间才能算是优秀的士兵，谭延闿显然不能让自己所有的军队都能够达到这一目标，唯一能够做到的便是采取比西方军队更大的训练量，更加严酷的军纪，更加接近实战的军事演习和参与真刀真枪的剿匪行动来提高军队素质。

也许剿匪是中国军队唯一在训练方面强过西方军队的“训练方式”，晚清腐败的政治外加沉重的赋税水平和贪官污吏的巧取豪夺，使得民不聊生，这也促进了土匪这一行业的兴盛。有些土匪团体固然是迫于无奈，不过他们的凶残程度不亚于贪官污吏带给普通百姓的灾难，比如河南、山西、陕西、察哈尔、热河、甚至是东三省都是盗匪横行的地区。

自从第一批北洋军训练成军完成后，便开赴河南剿匪开始，几乎每一批的北洋军在必要的军事调动之前，无不处于剿匪状态，就是这样才保证了直隶三省内部土匪禁绝。当然这除了北洋军的武力威胁之外，地方政务在谭延闿的带领下大为好转，厘卡撤除，官府赋税压力大为降低所致，可以说只有军事威胁和政治清廉才可以让老百姓活下去，而像山西、陕西、热河等地就没有北洋军这么强力的控制能力，而官面上的控制能力更加薄弱。

土匪的战斗力很弱，武器大多还处在大刀长矛的层次上，仅有的热武器不过是鸟铳，和北洋军的武器不在一个层次上，所依仗的不过是对地利的熟悉。在谭延闿看来自己的正规军和土匪作战，除了保境安民稳定社会形势之外，最大的作用不过是让这些新兵蛋子见血，对自己的职业有所认识——等到了真正的战场上，敌人不会给你机会，而剿匪可以让正规军尽快地进入自己的角色。

新训练出来的这四个师只是完成了基本的军事训练，而谭延闿则需要他们担负起更多的任务，以让自己的北洋老兵解放出来对那些对自己并不服气的地方势力好好上课，以便让他们认识到自己也不是他们随意可以糊弄的——现在的政令很难在全国通行，谭延闿虽然已经做好了充足的心理准备，但是在自己北方的地盘上，显然地方势力还拿他不当一回事。所谓一山不容二虎，对于这些不识时务的家伙，谭延闿的选择便是将他们连根拔起。

第八师将会派往山西、第九师进入热河、第十师前往察哈尔，第十一师进驻吉林府，这四个师是巩固加强新政府对北方省份的控制，同时他们面临的考验便是在老兵的指导下进剿当地的土匪组织——对于新兵来干这样的活，伤亡是不可避免的，但对于提高战斗力却是非常有效的。相对于这四个师未来自爱剿匪战斗中可能会遇到的麻烦，他们的前辈所吃的苦头要大多了，只是现在老部队对于剿匪已经形成了自己的一套经验，派出一定的参谋军官来辅助，加上他们原先部队的军官多半也都干过类似的工作，可以将损失降到最低。

不光是直隶三省在训练新兵，清朝的旧式军队也被新政府所继承下来，不过经过裁汰之后，根据谭延闿的意见对于旧式军队进行大规模整编——进行严格的统计，军饷由陆军部后勤处统一核发；年龄超过三十岁者一律裁汰，家中可以补充一人适龄男子继续参军；年龄超过三十岁低于五十岁者会被安排到铁道兵和农垦兵中分置……

根据不完全统计，经过种种途径分流之后，新政府直接控制管辖的区域，正等待整编和正在整编的军队数量达到近四十万之多，像云南、江西、广西、甘肃和贵州等控制力弱甚至是没有控制力可言的省份，则还没有计算到其中。根据陆军部的估算，全国陆军如果依次整编的话，总数将会达到六十万，这个数量正好和谭延闿所需要的中国陆军数量总数相接近，这些军队配合国内交通网的建设应该足以满足中国的国防需要。

沈静等谭延闿所熟知的幕僚都持这一观点，就连留德士官系和陆军参谋部也是如此看法，只是甚至世界大战严重性的谭延闿却觉得即便自己真的有六十万大军在手，为了谋求更大的利益，也稍显不足。不过世界大战距离现在还有十几年的功夫，随着国力的增强等十几年后中国养得起百万雄兵自然也不在话下。不过谭延闿心中却很清楚在面对俄国人的时候，陆军的重要性自然不必再提。

