登上楼去。
  但并不意味着没有人过去，穿着一身汉式儒裙的徐灵芸便踩着木梯上了楼，在看着自己的丈夫，慢慢的走了过去。
  “相公，你是在担心天气吗？”
  面色阴沉的朱宜锋点了点头，现在他甚至没有心情去过问除去天气之外的任何事情，就连过去最关心的与北伐有关的事宜都没有一丁点兴趣。
  在他看来，那完全不是任何问题。军事问题，根本不是问题。现在真正的问题，是天气！
  “相公，你真的那么在意天命吗？”
  徐灵芸好奇的问道，过去自己的相公可不是这个样子。
  “我可以不在意，可是有人却很在意，灵芸，要知道现在有不少人，正准备借着这个天气来为满清张目！”
  想着那些自许“忠臣”的遗老遗少们在将来会以“不承天命”为由反对新朝，朱宜锋不禁冷声说道。
  “我不担心他们这么说，我担心的是将来会真的有人信他们的胡言乱语。”
  这才是最关键的地方！
  对于深信自己得位之正只有朱元璋才能与之相比的朱宜锋，需要面对的情况比朱元璋那时更恶劣——因为满清奴役中国已两百一十四年，在许多人心中满清就是正统。
  而天气极有可能成为他们的武器，用于攻击新朝“不承天命”的武器！
  “早晚非得他们统统收拾干净！”
  “相公，这可不像你啊！”
  从丈夫的话中听出那浓浓的杀意，刘灵芸不由的一惊，娇声说话时又依在他的怀中，这个怀抱是她所迷恋的安全之地。
  “你曾经说过，这世间根本就没有天命，所谓的天命，在于民！民之所愿才是真正的天命。”
  回头望着丈夫，徐灵芸那双灵动的美眸中闪动着满是信任、崇拜的神采。
  “相公，我记得你曾说过，民之所欲，牢记于心，民之所怨，恭心倾听，国之可安，既然国之可安，那天命自然归你，这所谓天意，又有何惧？”
  妻子的回答让朱宜锋一哑，望着怀中的灵芸，忍不住常叹一口气。这句话确实是自己曾经说过的，但这也不过只是说说罢了，毕竟，决定脑袋的是屁股，再说，即便是在一百年后，类似的话，不过只是文字罢了。
  看着妻子的目光，朱宜锋并不想打破她心中的那一丝纯真，灵芸就像是个长不大的女孩一样，永远保存着她那纯真的一面，或许，这正是自己一直对她宠爱有加的原因，和她在一起的时候，她总能带动自己最好的那一面。
  相比之下，容茗慧从来都没有给自己这种感觉，或许容茗慧很精明，但她似乎又太过聪明了一些。作为助手，她是一个很好的助手，但作为妻子……可如果是她的话，她会怎么劝说自己？
  想到因为怀有身孕一直在静心养身的容茗慧，朱宜锋可以想到她会说什么，
  她肯定会劝自己说——根本就没有什么天命！
  即便是有天命，那也不过只是人道之“天命”！
  再者，即便是有那所谓的“天命”。
  大不了，就逆天而为！
  默默思索着容茗慧会如何安慰自己，他看到那天空又一次飘起了雪，此时看着那细碎的雪花，他整个人感觉有些茫然，甚至他都没有注意到自己不经意间抱紧了怀中的妻子，而他的心底却在疑惑着。
  难道自己真的是在逆天而为吗？
  在这个念头涌出的瞬间，朱宜锋的眉头猛的一锁。
  逆天！
  难道说，满清真的还有几十年的气数？
  不！
  绝不可能，从来就没有什么气数。即便是有，也被自己给打碎了。
  逆天！
  最大的逆天是什么？是自己推翻满清？当然不是！
  最大的逆天是自己来到了这个时代，既然自己存在于这个时代就是逆天。那么逆天之为不就是自己应该做的事情吗？
  突然看着那铅色的天空，目光瞬间变得坚毅。
  即便老子要逆天，你又能奈何得我！
  是的，你又能奈何得了我！
  弄笑着注意翻看着那天，看着那天上纷飞的雪，这一次，他再也不像之前那样，满怀忧心，也不需要再去思考什么所谓的天意、所谓的天命、所谓的气数。
  别说这些东西都是子虚乌有之事，即便是有有能如何。
  天意大不过枪炮！
  天命大不过屠刀！
  当年他满清入关的时候，就是天意？当然不是，他满清做稳江山靠的又岂是天命？当然也不是！他们靠的是军队，靠的是屠刀！
  如此，他们才做稳了江山！
  实际上，历朝历代那些开国之君，未尝不是如此，他们所依靠的，从来都不是所谓的“天命”，他们所依靠的从来都是实力。
  只要有了足够的实力，那么“天命”自然也就到了他们的身上。是的，所谓的“天命所系”不过只是那些御用文人在那里玩弄的文字游戏罢了。
  有几个皇帝，真是的是“天之子”，真的是“受命于天”？
  没有，从来没有一个！
  既然如此，这所谓的“天命”又有什么大不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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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58章 曾氏

  “驱除鞑虏，恢复中华”！
  对于炎黄4555年的中国来说，怕是没有这两个句话更能震惊天下，曾经为满人奴役的汉家河山，几乎是朝夕得复。? ?
