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袁绍便与韩馥等人合谋，打算拥立大司马、幽州牧刘虞为皇帝。

袁绍选择刘虞，肯定也是经过了深思熟虑的。首先，刘虞是袁绍的老同事，以前共同为何进效力，又共同策划消灭宦官，情投意合；其次，此时袁绍已经再婚，他的后妻姓刘，而前妻李氏则退出了历史舞台，也许早就去世了。前往河北并再婚，袁绍与光武帝刘秀在创业初期的这2件事上出奇地相似，其中必然暗藏玄机。可惜有关袁绍私生活的资料太少，不便臆测。但以袁家一贯的婚姻策略看，不是“海内知名”的豪门英才，根本没有结亲的资格，而与袁绍联姻之后，这个家族的成员应当也会在袁绍集团内占有显赫的位置。公元190年后，与袁绍关系密切的刘姓男子有4人：刘虞、刘岱、刘表、刘备。刘备肯定不会是袁绍的姻亲，从刘表后来给袁谭、袁尚写的信来看，他与袁绍也无联姻关系，那么袁绍的后妻刘氏就很可能是刘虞或刘岱的家人了。

刘虞是汉光武帝长子东海恭王刘强的后裔，刘强本为光武帝太子，但在其母郭皇后被废后也遭废黜，改封东海王。刘岱则只能算作汉高祖刘邦的直系后裔，因为他的祖先——刘邦的儿子齐悼惠王刘肥是刘邦的第一个儿子，又是刘邦年轻时背着妻子吕雉与一个姓曹的女子幽会所产的私生子，生前地位低下，其后代也从未登上过帝位。所以，刘肥和刘强可以说是同病相怜。按《三国志·程郭董刘蒋刘传》，初平年间（也就是袁绍起兵反董卓时），刘岱“与袁绍、公孙瓒和亲，绍令妻子居岱所。”“和亲”的意思是通婚，袁绍让妻子儿女到刘岱处居住，显然是把刘岱当作家里人看待了。所以基本上可以肯定，袁绍的后妻刘氏是兖州刺史刘岱的姐妹或女儿，因此刘岱会带头帮袁绍组织反董卓联军。袁绍要另立皇帝，推举老同事刘虞而不举亲家刘岱，自有避嫌之意。笔者怀疑，早在刘虞出镇幽州、袁绍劝何进杀宦官时，这个秘密计划便已经拟好了。

袁绍的家庭

袁逢

袁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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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氏∞高躬袁基李膺……→李氏∞袁绍∞刘氏←……刘岱袁术袁氏∞杨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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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干（过继）……→袁谭袁熙袁尚袁氏∞蹋顿袁曜袁氏∞孙权杨修

在拥立新君之前，制造舆论当然是必要的。按照史籍中的说法，赞成袁绍这一计划的似乎只有韩馥，而包括刘虞本人和袁术、曹操在内的众多人士都激烈反对，此事于是不了了之。其实，如此大事不可能那么简单。

首先，韩馥给袁术等人写信，再次宣称献帝不是灵帝之子，诸侯应当仿效陈平、周勃，废杀伪帝，迎立明君。刘虞的功德品行天下无双，为其他皇室成员所不及。光武帝刘秀的第5世祖是景帝之子长沙定王刘发，刘秀后来以大司马领河北军政，以此平定天下；刘虞的第5世祖是光武帝之子东海恭王刘强，如今刘虞也以大司马领幽州牧，仿佛光武帝再世，逢5必兴，我等理应拥戴。同时，有关刘虞将会当皇帝的图谶、符瑞也层出不穷，济阴人王定就献给袁绍一枚玉印，上面刻着“虞为天子”的字样。总之，一切都按照王莽、刘秀以前当皇帝的程序，照葫芦画瓢，充斥着腐朽的迷信色彩。

对于袁绍、韩馥宣传的这一套理论，袁术丝毫不接受。他虽然也和其他袁家成员一样迷信，但只迷信对自己有利的预言，比如可以与他的字“公路”互训的“代汉者当涂高”。刘虞如果立为皇帝，功劳算不到他袁术的头上，便宜全让袁绍占了，这种理论可不能信。袁绍于是又亲自给袁术写信说：“我和韩馥拥立刘虞，是为了共建永世之道，让海内见再兴之主。现在西边的那个小皇帝没有刘家血统，公卿以下都媚事董卓，怎能信任？我们就该守住地险，卡断其经济来源，由他们死在那里面。东方圣君一立，太平时代便可立即降临，你还疑惑什么？我们全家遇害，不想想伍子胥的故事，怎能再事奉仇人 ？[-3uww]违天不祥，希望你再仔细考虑一下。”

