造的剩余价值要比同期的欧洲和日本要多。  就剥削程度而言，欧洲仅教会的什一税就要收取10%。  同时农民还需要向领主缴纳赋税，加起来自然远比明朝要多。  至于说日本，德川政府的逢二抽一不谈，在德川之前地战国时期，大名们的收税额度通常也在40%-60%之间。  于是可以得出另一个结论：明朝的自耕农（不计佃农，因为地主收取的地租整体水平在40%-60%之间）能够自由支配的物资要远远超出同期的欧洲和日本同行。

    ……既然如此，那些纳税人凭什么拖欠钱粮？！

    不过，若是采取过于强硬的措施却也不妥。

    因为，拖欠的赋税是历年积累而来，若是强迫欠税者立即补齐所有的拖欠钱粮。  补不齐就没收家产。  弄不好会引发剧烈的社会动荡。  因为，拖欠地钱粮都是历年积累而来。  采取高压手段。  大户或许能够在不伤筋动骨地前提下偿还拖欠赋税，但小户却有可能因此而倾家荡产。  按朱棣之前的想法，小民小户在当地活不下去就移民。  但永乐元年灾害不少，光赈灾以及安置灾民就耗费不少。  如今国库不算充裕，一动不如一静，这种时候采取强硬措施又似乎不妥。

    到底该怎么办呢？

    心中地结没能解开，朱棣便漫无目的的在常州街头逛来逛去。

    不知不觉，朱棣突然发现侍卫们围成一道无形的墙把自己堵住了。

    抬眼望去，原来，前面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聚集了一大群人。  大约担心皇上的安全吧，张辅便暗中指挥侍卫挡在了前面。

    见皇上目视自己，张辅连忙答道：“打听过了，今天是常州知县开衙处置拖欠赋税的事情/。  县衙太小，所以顺应民意在县衙门口的空地上审案。  百姓们都赶过来看热闹。  ”

    朱棣一晒。

    古代就是这样，大约是因为日常娱乐太少的缘故，百姓们竟然连观看打板子、砍头这种事情也兴致勃勃。

    本待转身离开。  但朱棣又突然想起昨天刚认识地那个陈小锋今天可能也会挨板子，于是心中一动，指着侍卫们说道：“让他们挤出一条路来，我要到最前面去看。  ”

    张辅顿时面露难色。

    若是其他情况，别说是挤出一条路来，便是让张辅在千军万马中杀出一条血路来他也不会眨一下眼。  但问题如果让皇上挤在人群之中，万一发生什么突发事件有个差错。  他便是有九条命也不够砍啊！

    张辅正期期艾艾地不知怎么回复，却见杨荣不知从哪里钻了出来。  对朱棣说道：“老板，我在旁边的酒楼订了一个雅间，二楼，在那间房可以清清楚楚看见县衙门前发生的事情……”

    朱棣用狐疑的目光看着杨荣，压低声音问道：“这种时候，能够看到知县审案的雅间还会空着？暴露朕的身份估计你不敢……你该不会是亮了自己的身份吧？”

    “皇上请放心，微臣哪会做那种糊涂事呢？”杨荣也压低了声音嬉皮笑脸地答道：“那雅间确实已经有客人订了。  不过。  有钱能使鬼推磨，我可是足足花了两贯钱才让原先地客人让出位置的……两贯钱啊，微臣得整整喝六天西北风才攒得回来呢！”

    见杨荣露出一副心疼无比地守财奴模样，朱棣不禁失笑。

    杨荣的本俸虽说只有十贯，不过京官拿双俸，加上云骑尉岁禄八十五贯，合起来每个月是二十七贯，放到后世差不多相当于八千到一万——虽说对于官员而言这种月薪也不算很高。  但杨荣毕竟只有六品嘛。  况且，杨荣是天子近臣，还时不时能够得到皇上的赏赐，因此无论如何也称不上贫困。  此时杨荣装出这副模样，无非是逗朱棣一笑罢了。

    当发现常州知县准备审理拖欠案件时，朱棣的注意力就已经转移了。  因此不象之前那么郁闷。  现在被杨荣一逗乐，更是顿觉心爽气畅，种种窒闷、郁抑、忧煎、沮丧心绪一扫馨尽。

    朱棣便转身朝酒楼走去。

    伙计眼尖，见到杨荣后立即高唱一声：“楼上雅座请！”

    侍卫众多，自然不能都跟着朱棣身边。  纪纲领着一些人在酒楼外守着，马三保则带着一些人留在一楼大堂，装成散客的样子各自点菜。  张辅和杨荣跟着朱棣进了雅间。

    点完菜，合计六贯三百文铜钱——相当于七品官员的月俸，其丰盛程度自然可想而知。  茶博士沏上茶后不久，流水般端上菜来。  这座雅间的位置确实是好。  县衙门口那一大块地方看得是一清二楚。  待朱棣发话后。  张辅和杨荣也坐上了桌子，一边吃一边朝楼下望着。

    衙门口聚集地人越来越多。  无数如蚁的人有老有少有妇有幼，有的吵叫有的哭闹有的说笑，嗡嗡蝇蝇的议论声搅成一片。  这些围观的人一边说话，一边对紧闭的衙门指指点点。

    饭吃到一半，底下突然传来兴奋地鼓噪欢呼声，“林太爷升衙罗，噢嗬……”

    朱棣探头望去，果然衙门已经大开，衙役们手执黑红水火棍都一字站在衙外，正在推着向前涌动的人群，呼喝着虚打。  不多时，一个头戴乌纱帽、身着青袍团领衫、腰间束着素银带的七品官员跨出了县衙门槛。

