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结果非但行不通，而且大失民心。
  在经济方面，进入南京之前太平军还采取保护农工商政策，“买饭求浆，多给市值”。但建都之后，杨秀清便发布《待百姓条例》，实行废除工商、田亩归公的政策，“铺店照常买卖，但本利皆归天王，不许百姓使用”，“不要钱漕，但百姓之田皆系天王之田，收取子粒，全归天王”。太平天国又设立百工衙，集中各种工匠为天国服务，“但有口粮，并无雇钱”。这种剥夺农民和手工业者、违反经济规律的政策是根本行不通的。
  在文化方面，金田起义之后，在独一真神惟上帝的思想驱使下，太平军视“诸凡百神皆为妖魔，遇庙像辄焚毁”，以致“所过庙宇祠观，无论土木形骸，金碧神像，悉遭残剥”。建都天京后，洪秀全的反孔政策更急剧升温，“所陷之处，凡学宫正殿两庑木主亦俱毁弃殆尽，任意作践，或堆军火，或为马厩，江宁学宫则改为宰夫衙，以璧水圜桥之地为锥牛屠狗之场”。对于儒家经典，则禁之惟恐不绝，毁之惟恐不尽。其后，因杨秀清提出不同意见，洪秀全虽下诏设删书衙，宣布孔孟经书待删改刊行后始准习读。但直到太平天国败亡，删改之书也未能问世，孔孟之书仍被禁止。太平天国如此摧折作为汉族文化象征的儒家文化，焚禁一切古书的做法，与推崇儒学的清王朝形成鲜明对照，其结果不啻将整个士大夫阶层乃至普通民众，都推向自己的对立面。
  在社会管理方面，太平军所占之地，凡城镇居民不管信仰爱好与否，先将财产集于圣库，按男女分编入馆，然后严格履行拜上帝仪式，诵习天条，赞美皇上帝。这种取消家庭、违背人伦的禁欲政策，引起大多数人民的强烈不满，以至“嗟怨之声”，长久不息。同时，太平天国还将上帝教强行推向社会，迫使人们改变风俗。如：不许奉佛敬神，崇拜祖宗，“禁民间供奉家堂”；禁止人们按传统的旧历过年，并取缔民间过节时与天情相悖的所有旧俗；禁止民间饮酒、吸烟等等；这一系列以宗教治国的政策必然与传统社会发生激烈的冲突，故当时处罚、杀戮之事所在多有。曾任天国洋务丞相的罗孝全说：“他们的政治系统和他们的神学是一样的薄弱可怜。我不相信他们有任何的政治组织，并且不相信他们知道要组织一个政府。一切要务好象完全存于军法，由最上级到最下级的当权者都是在杀人这条线上走。”如果去除诽谤之词，这种看法亦不无道理。
  150年前爆发的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运动最终失败了，她曾使无数英烈们抱恨终天。她在历史上的丰功伟绩和兴亡得失，尽管可以任人评说，但其用鲜血和生命铸成的惨痛教训，却永远值得后人警醒。
  



幸抑或不幸 咸丰朝的历史悖论

    清道光三十年正月十四(1850年2月25日)，六十九岁的宣宗成皇帝，匆匆召见满汉王大臣，宣布硃谕，立皇四子为太子，封皇六子为亲王，随即驾崩。不过一个时辰，刚成储君的四阿哥，就继位皇帝，可谓运气好极。
  然而时年二十、于次年改元咸丰的满清七世皇帝，甫登极便厄运连连。首先是外患，沙俄已在北疆侵吞了帝国发祥地满洲的大片领土，不久英法又于南疆开始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其次是内战，原先已在南国处处冒烟的民众造反，迅即燃成太平天国起义的燎原大火，不久便建都天京，得捻军支持而与满清中分“天下”。更不幸的，是英法联军于咸丰十年(1860)攻占北京，迫使他在满清入主北京二百十六年后首创帝国首都沦陷的历史纪录，而且于次年七月十七(1861年8月21日)病死热河，虚龄仅三十一岁。
