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其这里还曾经埋葬过德国荣耀的海陆两军。

随着外交局面的打开，国内的局势愈发对谭延闿有利起来——南洋水师和广东水师在第二周萧轩海上船队到达之前便易帜，福建在潘敏的第七镇得到浙江之后，便向其投降，计划之外的福建轻松落入谭延闿的手中；而广东水师的反水让王之春失去了最后抵抗北洋陆军的本钱，他本来还要筹集军队来应付越来越嚣张的革命党起义军，在萧轩船队抵达之后，他干脆明智的选择了投降——张之洞发给王之春的一封劝降电报起了很大的作用。山西、陕西被第五镇所取得，现在正忙着剿匪和安定民心。

到了起义后的第二十天，谭延闿所有的预定计划全部达到目标，江西、广西、云南、贵州这四个北洋没有顾得上的省份在随后的六天内陆续易帜归降北洋政府，一个月后新疆、甘肃、青海、三省也通电全国易帜，只剩下蒙古和西藏没有明确的表示归顺的态度，不过谭延闿对此并不着急，有这些省份已经足够自己施展的舞台，蒙古和西藏就算再牛也蹦不出他的手掌心。

在与俄国和英国打交道的阶段，谭延闿意识到这个时代什么都是假的，只有手中的实力和心中的决心才是真的，实力要人看得到，自己的意志和决心同样也要让对手感受的到，用最直接的方式让对方知道自己的意图，只要手中的实力够强，对方也唯有让步——毕竟现在的欧洲很热闹，谭延闿相信往后的欧洲会更热闹。

如果说谭延闿对新政权不满意的地方的话，并不是他手中的军事力量不足，也不是政府运作问题，而是他手中没有一个高效运作的外交部。尽管他在起义后亲自坐镇外交部来主持新中国的外交工作，但是一个优秀的大脑配在了一个全身瘫痪的病人身上，这个大脑就算再优秀，没有躯体和四肢的配合，这个人能够做的事情还是非常有限的——在英国的首相索尔兹伯里和大臣张伯伦分道扬镳各自向各自认为正确的方向做出外交努力的时候，谭延闿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欧洲的外交风云一日三变，而不能有任何举措。

索尔兹伯里和张伯伦在外交政策上虽然有很大的分歧，但是他们两人无论走哪条道路，若是成功得手的话，那中国都将会成为其外交政策的牺牲品，甚至会让暂时安定下来的外交局面又变得更加复杂——原本被谭延闿踢出局外的国家会重新返回这个餐桌。谭延闿的外交政策非常简单，就是要破坏各国列强试图在中国的联合行动，至少他得到了美国和德国的支持，这也算是他的一项资本。

在与英俄之间的外交危机解决后，谭延闿得到了更充足的练兵时间和布置全国政局的时间，萧轩在广东登陆之后以最快的速度占据了整个广东省的精华——广州城，以他手中的兵力而言，他进攻也许有些不足，但是要说防守周边数省的军队就算齐集广州城也未必能够拿的下来。王之春将一个完整的广州城交给了萧轩，不过萧轩按照谭延闿的电报将目前所能控制区域的政务都交给了由王之春领导的临时政府——推翻满清朝廷未必这个王朝所有的官员都不用，思想比较开明，作风比较廉洁的官员，这样的官员还是非常受谭延闿的欢迎的。

至少直隶三省内部的官吏体系基本上没有什么变动，这些北洋体系内的官员长时间接受各种考察，能力自然有高下，但是至少在廉政方面还是做的比较到位的。谭延闿不会去做光绪皇帝，启用康有为那样没有任何行政经验的人来管理地方，这些维新派的任用问题只是暂时搁置，就算要启用他们，他们也必须在基层一步步的来，根据能力来决定他们的升迁速度。

危机虽然过去，一切都在向好的方面发展，谭延闿的布局基本实现，起义的时机虽然没有选择的非常好，只是谭延闿感到自己已经无法压抑住心中的怨愤，同时也是对日作战成果的最大化考虑。不过一切都还算正常，国内并没有爆发大规模的战斗，北洋就像是一把锋利无比的利刃，轻而易举的破开了所有纠缠的死结，埋葬了一个旧的王朝，建立起一个现在并不是很理想的新中国。

除了在长辛店、威海卫、胶州湾和小站正在训练的四镇北洋正规军之外，谭延闿将自己的亲军营彻底打散，在北京又训练了一镇新军——京畿卫戍师。谭延闿做为一个知识分子，他并非是崇尚武力的人，但生活在这个武力至上的时代，无论从国家还是他个人的角度，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训练更多的精锐部队是绝对有必要的。