袁术回信说：“圣主虽然年幼，却聪明睿智，具备周成王的品德。贼臣董卓趁乱进京，胁迫大臣，只不过是汉朝历史上的一个小挫折罢了，很快就会复兴。我袁家祖祖辈辈秉承忠义，太傅心地善良，虽知董卓必为祸害，但是出于对皇上的忠心，不忍离去。现在我家遭遇灭门惨祸，幸好有远近亲友豪杰踊跃相助，不乘此时上讨国贼，下刷家耻，而想着另立皇帝，这种话我不想听。你说皇上‘没有刘家血统’，不是诬陷吗？又说‘我们全家遇害，不想想伍子胥的故事，怎能再事奉仇人 ？[-3uww]’这不是和董卓所想所作的一模一样吗？全心为国的忠臣，怎能做出这等事？国君和上天一样，你难道可以拿上天当仇人吗？我一颗赤心，志在消灭董卓，不懂别的大道理。”从此，袁绍与袁术兄弟绝交。

尽管没有获得足够的支持，袁绍与韩馥还是自称大将军（同时出现二位大将军史无前例，很可能是韩馥称大将军，袁绍仍称车骑将军），以便让自己主持废立之事合法化，随后派使者去见刘虞，请他即皇帝位。刘虞坚决不答应，还说宁可去投奔匈奴，此事于是暂且搁置。不过，公孙瓒等人后来屡次以此事批评刘虞，说明刘虞未必真的不想当皇帝，只是看支持自己即位的人不多，暂时还没有胆量而已。随后，刘虞派从事田畴等人前往长安，向献帝宣誓效忠，并请朝廷东归，希望借此洗刷自己的谋逆之名。田畴、公孙瓒等人都表示反对，田畴又劝刘虞先取公孙瓒，以求巩固自身势力范围，而不是与董卓集团搞好关系，刘虞却不听。

在反对袁绍、韩馥拥立刘虞为帝的人物中，据说还有曹操。按照《三国志·武帝纪》的记载，袁绍曾经获得一枚玉印，给曹操看，曹操表面上笑，心中反感。此事非常可能是真的，而且此玉印大概就是济阴人王定献上的那枚“虞为天子”玉印。王沈的《魏书》则说，曹操此时当场发言，公然反对袁绍的计划。不过，按照这部史书的说法，曹魏的全体君臣都是圣人，曹操更是战无不胜，算无遗策，永远英明，永远正义，永远忠于汉室。这样的史书并非完全不能信，但总得提防它歪曲事实。实际上，凡是早年的曹操及其部属发表的支持汉献帝的言论，无不出自王沈的《魏书》。显然，这部著作的主要宗旨，就是把曹操描述成一向尊奉汉献帝的忠臣。因为只有如此，曹丕代汉才能被解释成正当的行为，而曹魏也不至于被贬低成篡位而来的伪朝。袁绍厌恶与董卓关系亲密的献帝，在当时是众所周知的事实，所以《魏书》中的曹操就必须与袁绍脱离原本的附属关系。

事实应当是，曹操当时刚刚带领千余名散兵游勇抵达河内，看到袁绍要另立皇帝，只感到有些吃惊，并无实力和意愿公开反对。袁绍此时也并不重视这个屡战屡败、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曹操，甚至把新来的周昂置于曹操的地位之上。曹操当时不可能有什么发言权，按照《三国志》的记载，曹操只不过是笑笑而已，只是到后来才自我解释说“恶之”。需要注意的是，直至公元195年为止，曹操从未干过任何对献帝有利的事情。董卓从入京开始，直到袁绍、曹操出奔之间，除了废少帝、立献帝之外，根本没办过什么大事，至多不过是指使吕布杀丁原而已。如果不是名为帮少帝复辟，实为帮袁绍打江山的话，曹操又为什么要和袁绍同时出逃呢？难道是为了给丁原报仇吗？假如当时曹操对汉朝的忠诚度胜过他对袁绍的忠诚度，并相信献帝的确是灵帝聪明睿智的亲生儿子，能成为比少帝更好的皇帝，那就理应支持董卓，而不是反对他。

袁绍、韩馥计划拥立刘虞为帝的消息当然也传到了洛阳的董卓耳中。为了拉拢刘虞，他在四月加封后者为太傅，但袁绍等人没有允许诏书抵达刘虞的手中。随后，董卓又派遣大鸿胪韩融、少府阴修、执金吾胡母班、将作大匠吴修、越骑校尉王瑰等大臣东行。多种史料都说这些大臣的出使目标是袁绍，这恐怕不可能，因为董卓此时刚杀了袁家50余口人，袁绍岂肯和解？更可能是董卓试图借袁绍拥立刘虞，诸侯意见不统一之际，予以分化瓦解。但袁绍、袁术对此早有准备，使者一进联军势力范围，便纷纷被抓起来杀掉。只有韩融因为本是党人，和袁绍早有交情，所以幸免于难，带着族人跑到家乡颖川郡的密西山中避难。胡母班是王匡的妹夫，王匡受袁绍令，杀胡母班祭旗衅鼓，也为自己留下了隐患。