  庙号文宗而谥称显皇帝的咸丰帝，虽是满洲皇室的纨绔子弟，却因争夺皇储而颇具教养。当他如愿登上大宝，起初也想有所作为。例如即位初期，面对谏臣奏章，都表示有听德，并且很快惩办父皇宠信的佞臣穆彰阿、耆英，又起用林则徐，以示有意“维新”。哪知天不我佑，外患内乱不绝。他和他的亲信，都十分迷信中世纪的传统数术。两汉的《周易》纬书，不是说每个新朝都必遭“百六阳九”的厄运吗？就是说，每个新王朝，每逢建国一百零六年，必遭大旱或类似厄运九次，而据相传为箕子所作的《周易》“明夷”卦的传统解释，又说其卦(离下坤上)表征“内文明而外柔顺，以蒙大难”。既然咸丰帝实际在位十一年半，却屡遭患难，那么民国初年的《清史稿》作者，以下描述应说颇近历史实相：“文宗遭阳九之运，躬明夷之会，外强要盟，内孽竞作，奄忽一纪，遂无一日之安。”
  然而《清史稿》文宗纪的作者，接着“评价”这个皇帝，说他在倒霉的处境中，“而能任贤擢材，洞观肆应，赋民首杜烦苛，治军慎持驭索，辅弼充位，悉出庙算。向使假年御宇，安有后来之伏患哉！”
  末二语很有趣，意谓假如咸丰帝不是年方而立就死去，假如他的个人专制能延续，那么“后来之伏患”即慈禧太后三度垂帘听政，便不可能出现，大清帝国说不定将绵历百世。
  历史从来拒绝假设。事实是咸丰帝的“庙算”，不仅着着失灵，连他本人也化作流浪不归的亡命徒。他除了众多妃嫔，还有从民间私纳的曹寡妇之类，却只同一个宫女那拉氏生有一子。因而他根本不可能远承高祖雍正帝秘密建储的传统，如其父道光帝那样，有立储的选择余地。当然他还有一个选择，即如北国鲜卑族先辈传统，立子杀母，并借口沿袭汉武帝晚年立少子而杀其母的先例。相传咸丰帝在热河临死之际，曾密授皇后一道硃谕，谓如发现那拉氏恃子为帝而骄纵不法，便可将她处死，这证明咸丰帝是熟悉汉魏传统的，但更反证这个皇帝无能。明知满清早有“母以子贵”的太后专政传统，却不敢冒犯独子生母，而将死后预防大权旁落的希望，寄托给无子又仁柔的皇后，岂非恰给遗妾僭权开路吗？
  咸丰帝在位十一年半，正是大清帝国的生死关头。但看个人，这个皇帝应属亡国之君。然而帝国竟没灭亡。首都沦陷而王朝犹存，江山仅存半壁而帝国名义仍在，君主死于流亡而其子仍能复辟，诸如此类的悖论，怎样给出合乎历史实相的解释，至少既有的历史教科书，说法虽多，却都难以令读者信服。
  悖论已属于历史，当然不能用逻辑代替历史。历史真相如何呢？
  




李秀成和陈玉成

    广西.中国近代史上最大的农民起义太平天国的诞生地,自1851年洪秀全等在金田起义始,短短几年间就横行中国半壁江山.一切都显得那么的顺利,顺利到能让以骁勇善战著称从而入主中原的满清八旗闻风而逃;一切都显得那么的自然,自然到能让"上帝的教义"这种洋和尚念的经在中国信徒无数虔诚盲从.但这正常吗?不.纵观历史往事,每一个能翻天覆地的改朝换代者,无不是在一次又一次的残酷失败之中审视改进自己的沉疴,痛定思痛后从而吐故纳新的打造一个全新的天地.而反之呢?往往又因为太易的胜利而盲目,也因为胜利而包含了原有的腐朽,少却有效的新陈代谢自然也就不那么健康.当达到一定程度之时盲目,腐朽必将反复从而一发不可逆转.大顺的李自成是之,太平天国也是之.天国的顺利那是因为八旗兵已经堕落成养鸟的**鬼,并不是他们就有那么的强;而天国的自然竟然自然到能让本来就是创造了这种教义来骗人的洪秀全等,最后把自己也骗了.
