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而且挨个统一思想，提前做好工作，引导得整个团队意气风发，斗志昂扬，看着他给部下大灌心灵鸡汤的慷慨激昂的神情，连唐仲都快被忽悠得热血沸腾，什么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功在当代，利在千秋，青史留名，传之万代之类的口号喊破了天。

    做完战前动员，将部队情绪调动起来之后，胡贺并没有盲目的搞打击一大片的大运动，而是十分聪明的拿着杨柯以及他身边的近臣开了一个软刀子，理由当然很充分，正人者首先得己身正，于是杨柯亲自带头，还出面做了许多说服工作，从皇帝开始，自杨柯以下，包括唐仲、文鸯等人，一个都没逃脱，率先实现了奴隶解放运动的零的突破，这些人名下所有的奴隶被去籍，改为合同聘用制，恢复了自由民身份。继而，胡贺将这一成绩大肆渲染，列入朝廷的邸报通传天下，还亲自动笔写评论，不外乎是皇帝和豫王带头，朝中高官显贵纷纷响应，而且废奴的标准已经远远超过了朝廷规定的标准，进行得干净彻底，咱们全天下的官员和权贵还有什么理由不学习和加以贯彻？

    随着这块坚冰被打破，在洛阳的这些京官也开始纷纷行动了起来，先后加入到了废奴的运动中来，胡贺预备解决完京官集团之后，就要开始向地方官吏开始渗透了。虽然在这个过程中也遇到了死硬分子，阴奉阳违者有之，顶风作案者有之，甚至装聋作哑、死扛到底的人也有之，不过这些情况比起胡贺事先的估计要好了很多了，对付这些个老油条，这位狐狸老兄多的是办法和手段，惩办了几个大案要案之后，剩下的人便老实了许多，纷纷举了白旗。

    胡贺倒是十分聪明，也不搞打击扩大化，更不搞彻底清洗。杨柯虽然没有亲自参与，但一直在冷眼旁观，他一直比较担心的是胡贺兴起大狱，如同搞运动一般去做这件事，毕竟这种与权贵阶层的博弈是有着很高风险的，只能慢慢的试探和踩准双方的平衡点，才不会激起政治风暴，如果真的在权贵阶级当中引起了水火不容的矛盾，杨柯就是骑虎难下了。要么半途而废，推出胡贺背黑锅平复众怒，但这也意味着以后再不可能将废奴运动搞成功了。要么就是用武力血腥镇压，强行贯彻下去，不过这背后的风险和危害，杨柯根本就无法评估，也不敢走到这华山一条路上来。

    杨柯笃定的认为胡贺是条老狐狸，不是像张华那样的君子风骨、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个性，他来做这件事最大的优势就是不需要自己去时刻纠偏或者最后托底，胡贺自己会在公事和私利上找到一个均衡点，虽然自己表面上不能赞成和支持他这一点，甚至还要敲打他必须公而忘私，但实际上，正是胡贺既需要业绩，也需要明哲保身、留出余地这个个性，才能自动自发的缩小打击范围、讲究方式方法、团结一切可团结的力量，保证最后能有惊无险的完成这项艰巨的工作。

    看着陆续上报过来的新增人口数量，和还算平稳的朝议，杨柯那颗一直悬在半空的心才开始慢慢着陆。

 第二一五章 针尖麦芒

    （本章开始有点小枯燥，因为要论述盐引的历史，为后面的故事情节做铺垫。但很快会进入高潮环节，不过话说回来，能将盐引的历史在几千字之内说清楚，然后让兄弟们能看清楚一直延续到今天的专卖盐制度的前世今生的历史的故事，何妨耐心看看，反正没坏处不是）

    正当废奴运动进行的如火如荼的时候，又一个消息震惊了朝野，还在狱中劳动改造的名臣，前中枢院首席执行官、当今第一权臣豫王杨柯的岳父，从狱中上了一道奏折，提请朝廷恢复官盐制度，并设计了一套完整详实的具体操作办法，可谓一石激起千层浪。

    中枢院未在奏折中进行任何批注，直接送达到了杨柯的手中，而杨柯只在上面加了两个字“廷议”。于是乎，这枚大炮仗便被扔到了火堆里，在没有实现沟通和吹风的情况下，一个敏感的议题直接上了扩大会议，唐仲想不明白杨柯的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如果他是持支持立场，就应该事先找一些人统一一下思想，起码也要和中枢院通个气吧，否则贸然进行廷议，万一全员反对，岂不是让自己非常被动？如果他是反对立场，那又何必将这么敏感的问题放到扩大会议上去，要知道大朝会往往是解决不了任何问题的，真正的大决策从来都是小范围群体在拿主意。思来想去，唐仲觉得只有一种可能性，就是杨柯也没有想好该怎么办，所以先让朝臣们吵个天翻地覆再说，他也好在一旁看看形势再说。于是，唐仲将这个议题放到了大朝会的第一个议程的位置上。果然不出唐仲所料的是，大臣们的争论在瞬间就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而且立场鲜明，态度分界对立十分尖锐。有人大赞张华这篇奏折是可以载入史册的改革名篇，反对者则将张华打入了十八层地狱，说他是伪圣人门徒，这篇奏折必将流毒无穷，贻害万年，可以说是万世的大毒草。