京畿卫戍师就是谭延闿心目中的“模范师”，他为此重操旧业亲自来负责这个全国最精锐的作战师从兵源选拔到训练的全部过程——谭延闿是想让他的“亲卫营”扩大成“亲卫师”，让自己的身边有一支全天候可以随意调动的军队。可以想象在中国政治的心脏有这么一支完全忠于谭延闿的军队，这对过渡时期的政治体制而言将会意味着什么，至少谭延闿知道乱世用重典，只有他的存在才会让北洋团结起来成为一个拳头。

正如躁动之后的茫然一般，谭延闿发动的是一场没有思想的革命，甚至不是革命，他只是轻轻地将清王朝推翻开启了另外一个时代而已，在这个时代的中国没有经历欧洲那样大革命前夕的启蒙思想运动，也就没有高涨的革命热情。谭延闿的武力和造反策略弥补了他在推翻清王朝时的民众基础的缺乏，同样也将革命的热情压制了起来，在老百姓看来这个江山不过是换了一个主子，即便是刚刚形成的新的知识分子阶层对此也没有对中国的变化有多少察觉，更多的是期待。

西藏和蒙古虽然没有表态加入新中国，不过谭延闿并没有放在心上，在这个弱肉强食的世界，自己的态度需要拳头的支持，只要拳头够坚硬则可以完全无视对方的任何抗议。西藏和蒙古不表态没有关系，谭延闿自信他可以凭借拳头来让那些农奴主和王爷们知道什么是服从。

新政权初创，尽管有沈静、陈飞、寇青、郭正等人的全力辅佐，新政府的架子算是搭建了起来，不过一切都显得非常简陋。按照中国传统的“有兵就有权”的理论，新政府的政令还无法下达到全国所有地区，尤其是云南、贵州、广西、江西四省，北洋的政令根本不予理会。政治上的潜规则让新政府也直接忽视掉了这四个省份，既然这四个省份不服从中央政府的命令，那中央财政也不会拨给他们一文钱，凭借新充实起来的国库，谭延闿正式于十一月一日成为中华共和国军政府总统，并于当日在北京天安门进行了一次比较简单的阅兵式——新政府就这样不是很引人注目的便成立了。

行政机构虽然简陋，但也许是正应了新政权的活力比清政府要强得多，谭延闿五年前在直隶三省建立的各种高等学校的毕业生从去年开始便陆续的毕业，现在正好派上了用场，被大量的充实到新的政府当中来。而谭延闿做为总统的第一号总统令白女士裁减全国所有的厘金哨卡，将全国的经济流通先激活起来，同时削减农业税百分之三十，地主地租必须削减百分之十。

谭延闿之所以这么快便开始发布行政命令，也是因为此时没有任何人对他形成行政制约，他的权力是不受限制的。按照他的设想，今年还有一个月的时间，各地组建资政院的命令已经下发，各地的资政院会在明年陆续建立起来。直隶三省的资政院自然是延续北洋时代谭延闿的那套，对于资政院他最大的念头便是筑起一道反腐的城墙，最大限度的杜绝腐败，估计剩下来的就是给自己找麻烦了。

资政院是把双刃剑，谭延闿需要它还要控制它的权力范围，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天津资政院的实践证明，这个机构在反腐方面还是卓有成效的，比谭延闿的私人密探机构运作更加有效更全面。除去反腐之外，谭延闿自认不是全知全能，中国那么大，各个地方都有不同的风俗习惯和特殊情况，有资政院的存在可以在制订政令的时候起到很大的作用，当然这也给了很多人维护自己圈子利益的机会，如果出现这种情况，那军队的价值就体现在这里了——虽然没有任何势力向谭延闿施压，不过按照谭延闿的设想和众多幕僚商议的结果，他给出了五年的军政时间。

目前国家的状况是军政，这种状态肯定是不正常的，军人干政无论对统治者的利益如何，但无可否认的是军人统治国家肯定是一件不正确的状态。现在开了这个头，谭延闿只用了不到十年的时间早就了留德士官系和他的北洋军集团，但是要想确保这个国家在没有他的情况下还能够沿着正常的轨道运作下去，消除这种影响至少需要三十年——北洋集团陆军军官的年龄实在是太年轻了，最大的到现在还不满三十岁，这么下去怎么得了？！