在长辛店、小站、威海卫、胶州湾这是全国正规军的“诞生地”，长辛店成为训练营的时间并不长，但是经过几个月扩充改建之后也成为一个规模庞大的新兵训练营。按照陆军参谋部的计划，所有旧式军队整编计划都在这四座军营中进行，整编一支开走一支，等待整编的则先在原驻地进行基础体能训练。军队的番号继续沿用北洋的番号一个个叠加下去——一切都是草创阶段，什么事情都需要摸着石头过河，标准不标准什么的，还需要看以后的演变。

作为中国第一武力的京畿卫戍师到现在算是完成了基本的军事技能训练，他们的训练难度远比其他整编军队要高得多，按照谭延闿定下的淘汰制度，同事训练的四个师最优秀的士兵将会补充到京畿卫戍师当中。今后在四大练兵场接受整编的军队也会延续这一传统，最优秀的士兵将会经历严格的考核进入京畿卫戍师，也就是说在京畿卫戍师至少两年的训练过程中，它的内部构成将会是中国最充满竞争气氛的地方，能够留下来的无不是所属兵种中最优秀的士兵。

六月德国亨利亲王乘船在天津上岸，谭延闿和总理沈静亲自到码头迎接，随后双方在北京展开了一系列的会谈，在亨利亲王访华的一个月当中，双方达成了众多政治、经济和军事协议。谭延闿异常重视与德国的交往，在他看来这个时代固然是靠强横的实力才能够达成一定的目的，但是通过外交手段一样可以谋求很多利益，尤其是处于中国现在这种状态。德国方面显然也想从中国身上得到某种利益，当然作为他们的老对手，德国人很清楚在这位年轻总统身上想要占到一些非份的便宜是不大可能的。

亨利亲王和谭延闿算是非常熟悉的，威廉二世能够派他来中国在很大程度上也预示着想要通过相对和平和公平的方法来达成协议。与威廉二世一样，谭延闿同样想在德国人身上捞取一定的好处，严格意义上说，德国和美国在承认中国政府合法权的问题上是推了中国一把的，正是因为它们的率先承认才让中国谭延闿的政权打开了外交的新局面。

与美国不同，德国的国际地位比美国要高得多，而且谭延闿在经营中美关系上用心远比德国要深的多——在他看来美国是长期投资，而德国是短线投资。不过在中国新政权刚刚建立之初，德国便很快的予以承认，这实在是出乎谭延闿的预料之外，当然德国的举动固然有它的政治利益，但是这种支持对他而言是非常宝贵的。

谭延闿满足了亨利亲王对无线电电报技术专利的要求，德国则在化工、电气技术上进行专利转让。现代舰船技术综合性越来越强，电气技术在其应用上直接反映到战舰的火力系统上——电动炮塔和供弹系统都极大的依赖于电气系统的先进与否，德国西门子公司在这方面拥有极为先进的技术，北洋的造舰工业系统在这方面起步非常晚，对进口的依赖程度极高，这项交易的达成也意味着北洋造舰系统在国产化方面又迈进了一步。

亨利亲王的这次来访，中德两国之间达成的最大一项交易便是针对俄国威胁的秘密条约——《中德北京密约》。俄国在谭延闿而言是心腹大患，而德国承受的压力远比中国要大得多，不过威廉二世领导的德国只是在政治和外交上和俄国隐约对峙，而谭延闿则是要挽起袖子要和俄国人大干一场。

《中德密约》达成的过程远比亨利亲王想象中的要快，密约中涉及到双方海陆军军事交往、武器装备交易等一系列针对俄国的条约。对于德国收获最大的便是德国可以向中国派遣一支精干的常驻远东舰队，中国方面为其提供胶州湾为常驻军港——这是威廉二世数年前想要通过武力谋求而落空的设想。

不过德国可以获得胶州湾的使用权，这是付出了经济代价的，每年租金十二万英镑，煤水等其它费用另算。事实上威廉二世当年谋取胶州湾是为一支还并不存在的舰队在远东找一个海军基地，但谭延闿并不认为德国能够拥有这个海军实力。法国和俄国也曾达成过类似的协议，俄国可以使用法国在地中海的军港，而谭延闿认为即便德国和中国也达成了类似的条约，从战略上和实用性上来说，对威廉二世的吸引力是强大的，但是对德国而言却并非如此。

德国使用胶州湾军港的租金并不贵，折合白银一年不过八十多万两，这种交易更多的是照顾到德皇的面子问题，谭延闿则将其归为“带有一定军事色彩的商业交易”，并非是将胶州湾卖个德国人当成海军基地。