    杨柯默然的在一旁冷眼旁观，一言不发。对于官盐制度为什么会引起如此轩然大波，他心中其实是雪亮的，如果要谈到官盐制度的前世今生，以及这项制度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不断此消彼长的利与弊，可以说没有人能比得上他的了解和认识了。

    中国历史上最有影响的一次盐政改革，出现在先秦时的齐国。齐国相国、中国古代著名经济学家管仲向国君齐桓公提出了一揽子“改革计划”，其中就含有盐政改革。

    对于这次盐改，《管子·海王》中有详细记载。管子首先向齐桓公提出了“官山海”思想，所谓“官山海”，就是政府专营山海资源。齐国是近海诸侯国，海洋资源丰富，管子认为，可以利用海洋资源成为雄霸一方的大国。

    管子的核心观点只有八个字：“海王之国，谨正盐筴。”大概意思是，如果靠海洋资源成为强国，就要善于利用盐业政策。齐桓公不明所以，管仲便详细阐述了自己的食盐专营主张，称人总要食盐，将税加到盐价里，财政收入稳定，比明的征收人头税获利更多。更重要的是，如果国君发号施令向全民征税肯定要遭到反对，加在盐价里，每人都逃不了，这才是管理国家财政的方法。管仲原话是这样说的：“使君施令曰：吾将籍于诸君吾子，则必嚣号。今夫给之盐策，则百倍归于上，人无以避此者，数也。”

    就管仲提出的盐改意见，齐桓公又反问道：“然则国无山海不王乎？”管仲说，可以利用别国的山海资源，“名有海之国雠盐于吾国，釜十五，吾受而官出之以百。”意思是，让有海的国家，把盐卖给本国，以每釜15钱的价格买进，而官方专营可按100钱往外卖。管仲的“海王”说和这种食盐“低价收、高价出”的贸易方式，乃中国最早的盐改理论，实质就是食盐统购、统运、统销，民可生产不可买卖。管仲的盐政思想，此后一直影响着中国盐业政策的走向，他因此被后世奉为“盐宗”。

    管仲的“官山海”盐改方案确是一条富国之道，但于民无益。明邱濬在其《盐法考略》中曾批管仲的盐改：“自管仲兴盐筴，以夺民利，始开盐禁。”

    所以，刘邦（汉高祖）在建立汉朝后，取消食盐官营政策，鼓励贸易流通。据《史记·货殖列传》：“开关梁，弛山泽之禁”。但朝廷让利于民的“盐改”政策却被地方诸侯钻了空子，中央放开盐业，一些封国却“擅障山泽”。如在海盐主产区之一的吴国，吴王刘濞则下令控制食盐等资源。《史记·吴王濞列传》记载：“濞则招致天下亡命者铸钱，煮海水为盐，以故无赋，国用富饶。”

    由于盐业被地方利益集团控制，中央财政收入大为减少，到刘彻（汉武帝）主政时，军费开支浩繁，国库空虚，朝廷遂进行“盐改”，“笼天下盐铁”——改回到管仲食盐官营的老路。

    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汉武帝派孔仅、东郭咸阳等官员巡行地方郡国，在各地设盐铁官署，选拔“故盐铁家富者”为盐官，负责具体盐务。据《汉书·食货志下》，汉武帝的“盐改”政策极为严厉：“敢私铸铁器、煮盐者，釱左趾，没入其器物。”

    同时，出台盐业生产扶持政策。《史记·平准书》记载：“原募民自给费，因官器作煮盐，官与牢盆。”由官府提供煮盐器具、雇工煮盐给予费用补贴。

    但汉武帝的盐改起初是失败的，由于配套制度不全，检查不力，导致盐价大涨，官盐滞销，财政收入反而减少了，相反私贩乘机牟利，发了“盐改财”。后来，财政大臣桑弘羊派官员空降地方，情况才得到改变，盐价回落。