    这名知县中等个子偏瘦，但他的眼神凌厉，只是随随便便地站在那里向下扫视，滚腾翻闹的人声便由近及远便安静下来。

    “父老乡亲们，”林知县扬声说道：“大家喜欢看拖欠赋税的案子，我林某人顺从民意，在这里立地断案！”

    “拖欠赋税地粮长以及典史里正，都来了么？”

    一旁的衙胥赶紧说道：“回明府大人，都在签押房侍候着呢！”

    “带上来！”

    不多时，一群人便被带了上来。  林知县并不自己做决定，而是向身旁的吏员咨询意见。

    在一旁的吏员的指点下，先是验明了正身，然后林知县便例行公事地询问欠税人现在是否能够补足欠税。  答案惊人的一致：不能。

    这时，其中一个吏员又建议知县下令杖责那些欠税者。

    围观群众全都屏息吸气，全神贯注地盯着衙役们实施肉刑，整个场子里除了偶尔几声小孩的哭闹之外，便只剩下“噼里啪啦”的板子声和挨打者鬼哭狼嚎的喊叫声。

    见林知县没能识破粮长们拖税欠税的手段，朱棣冷哼一声。

    “某事宜行，却被吏员阻止；某事宜止，却听从吏员建议实施，如此无能……”

    杨荣盯着朱棣，眼中满是古怪地神情。

    朱棣察觉有异，往杨荣望去，见杨荣不自然地将视线挪开了，心中不免有种不祥地感觉。

    从朱瞻基开始，明朝的皇帝就并不掌握低品官员地任命权了。  这是客观条件造成的：七品以下以及不入流的官员就不说了，仅仅知县就有一千多个。  开国皇帝除外，后世的皇帝都是生长于深宫内院之中，认识的人有限。  若是由皇帝直接任命知县，那多半只能闭着眼睛瞎点了。  所以，低品官员一般都是吏部提供名单，内阁讨论确认，然后交由皇帝盖章即可。

    明太祖和明成祖由于精力充沛，因此还偶尔直接任命低品官员，但数量也不多——仅知县的职位就有一千多，皇帝就算认识那么多人，也不可能对他们都非常了解。

    朱棣仔细回忆着，脑海里突然出现了一个人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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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永乐元年第八章能员     第八章 能员

    林知县……常州……林海！

    这时，林海的资料浮现在朱棣的脑海里。

    林海，字原——古人一般都是双字，单字极为罕见，朱棣见少识寡，只知道屈原也是单字。  林海是大地主的庶子，因师从法家而不屑于死读四书五经，因此没能考上功名。  好在家族在当地颇有势力，一番运作之下，好歹成了一名吏员。  在当地县衙任掾时，职内事务，处理快捷，深得知县的赏识，称赞他干练通敏，廉介无私。  明太祖为保证封建官吏的铨选与任用，推行三途并用之策，明成祖遵行不悖。  永乐元年时，林海吏期已满九年，按例应允给赴京考职。

    明初当官主要有三种途径：进士监生当官，荐举当官，吏员当官。  然而到了明朝中后期，荐举当官和吏员当官的路基本上被堵死，只剩下进士监生当官一种途径。

    荐举当官的缺点是比较容易形成**。  但朱棣规定了“首告无罪”制度，因此通过贿赂而获得“荐举”的难度大增。  为了保证荐举制度有效，还可以规定被荐举者无能或犯法则荐举者连坐。  当然，连坐的规定不能太苛刻——汉武帝诏令郡国贡举贤才，由于选令过于苛刻，竟造成各郡未荐一人。  可见，察举法规过严或过宽都不行。  所以朱棣准备这样规定：被荐举而为官者，未曾升官前失职，则荐举者连坐；若被荐举者升官后失职，则考察提拔者连坐。  这条规定容易导致被荐举者仕途艰难。  但朱棣对此并不是很在乎。  既要保留荐举这条路，又要尽量减少**，还要保证被荐举者仕途顺利……世间哪有那么多十全十美的事？

    相比之下，朱棣更反对吏员升官地路被堵死。

    应当说，科举是一种非常成功的选拔制度，十八世纪时启蒙运动中，不少英国和法国思想家都推崇中国这种公平和公正的制度。  甚至有人称科举是中国文明的第五大发明。  但如果将科举考试神化，则又犯了绝对化的错误。

    在朱棣看来。  最佳的办法是以科举制度为主，然后将“荐举制度”以及“吏员考满迁转制度”作为有力补充。

    吏员当官的正式说法应该是“吏员考满迁转制度”，是指吏员三年一考核，“一考满迁转”、“二考满办事”和“三考满出身”。  也就是说，如果吏期任满九年，每次考核都能考满，那么这名吏员就获得了做官地资格。  这种制度在明初执行得还不错。  可惜在明代中后期，由于科举制的日臻完善，“吏员考满迁转制度”便逐渐名存实亡了。

    吏“不入流”，由长官自己“辟召”，身份其实是民。  也就是说，官僚都是“国家干部”，吏却只好算作“以工代干”。  他们是官府中地“服役人员”，其身份与衙役（更夫、捕快、狱卒之类）并无区别。  只不过更夫、捕快、狱卒或服劳役，或服兵役，胥吏则提供知识性服务而已。  因此胥吏地位极低（常被呼为“狗吏”），待遇也极低（往往领不到薪水）。  此外，还有一条规定，就是胥吏不能当御史。  也不能考进士。

    由于明朝吏员不得参加科举考试，而中后期又极难得以通过磨勘考满而出仕，这不仅埋没了大量人才，也造成吏员的腐化堕落——对于断绝了升官希望的吏员来说，既然被剥夺了精神追求的权力，那也就唯有进行物质追求了。

    别看理论上在处理国家事务和地方行政时是官领导吏，但由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