“德皇威廉二世在某种程度上而言是一个好大喜功的人，德国人为了彰显其国力，他肯定会派出一支在德国看来非常不错的小型舰队……”谭延闿笑着对沈静说道。

沈静则似乎有些担忧地说道：“凭借我们的实力，只要有个两三年的太平时间，巩固国内政局同时发展军事，应对俄国的威胁似乎应该不成问题……将德国人引进来到时候你怎么把他们再送出去？这恐怕又是一个不小的麻烦……”

谭延闿摇摇头笑着说道：“如果为了应付俄国人，我们大可不必借用德国人的力量，就算｛“99down｝德国人到时候真｛“.net｝的愿意履行｛“99down｝密约条款｛“.net｝，恐怕多半是政治上的而非实质上的军事帮助……”

“那你这么做是为了……”

“项庄舞剑意在沛公！这不是长远打算，而是向英国人施压……我们需要英国放弃对我国海关的控制，而当德国人的远东舰队真的驻扎在胶州湾这样敏感的地区的时候，就该轮到英国人着急了……”谭延闿冷冷地笑道。

“这么做代价时不时太高了些？寇青他们正在和各国公使团进行相关谈判，想来问题应该不大……”

“关键在于我不想付出英国佬开出的价钱，我们虽然苦心经营发展起了一批重型工业企业，能够实现自己建造的战舰达到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国产化，但是这些工业并不能够给老百姓带来实实在在的实惠，也不能让农业人口占到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中国变成工业化国家。英国人想要在中国开建大型工矿企业，它是在做梦！”谭延闿不屑地说道。

“可是凭借我们的实力，想要将中国从农业国完成向工业国的转变，单靠自己的力量是绝对不够的……”

“这不过是时间问题，本质上而言想要完成这种转变，没个四五十年是不可能做到的，但我们中间可以凭借某种机会来走捷径，外国人在中国建几个百十人或是上千人的工厂这问题并不大，不过他们瞄准的是中国的矿产资源，这是我所不能忍受的——中国在工商业方面是肯定要开放的，但是这个开放的时间表却必须要由我们自己说了算才行，不是赫德、金登干之流来作主……”

第二百七十四章 纵横

虽然这个时代在中国生活的外国人远比谭延闿前生记忆中后世大都市中一个城市的外国人数要少得多，但是能够在这个时代生活在中国的外国人可以简单的被谭延闿分成两种人——一种便是以赫德、金登干、朱尔典为代表的最难对付的外国人，和他们打交道远比和他们背后的政府打交道要困难的多，他们对中国的情况非常了解，熟悉中国政治生活中的一切潜规则，对于维护列强国家在中国的利益无比得上心，这种责任心甚至超过了本国政府在外交渠道上的关注度；另外一种就是像美国公理会牧师溥明恩那样的外国人，他们虽然也有类似赫德那样的品质，但更多的是虔诚的教徒，在中国热心于办学校、办医院。

显然谭延闿对类似赫德这样的外国人是极为排斥的，当然从另外一个角度而言，赫德等人的敬业精神也为他所佩服——他手底下的外交官和赫德这样的外交老手相比实在是太过稚嫩了，他们虽然明白这个时代国家生存的准则，但是在手段运用和政治嗅觉上，显然比赫德他们差了不知两筹。中国的外交官走向成熟还需要时间，谭延闿也理解这一点，除了给他们时不时的予以点拨之外，还专门在已经更名为北京大学的原京师大学堂中设立了国际关系专业，用以培养专门的外交人才，并且将这些外交官员派送出国，到美国、英国、德国和法国的大学中去深造。

只要现在想到并且积极的去做，一切都不会晚，在谭延闿看来中国有至少十年的时间等待这些外交官成熟起来，到时候在欧洲陷入世界大战的泥潭中，就是他们大显身手的好时机。其实不光是外交人才，对于中国而言中国缺少的人才实在是太多了，展现在谭延闿面前的虽说不上是一个千疮百孔的中国，但无论是兴办企业、学校、军事系统等等方面，对新式人才的渴求是非常大的。

在人才需求的驱动下，谭延闿除了加大力度创办更多的新式学校之外，还对旧有的科举制度进行改革——自从建立新政权以来，谭延闿和他的新政府便开始制造舆论攻势，取消科举考试制度，不过新政权成立之后对于科举制度的最终处理决定一直都没有下发，似乎在这件事上处于拖延不决的状态。

在科举考试这件事上，显然新政府并不认同这项延续千年的选拔官吏制度，不过谭延闿等人也不敢贸然就这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