    汉武帝的“盐改”加重了民间负担，晚年他曾下诏自责，并对盐政进行调整。刘弗陵继位后，盐改呼声大涨。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朝廷在京城长安举行了由全国各地代表参加的“盐铁会议”，就食盐、铁器专营制度进行大辩论，文学代表要求废除盐铁官营制度，“与民休息”，但桑弘羊强烈反对。

    此事记载于《汉书·昭帝纪》：“（始元六年）二月，诏有司问郡国所举贤良、文学，问民所疾苦。议罢盐、铁、榷酤。”这是中国盐业史上空前绝后的一次盐铁经营专题大讨论。最后形成的会议纪要《盐铁论》，成为中国盐业发展史上的重要资料。但因为事关国家财政，朝廷最后并未取消食盐专营，只作了微调。

    从历史上看，每朝在开国之初，盐政大都是开放的，产销自由，让利于民。如隋文帝曾提倡“与民共之”的政策，承认老百姓与朝廷“共有”盐利，放松对食盐开采权、经营权的管控。

 第二一六章 高深莫测

    唐朝继承了隋的盐业开放政策，但在“安史之乱”后，也开始关注盐利在战时对国家和财政的重要性。著名书法家颜真卿在河北平叛时，借鉴魏晋战时“食盐军管”制，曾收购景城郡（今沧州）产盐，然后统一加价出售，解决了军费不足的问题。

    唐肃宗乾元元年（公元758年）进行的“盐改”，对唐朝盐政影响最大。当时，唐肃宗任命度支郎中兼御史中丞第五琦为“盐铁使”，主持全国盐政改革，推出“榷盐法”。《新唐书·食货志四》记载：“初变盐法，就山海井灶近利之地置监院，游民业盐者为亭户，免杂徭。盗鬻者论以法。及琦为诸州榷盐铁使，尽榷天下盐，斗加时价百钱而出之，为钱一百一十。”

    由此，唐朝建立了以监院为基础的食盐专卖体系，形成了食盐民产、官收、官运、官售食盐专卖方式。第五琦的榷盐法也叫“就场专卖制度”，是中国古代盐业史上的一个创造。

    在此基础上，主持东南财政的盐铁使刘晏进一步深化唐朝“盐改”，控制“批发”环节，将统购上来的食盐，以低于市场价批发给商人，鼓励商人运销，确立了民产、官收、商运、商售的食盐专卖新模式。

    唐朝发挥商人在食盐流通中的作用，调动了盐商的热情，他们批发到盐后，“自负担斗石，往与百姓博易”，为能多挣钱，常常翻山越岭，深入穷乡僻壤，服务百姓。政治家韩愈曾撰《论变盐法事宜状》，充分肯定市场和盐商的作用，反对户部侍郎张平叔提出的恢复官营、全面禁榷的盐法十八条。

    唐代后期，朝廷干脆不行盐禁，统一收榷税。同时，朝廷建立“常平盐制度”，盐荒时如果商人囤积居奇，盐价“暴贵”，官盐则“减价鬻之”，以控制盐价。

    宋代产盐分为官制与民制两类，成品盐由官府统购，严禁私卖，但官府经常不能按时付清盐本。据《宋史·食货志》：“异时灶户鬻盐，与官为市，盐场不时偿其直，灶户益困。”另一方面，“盐价苦高，私贩者众，转为盗贼，课额大失。”

    为此，宋朝推出了多轮“盐改”。如宋仁宗庆历八年（公元1048年），朝廷推行“盐钞法”。盐钞是一种支盐贩盐的凭证票据，此法改食盐官运官销为商运商销，不再以粮换盐，而以钞代粮，令商买钞，盐商自己运销，经营成本降低，盐价稳定。

    宋徽宗宣和三年（公元1121年），朝廷又将过去的盐税法全都改为盐钞法，允许私人贩卖食盐。《宋史·食货志》称：“凡未卖税盐钞引及已请算或到仓已投暨未投者，并赴榷货务改给新法钞引，许通贩。”

    盐钞，不仅在盐改史上意义重大，在金融史上也有积极贡献，它与同样由盐商率先使用的“交子”一起，促成了纸币的诞生。

    但“盐钞法”执行时弊病多多，就此，宋朝不少政治家要求“深化盐改”，其中《梦溪笔谈》作者沈括提出的“盐改”方案最受重视。宋神宗熙宁八年（公元1075年），沈括向朝廷上交《盐蠹四说》论奏，其中有一点是，建议扩大商人销盐范围，减少官卖。沈括的“盐改”实施后很快见效，“盐人常价，钞有定数”。从宋真宗末年至宋神宗初年，许多产盐区一度全部放开，让盐商进入。后又创立“盐引制”，“引”即一种用来向商人出售食盐专卖权的有价贩售凭证。

    此后的元明清三朝，也都有相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