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环境保护得很好。民风文弱是生活方式的自然后果，官吏坐轿、妇女缠足的习俗都是起自这个时代。

从内政的观点来看，宋朝的成就绝对不比其他任何朝代差，但可惜的是安内并不足以攘外，宋朝之亡是亡于外患，这是一个非常值得警惕的事实。近代西方学者论国家利益时，认为生存为首要，如果政府不能确保其国家的生存，则其他一切成就即令再显著，结果也还是等于零。宋朝的往事在这方面足以发人深省。

大魏之所以比宋朝要好一点，云铮觉得，其实主要是四大边镇的功劳，特别是云家和周家。宋朝政府对于文人采取尊重和优待的态度，对于武人则采取轻视和抑制的态度。所谓“文人管兵”的原则在宋代的确已做彻底的实施。宋朝以科举取士，有“一考定终身”的趋势。甚至有人说，“状元及第，虽将兵数十万，恢复幽蓟……献捷太庙，其荣无以加”(引尹洙语)。在这样的风气之下，职业军人感到自惭形秽，完全丧失自尊心，而且人微言轻，对于国事根本没有发言权。另一方面，文人都向考试的窄门里钻，读书就是为了应考，于是一切经世之学也就无人讲求。所以南宋刘克庄有诗云：“先皇立国用文儒，奇士多为笔墨拘。”

而大魏则不然，太祖皇帝麾下的几员大将各有其兵，以至于太祖自己也没法削掉他们的兵权，于是干脆做出相信他们忠心的模样，赐封出八大世袭罔替的名门世家，并且将它其中外四家分镇边疆。如此一来武人的地位得到了保障，武人在朝中也还有说话的全力。而云周等家在朝中也有势力，所以文人并不能完全压制武人，于是大魏倒是扛住了辽国和西夏的侵扰，直到现在发生内乱。

然后，便是变法。无论宋朝的变法，还是大魏的变法，都变出了大麻烦。宋朝的变法，后来不少人说宋朝亡与执拗君子王安石；而现在大魏之所以焦头烂额，也未尝不是万昌大用秋临江的缘故。

一般人都知道王安石变法，实际上，宋代共有两次变法：一是仁宗庆历三年的范仲淹变法；二是神宗熙宁二年的王安石变法。前者可以算是后者的先声。

仁宗深感辽夏交侵，而财政又已达崩溃边缘，遂决定重用“以天下为己任”的范仲淹，要他负改革之责。范氏遂提出十项政见以为变法张本(即著名的“十事疏”)。其项目为：(1)明黜陟；(2)抑侥幸；(3)精贡举；(4)择官长；(5)均公田；(6)厚农桑；(7)修戎备；(8)减徭役；(9)覃恩信；(10)重命令。概括地说，前五项是属于人事改革的范围，最后两项则以提高行政效率为目的，只有第六和第八两项与经济有关，而与国防有关者则仅为第七项。

由此可知范氏的看法是必须从根本着手，首先改进公务员的素质，并提高行政效率，否则其他的政策即令再好也无法推动。这种观念毫无疑问是正确的，但必须假以时日，始有成功的希望。

仁宗几乎全部接受他的建议(仅第七项恢复府兵的观念因朝臣反对而被否决)，但是范仲淹的改革计划却与士大夫(官僚集团)的既得利益冲突，于是引来极大的反对。仅仅一年的时间已经使他感到难以招架而只好自动求去。仁宗也不敢与举国汹涌的公众意见相抗，遂干脆打消变法的念头。

但变法的要求事实上依然存在，范仲淹的尝试虽然失败，不到30年王安石又继之而起。王安石的变法不仅规模较大，而且时间也较长，所以其产生的冲击以及在历史上的地位也远超过范仲淹。王安石受到神宗特达之知，于熙宁二年为相，到熙宁六年，先后共5年，新法次第成立。到熙宁七年四月，暂停新法而王安石也随之罢相。八年二月复相，九年十月又去，从此不再起。但神宗仍继续推行新法(元丰八年即1085年神宗逝世时大部废止)，直到哲宗元祐元年其全部废止，所以新法之实施，先后共计17年之久；