  在几个月前，天下还是纷乱不乱，当时还有士子在那里言道着何为正统，但现在，随着窃据江宁的“教匪”及其“匪酋”的覆灭，加之数省先后降汉的大好时局，使得争论嘎然而止。
  短短几个月间大半河山光复的现实，对于国人来说，这个过程来的有点儿突然，甚至于有点的太快，以至于在短期内，很多人甚至都无法适应这种变化。
  甚至在江西、四川的山区之中，面对官府要求剪辫子、蓄的官令时，显得有些无所是从，他们不知道应不应该减下那象征着奴役与屈辱的辫子。
  面对这种无所是众，人们哀叹着汉族的被压制，愤恼着满人奴役时的残蛮，渴望着“光复旧物”。汉家河山匡正之后，那“重见汉官威仪，峨冠博带”自然也就是瑞正常不过的事情，这是一种政治正确，辫子、马褂这一切都象征着奴役，象征着满清对国人的奴役，要废除！
  “重见汉官威仪，峨冠博带”——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大汉都督府布了装定制的书籍，不仅规定了冠式样，也对汉服的基本样式、板型尺寸、制作工艺、配件图片等等详细列出，以方便民众和官员们按图索骥，找自己心仪的裁缝制作出令人满意的衣服。
  一如的当年朱元璋尽废“蒙服”、“蒙俗”以恢复汉家传统一般，在这种政治正确下，包括马褂等满清的习俗先在江南被废除，在恢复汉制与人们的习惯中两者的冲撞间，在这片大地上上演着，而在南京这座新兴的国都中，更显其形，在南京这个因上万名军政官员的存在而令人们“有重睹汉官威仪之感”的城市，往往从衣着，就可以分出官员们的不同。
  在这里既可以看到那些穿着汉式官袍官员，人们看到了汉式的“峨冠博带”，同样也能够看到那些青年官员穿着仿军装的新式服装，这种新式服装，无论是常服、或是礼服都采用收腰修身的设计，凸显出穿着者的体态美，而且绝大多数人都是直接在成衣店定制，合身的衣着穿着这些官员身上，到是让这些年青人帅气许多，再加上定制的几种新式的型搭衬，更是显出青年人的精神。对于那些年长者来说，他们很难习惯新衣的硬领以及军人式的领扣，对他们来说，宽松的汉服反倒更受欢迎，“重睹汉官威仪”反而在这些年长的官员身上，得以重见。
  新与旧，传统与现代在南京奇妙的上演着。
  或许，在某种程度上，这也象征着这个国家正在生的变化。这种变化是如此的奇妙——古典与现代，过去与未来，复古与振兴，总之，现在这个国家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去应对着着这个“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正像数天前，南京的人们仍用自己的方式去迎接新朝的来临——中华帝国的到来。
  人们正在适应的变化不仅仅只是服装上的变化，还有年号上的变化——在过去的几个月中，这里的人曾经了邪教的伪号，亦曾历了炎黄纪元。
  在新皇登基之后，新朝的年号亦随之制定，通常按中国的习惯都是朝中的儒臣预先拟定几个备选年号，而后呈奏新君从中选择其一作为正式的年号，但是新朝的年号却是一个例外，它是由朱宜锋本人创制的。
  开宏元年！
  这是朱宜锋创制的年号，朝中的众员似乎能够理解这“开宏”之意，不仅仅只是“开创宏图之业”，更重要的“宏”通“洪”，有着“重开洪武之世”的含意。
  或许，新朝的国号行以“中华”，而未继承“明”，但其年号，无疑是在告诉世人，新朝与大明的关系，当然，这不过只官员们的臆想罢了，他们并不之知道的是，对于选择这个年号的人来说，他之所以选择其，原因非常简单，仅仅只是为了“开创一番宏图霸业”。
  “宏图霸业……”
  于下关的码头上岸，乘坐着马车朝着南京城驶去时，坐在车上的曾国藩的嘴唇轻动，道出了这么四个字来。