谭延闿现在撇开资政院强行执行他对国家经济的干预政策，通过削减土地租金，迫使大地主将财富向工业转移，抑制土地兼并，盘活国家的商业流通，同时也是让农民获得更多看得见的好处，以稳固自己的政权存在——谭延闿的北洋势力崛起速度快，它拥有无与伦比的破坏力量，和社会的富裕阶层瓜葛并不是很深，和普通百姓的距离更是比较远，处于一种不高不低的状态。

社会富裕阶层害怕北洋的破坏力量，面对枪杆子他们的选择唯有服从，只要谭延闿和他的军队团体一天不倒，这种恐惧就会实实在在的存在。社会富裕阶层是不会和谭延闿一条路走到底的，他只相信他亲手扶植起来的一些地方商人团体，但是光是讨好他们是不能满足政权的稳固需要，而谭延闿干脆便一边倒的讨好农民和社会的弱势群体，将他们的心笼络住，重新进行社会资源和财富的分配。

即便会得罪某些利益团体，在“民心所向”之下，谭延闿的武力才会得到最大限度的体现，收拾这些这些人跟碾死一只蚂蚁没有什么区别——北洋陆军士兵绝大多数都是来自于农村，他们本身便是属于社会的弱势团体，一旦有事发生，谭延闿完全可以借助留德士官系来发动士兵，推此及彼，他将会成为屠夫和保护伞的双层角色！

第二百六十七章 不断进步

虽然谭延闿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但是“第一号总统令”的施行效果是非常差的，不要说外省，就连北洋的老地盘河南省的实施情况都不是很理想，他甚至有种立刻带兵过去将河南那些土豪劣绅全部铲平的冲动。

对于政令并不通行，谭延闿就算再不能接受也没有办法，他将自己已经变成国家政府各个部门要害职位官员的幕僚们召集在一起重新划分了工作任务之后，将政务性的工作全部移交给了以总理沈静为首的文官之后，便一头扎进军营全心全意的去训练军队——他关心的只有军事，只有军事才能够保证政权的稳定，而对满清贵族的清算因为规模庞大，清算速度非常缓慢也十分繁琐，但为政权提供了充足的资金作为国库，只要有钱国内再麻烦的事情也容易解决。

对满清贵族财产的清算一直都在进行，除了真金白银之外，文物古玩自然是另外一个大头，这些东西按照谭延闿的吩咐都会被集中到紫禁城去，当作未来博物馆的收藏。真金白银自然是直接进国库，文物古玩也有自己应该去的地方，土地田产会通过土地置换集中到一起成立农场，分散的小块土地会被直接变卖，不过除了这些之外，满清官员存在银行中包括白银和各国外汇也是一项巨大的资产，但是这些资产也是最麻烦的——因为工商银行的存在，有相当一部分资金就在谭延闿的手里，自然可以直接进国库，而像存在英国汇丰银行、法国法兰西银行，美国的花旗银行、德国的德意志银行，还有刚刚开张不到两年的俄华道胜银行中的这些资金则会受到外国列强的干涉。

在起义之初，趁着各国政府还没有拿出对待北洋政府的确切态度之时，谭延闿在上海和天津通过电报等先进通讯手段在四天之内便从各国在华银行内取出了价值两千多万两白银的存款，各国银行在明白过来怎么回事的时候，立刻陆续禁止了北洋政府的提款，冻结了所有满清大员的账户，甚至连部分广东、上海和天津与谭延闿商业集团密切往来的富商账户也被冻结了。

满清贵族的存储途径涉及到国外银行占其财富总额的数量并不高，他们更习惯于存在票号和钱庄里，这部分资金北洋政府为了维持国内传统市场的安定而召集了钱庄和票号老板进行协商，算是政府寄存。只是对于国外银行趁机打劫的担心，才会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提出了如此多的巨款，弄得外国银行在华的银根紧缩，极大的伤害了其正常的商业运营，才会招致如此反弹，同时也提醒了外国银行对满清贵族的遗产也想要分一杯羹的想法。

远在上海主持电报局和轮船招商局的粱士怡被中华共和国外交部任命为专门负责与各国银行协调处置满清贵族存款事宜，外交部部长寇青则在临时首都北京与各国公使相互周旋。谭延闿只是临时抽出一些时间和各国列强公使们交换一下意见，对于满清贵族和一些汉人贪官在外国银行的存款，他给外交部的任务是绝对不能后退半步，必须全额追索，当然可以允诺在保证款项安全的前提下，可以不用立刻支取。

谭延闿的生活仿佛又回到了数年前刚刚训练北洋陆军的时代，他每天都泡在军营中，白天和士兵一起训练，晚上亲自给士兵上课。他的身份注定这辈子不大可能亲自走上战场，甚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