所谓新法的内容相当复杂，而且项目繁多，不易列举。概括言之，可分三大类：(1)经济政策，如“均输”、“免行”、“方田”、“水利”等；(2)社会政策，如“青苗”、“免役”、“和买”、“市易”等；(3)国防政策，如“保甲”、“保马”、“置将”、“军器监”等。关于王安石的变法又有下述几点特别值得注意。(1)他与范仲淹有极大差异，即范氏重视人事和行政改革，而他完全不考虑这些问题，只重视新制度的建立。有人认为这是儒家与法家，也就是人治与法治两种思想的差异，实际上并不尽然。王安石从未以法家自居，而且常以孟子自命。真正的原因可能是他看到范仲淹的失败而有所警惕，并且知道人事是一个非常敏感的问题，不欲因此而树敌过多。(2)王氏的新政几乎都是长远计划，对于当前的难题并不能提供立即有效的解决方案。宋朝的大病为贫与弱，而问题的关键即为如何消除冗兵与冗官，他的新政对此可谓文不对题。反而言之，为了推行新政，他更增加机构和人员，而为了立边功，自然也不能裁兵。(3)王氏的作风非常特别，大致说来，他对于旧的东西几乎完全不动(这可能是害怕反对)，但同时又增设许多新东西。此种叠床架屋的办法完全不合乎行政管理的原则，所以他的改革效率极差。

王安石的新法虽然勉强推行了17年，但其最后的失败则为注定的命运，绝非任何人力可以挽回。因此，后人对其失败的原因其实不必花费太多笔墨去加以检讨。在另一方面，值得指出的是，新法即令能获得相当程度的成功，对于宋朝的弱势也仍然不会有太多的补救。宋朝的病到神宗时已经很严重，要想治疗必须动手术或注射特效药，而王安石所开的药方只是一些温补剂，好像维生素等，这种药固然有益于健康，但不能治重病。所以就事论事，宋朝的两次变法都是徒劳无益的。

已故当代战略大师，法国博弗尔将军曾经指出：人类的命运受到两个因素决定，一个是哲学思想，另一个是战略。战略固应接受哲学思想的指导，但适当的战略选择又是保证哲学思想得以实现的惟一途径。范仲淹和王安石都不缺乏哲学思想，但却未能选择适当的战略，此实为变法不成的主因。

云铮此刻的心思是，大魏已经无可救药了。虽然如果现在没有了巴匪、浙匪，大魏朝廷看上去仍然能算一个富足的朝廷，但实际上云铮觉得，其根子已经烂了，他现在已经少了很多顾虑，这个大魏，不能再由林家的人乱折腾下去了。

宁鹏轩忽然出现在帅帐内，没有人知道他是怎么来的，出了云铮自己。

“风哥，林坚约你今夜虎牢关上一叙。”宁鹏轩平静的道。

云铮瞥了他一眼，问道：“他想做什么？”

“他说，他有先帝留给他的亲笔诏书，证明他是被迫潜伏于乱贼林旭麾下的。”

云铮笑了笑：“答应他，就说本帅今夜必到，让他决定地点吧。”

宁鹏轩没有多劝什么三思而行，他知道云铮必然是有必胜的把握，知道林坚不能将他如何才这么说的。

“是，风哥，那我去了。”

“去吧。”云铮回头坐下，淡淡地道。

卷五 千军万马避白袍 第58章 天府之战（一）

就在云铮答应与林坚会面的同时，周家军在周晔的指挥下，兵分两路，南下进入天府之国四川，正式开始干涉四川，谋求东西割据。

周家关中军南下，一路由周晔亲自率领，一路由大将华骋率领，两军一共十二万大军，号称三十万大军，气势汹汹而去。

关中军的主力，原本一共十五万左右，从去年开始增加到十八万，后来皇室的龙翔卫和凤舞卫都开始扩军，而北疆云家军也不甘示弱，鹰扬卫也开始扩军，这样的情况下，周家自然不会坐视不理，自然也一样把虎翼卫扩大到了十二个卫，这样周家的总兵力就超过了二十万。这一次周家军南下，周家很是犹豫了一番兵力部署，原本周晔觉得要保持绝对优势一举解决蜀中，最好是一次出动十五万以上的大军，但家族内部觉得西边有西夏的威胁，而东北的云家也很难预料，万一两者有一者动了，五万军队恐怕不顶用，所以最后只好留下八万大军镇守关中，周晔率领十二万精锐南下。

周晔欲攻占四川，以当年秦对六国之势面对可能崛起的云家，也是很正确的战略。

众所周知，长江、黄河分别流贯中国南方和北方。四川和关中在南、北方都据上游之势。诚如前人所论：“自蜀江东下，黄河南注，而天下大势分为南北。故河北（黄河以北之地）、江南为天下制胜之地，而挈南北之轻重者又在川、陕。夫江南所恃以为固者，长江也，而四川据长江上游，下临吴、楚，其势足以夺长江之险；河北所恃以为固者，黄河也，而陕西据黄河上游，下临赵、代，其势足以夺黄河之险，是川、陕二地常制南北之命也。”

在几大战略要地中，论山川险固，无如四川。四川是典型的盆地地形。中国地形中东西向的山脉与南北向的山脉在这一带纵横交错，形成封闭完整的盆地。青藏高原上一座座大型山脉东西延绵，至四川西部嘎然而止，成为四川西部屏障；秦巴山地横亘其北，为其北部屏障，也是中国地理上的南北分界线；巫山分布于其东；折向西南，经大娄山而与云贵高原相接。