  在从电报中得知皇上选定了“开宏”作为年号之后，他就立即想到了这四个字，在他看来，这正像当年高皇帝选择了“洪武”一样，尽显其豪气。
  而且在曾国藩看来，皇上将要开创的，肯定将是一番“宏图霸业”，而决非是外界想象的“重开洪武之世”或者说“重开大明日月天”。
  实际上如果用这种眼光来看待这位皇上，那根本就是小瞧了这位中华朝的开国之君，若是他想“重开大明日月天”，又岂会用“中华”为国号？
  或许在过去的几个月里，他一直谨小慎微的当着这个江西巡抚，但从清降汉之后，他却得已知晓许多府中机要，可以用一种更直观的角度去看这位陛下，自然也知道，那位不过只有二十三岁的皇上，其志极大。
  皇上只有二十三岁！
  此时曾国藩绝不敢因为其年龄。而小看这位起于草莽的皇上，在他看来，或许这正是新朝将来安稳的保证——皇上年青，意味着皇上还有数十年寿辰，到时候，如张亮基、骆秉章者无不是已经仙去或者致仕。
  皇上自然不需要像高皇帝一般，用杀功臣的方式为储君铺路。这意味着，将来所有的大臣，都可以善始善终，与其做一世的君臣。
  “至少不需要担心自己被赐鹅吧……”
  这个有些大逆的念头不过只是一闪而过，而后曾国藩只觉后背一凉，他立即意识到自己的逾越之处。这根本就是大逆之念，若是搁在大清朝开国那会，但就是这么一想，估计就要身死族灭！
  我是汉臣、我是汉臣……又一次曾国藩在内心对自己说道，似乎是在劝说着自己的接受现在的身份变化。现在的他身上穿的并不是青色的清式一品官袍，而是一件普通的汉式深衣，作为一个理学信徒，在几个月前，他作出了一个，影响终身的决定——降汉！
  降汉！
  看似简单，可对于曾国藩来说，却是在犹豫数月之后，方才做出的决定，最终促成他作出这一决定的原因非常简单——他不希望将来于老家湘乡被人“勒名于碑”。
  那石碑可不是什么好名——在安徽光复之后，如明末降清汉奸阮大铖者，虽说因他的籍贯出现了“桐城不要，怀宁不收”的情况，但汉王仍然令其于两地将共名“勒名于碑”，于碑上尽道其汉奸之行，以警示后人。而如福建的洪承畴、施琅等人无不是于其乡将其名其罪勒碑示人。
  对于曾国藩来说，这可以说是最致命的一击，他害怕自己的大名也如那些明末降清的汉奸一般，被列为“汉奸”，于城乡门前石刻其名，甚至在其坟茔墓碑上亦刻上“汉奸”两字。这可不仅仅只是臭名于史书，毕竟史书只有少数人看，但勒名牌上，却可让四乡皆知。届时必定是四乡皆以其为耻，其族人亦会以其为耻。
  面对这种“威逼”，曾国藩在一番权衡之后，做出了他的选择与决定，而这不仅仅避免他会成为汉奸，而臭名远扬，同样也保住了曾家的荣华富贵。在他降汉之后，汉公对他倒也算信任，仍然任他为江西巡抚，直到几天前，随着一纸电报的到来，作为江西巡抚的他被调至中枢，虽说未告知新差，但进入中枢，也算是位极人臣了。
  对于曾国藩来说，在接到这份电报后，他几乎是立即将江西政务交予他人，然后立即乘火轮船来到南京，其间甚至连一个时辰都不敢耽误。为人臣的他非常清楚，现在自己的一举一动，直接关系到皇上的信任与否，同样也关系到曾家的将来。
  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或许用这句话来形容曾国藩，到时再正确不过。在其降汉之后，他立即裁撤江西勇练，同时还把命九弟等人带着儿子以求学之名去了南京，求学是假，做为“质子”是真。
  当了满清的多年忠臣之后，曾国藩知道自己必须要用一些举动去争取汉王的信任。他不能像四川总督一样，用近两万条人命去换取信任——因为他没有这个机会。
  所以，他只能通过其它方式去争取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