除了外交方案之外，董卓也使用分封的方法对抗袁绍。徐荣在汴水大破诸侯联军以后，升任中郎将，备受董卓信任，于是向董卓推荐自己的同乡、原冀州刺史公孙度。董卓便拜公孙度为辽东太守，命他联合东北边境的各个民族，以便袭击袁绍的大后方幽州和冀州。公孙度取得刘虞的许可，经幽州抵达辽东郡之后，立即屠杀了当地支持袁家的百余家豪强，随即东伐高句骊，西击乌桓，北联鲜卑，又乘青州刺史焦和去世之机，南越渤海攻取青州的东莱等县，实力迅速膨胀。公孙度于是自称辽东侯、平州牧，改设辽东郡为平州，分置辽西、中辽二郡，又划山东半岛的东北部为营州，拜部下为刺史，郊祀天地，行为僭越，以至于称辽东王。从此，公孙家族便开始了他们在东北近半个世纪的统治，直至公元238年才被司马懿所灭。

经过4个月的消耗，酸枣诸军终于吃完了全部军粮，于是一哄而散。而在袁绍的默许下，刘岱杀害了为组织这次联军立下大功的桥瑁，又派部下王肱继任了桥瑁的东郡太守。对于东郡的重要战略地位，前文已有叙述。一年后，这里将成为全中国最炙手可热的战场。

五月，因为在迁都时染病，司空荀爽在长安去世。因为内战的原因，荀爽的遗体不能返回故乡颍川，只得暂时就地安葬。

袁绍见献帝西迁，而董卓军主力忙于在洛阳抢夺民财，似乎准备撤退，便派河内太守王匡及从事韩浩为先锋，挺进洛阳对岸的河阳津，试图强行渡河。董卓率军在黄河南岸布阵，摆出要阻止王匡渡河的态势。而在夜间秘密派精兵从小平津渡河，从背后发起突袭，大破王匡军，几乎将其全歼。王匡狼狈逃回，袁绍无奈，只得派他到泰山老家重新募兵。韩浩的舅舅、河阴令杜阳被董卓军生擒，董卓想要以此迫使韩浩投降，韩浩坚定地拒绝。袁术听说此事，便表韩浩为骑都尉，将他从袁绍处拉拢过来。由此，袁术与袁绍两兄弟的关系更趋恶化。

因为战事升级，军费紧张，董卓一方面命吕布等人发掘陵墓，抢夺民财，另一方面又取消了秦朝和两汉沿用4百余年的五铢钱，改铸小钱，以便节约用铜量。即便这样，国库中的铜仍然不足，董卓又将洛阳及长安的铜人、铜钟、铜马等大件青铜器全部熔化，用以铸钱。这样一来，市场上的货币流通量突然暴增，而商品总量却不断萎缩，导致了严重的通货膨胀，一石谷子可以卖到数万钱，百姓纷纷放弃了金属货币，改而以物易物。

公元191年二月，董卓见徐荣、公孙度诸将连战连捷，自以为功德盖世，便指示献帝拜他为汉朝历史上空前的要职“上公”太师，比刘虞的太傅更高一级。此前，只有王莽曾按照《周礼》的记载，设立太师、太傅、太保三员“上公”，以太师王舜为百官之首。董卓当了太师，还不满足，又要仿效姜子牙和管仲，称“尚父”。幕僚蔡邕劝他应当耐心，等到消灭东方的敌人之后再加尊号，董卓采纳了这个建议。

蔡邕似乎很有先见之明，因为董卓虽然已经打败了诸侯的东路军和北路军，但还有南路军需要对付。随着袁术、孙坚的荆州、豫州军投入战场，战局立即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公元191年春，豫州刺史孙坚离开袁术在鲁阳的冬营，与部下颍川太守李竁、副将程普、祖茂、朱治等人率军北上，抵达梁县阳人聚（今河南省汝阳县东北）。董卓闻讯，便派陈郡太守胡轸为大督护，吕布为骑督，华雄为都督，率军经大谷关南下迎战。关于这支部队的规模，《汉末英雄记》说是5千，《三国志·孙破虏讨逆传》则说是数万。以可信度论，《三国志·孙破虏讨逆传》以吹捧孙坚为主旨，而《汉末英雄记》叙事持论似更公允一些。不过，当时孙坚军多达数万，胡轸身为大督护，又辅以吕布、华雄等名将，只带5千兵有些太少，也许是步兵数万，骑兵5千。

胡轸虽然受董卓信任，但性格急躁，与属下的关系搞得很差。他看到军队纪律很差，便叫嚷要杀军官，吕布听了不喜。按照董卓事先制定的战术计划，他们首先抵达阳人聚西南的广成县，打算从后方包抄孙坚。当时天色已晚，部队都饿着肚子，而吕布等将领坚持要突袭。胡轸无奈，只得连夜进军，结果因为过于疲劳，攻城不下，大溃而还。次日，胡轸军在广成休整完毕后再次攻城，但孙坚已有准备，他们无功而还。而据《三国志·孙破虏讨逆传》记载，孙坚本在鲁阳城东门外，送长史公仇称去豫州调遣军粮，董卓军突然出现，孙坚镇定自若，带着部下徐徐入城，董军不敢攻城。这两件事的情节颇为相似，只是发生地点不同。

虽然击退了胡轸军的围攻，但孙坚看到敌众较多，阳人聚难以守住，又打算去与应当归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