在盆地外围的每个方向，都是重山峻岭，层峦叠嶂，防护之厚非其它地域可比。四川的西、南两面地形地势险恶，在古代多属羁縻之地；东、北两面是其与外界的主要联系方向。

四川每被称为天府之国。四川境内，长江及其支流呈向心状汇入盆地底部，东流出川。江河冲积，形成肥沃的平原，宜于农业生产。四川地区物产丰富。《汉书》地理志载巴、蜀、广汉等地“土地肥美，有江水沃野，山林、竹木、蔬食、果实之饶，南贾滇、僰偅，西近邛、笮马旄牛。”常璩也曾记载过蜀地的物产，称“其宝则有壁玉、金、银、珠、碧、铜、铁、铅、锡、赭、垩、锦、绣、犛、犀、象、毡、牦、丹黄、空青、桑、漆、麻、苎之饶。”四川地多盐井，获利丰饶。

四川的开发比较早。战国时，秦蜀守李冰营都江堰，灌溉良田千里。秦汉时期，蜀地富商闻名天下。东汉初，中原饥谨，而蜀地“沃野千里，土壤膏腴，果实所生，无谷而饱；女工之业，履衣天下；名材竹斡，器械之饶，不可胜用；又有鱼盐铜铁之利，浮水转漕之便。”诸葛亮隆中对策之时，称益州是“天府之土”，“民殷国富”。唐、魏时期，益州富裕与扬州相埒，赋税为天下最。

昔人常称蜀道艰难，实际上，这主要是说四川与外部之间的交通条件很差，而在四川盆地腹地成都平原，交通条件还是比较好的，所谓“浮水转漕之便”主要是利用长江及其支流建立起来的江河水运系统。长江下通东南，主要支流氓江、沱江、涪江、嘉陵江、乌江、金沙江则通往盆地四周，岷江、沱江、涪江、嘉陵江尤为盆地腹地的交通要道。涪江在历史上通常谓之内水，岷江在历史上通常谓之外水，沱江在历史上通常谓之中水。三水皆为成都与重庆之间往来的重要通道。成都和重庆是这个水运系统的两大枢纽，分居其上下游。

四川与外部的联系主要是通过其东、北两个方向。长江三峡是其与东方之间的往来孔道，嘉陵江及其支流河谷低地是其与北方之间的往来通道。两个方向的往来通道俱极险要。大抵东面为水路，行江道；北面为陆路，行栈道。这两个方向又分别归重于两大重心：重庆和成都。

由重庆东出，经三峡可入湖北，大抵以夔州为其门户，瞿塘关（亦称江关、捍关）即在此处；从成都北出，由金牛道、米仓道可入汉中，另由阴平道可通陇上，大抵以剑阁为其门户，剑门关即在其附近。

夔州即今奉节。《读史方舆纪要》称夔州“控带二川，限隔五溪，据荆楚之上游，为巴蜀之喉吭。”夔州扼守江关，为四川的东面门户；从东面入川，不下夔州，便无可能；一下夔州，便已过三峡之险，而夺蜀之东面门户。故王应麟称夔州为“西南四道之咽喉，吴楚万里之襟带。”

战国时，巴楚相攻，楚置捍关以拒巴。东汉初，公孙述割据益州，遣将军任满下江州（今重庆），东据捍关，后又遣田戎出江关以攻夷陵；东汉大将岑彭攻益州，先破田戎，入江关，益州东面门户遂开。三国初，刘备为收复荆州，率大军出川攻吴，在夷陵惨败之后，退屯白帝，扼守江关；刘备死后，李严屯白帝城，以备东方。西晋灭吴，王濬楼船之师自益州东下白帝，以攻吴之西陵。东晋时，恒温讨李势、朱龄石平焦纵，也都由白帝逆江西上。南朝刘宋为控御三峡一带的蛮夷，特设三巴校尉，治白帝城，以确保益州与东南联系的畅通。隋灭陈，杨素益州之师，亦由白帝而下。唐平萧铣，李靖率军自益州出夔州。五代时，王建、孟知祥先后割据四川，也都以夔州为其东面门户。北**蜀，刘光义由归州进克夔州，因以入川。明初，明升据蜀，傅友德从北面进攻，汤和从东面进攻，蜀军固守翟塘，汤和百计攻之，才下夔州，遂与傅友德合围成都。

川东地区虽以夔州为门户，其形势之重却归于重庆。三峡上下，两岸皆崇山峻岭，长江水道在这一带犹如一个细长的瓶颈，东出宜昌，西出重庆，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