  李自成因为取得北京而溃败,打败他的是盲目和腐朽.洪秀全定都南京,打败他的依然是盲目和腐朽.英明多智的天王沦为神棍色鬼,终日与虚无的上帝和销魂的美女同在;金兰结义的兄弟争权夺利,为了那并不确切的荣华富贵最终演化成"天国事变".天国的基石东王杨秀清，北王韦昌辉,燕王秦日纲等等高级将领的死亡,冀王石达开的出走("天国事变"之前南王冯云山战死在湖南全州,西王萧朝贵战死在湖南长沙,至此首义五王四死一走).这时的天国就如一被剁去双手的人,脚步虽还是在慢慢的挪进,但已显力不从心,更何况断去的双手处犹在流血不止,急需能有人出来帮它堵住创口,不致于那么快的让血流干,那么快的消亡.这个时候,有一对滕县的小青年适时而出,不但堵住了创口的血喷,并且还牵着这个断手的人走过了它生命中最后七八年.他们就是天国晚期光芒耀眼的"双子星"李秀成和陈玉成.
  双星初显
  虽然李秀清和陈玉成此前有过紧密的合作,但到底还是处于杨秀清,石达开麾下的小将,以武力勇敢取胜于敌而受青睐,善战嘛还是说不上.但1856年这一次解镇江之围就稍有例外,可以说是完全靠着他们的足智多谋内外配合取胜的.当时的天京地区形势日趋紧张,清将吉尔阿和总兵张国梁,率兵围困镇江,威胁天京.李秀清和陈玉成随着燕王秦日纲前往解救,却在半道中与清军狭路相逢相持不下,陈玉成冒着清军的枪林弹雨,坐一小舟,舍死直冲到镇江和守将吴如孝取得联系后与李秀成内外夹攻,重创清军,遂解镇江之围.
  紧接着又在杨秀清,石达开的领导下参加破袭江南大营的战斗,四昼夜的激烈战斗,攻破孝陵卫满,汉营寨二十余处.直杀得清军统帅向荣败逃丹阳,自缢而死.江南大营的被摧垮,不但解除了威胁天京长达三年之久的肘腋之患,使得太平天国在军事上处于全盛时期,而且不论是政体的地位,革命的实质都让全世界为之瞩目并重新审视.
  双星耀眼
  1856年"天京事变"后,天国顿时陷入一种无序的真空中,苦于"朝无佐政之将"的洪秀全没奈何自任军师,总理国政,大力提拔年轻将领积极着手组建新的领导核心.至1858年又恢复了五军主将制(主要是初期实行五军主将制度,中军主将杨秀清,前军主将萧朝贵,后军主将冯云山,右军主将韦昌辉."天京事变"后基本名存实亡了).李秀成为后军主将,陈玉成为前军主将.至此太平天国的黑夜中虽然乌云盖月,但也双星闪亮,引人注目.
  在天京保卫战中,一个统筹大局兼顾区域,一个迂回机动所向披靡.当他们在滁州东南乌衣合兵一处击败清军主力德兴阿,胜保部后,紧接着又奔袭浦口,摧毁江北大营,清军都统德兴阿部被歼一万多人.随后又乘胜分兵横扫苏北战场,各路清兵,望风溃散.这一连串的胜利不但使得李陈威名远扬,太平军又重新找到了一度丧失的军心,更重要的是在摧毁了江北大营,解除了敌人截断天京供应的威胁,缓和了天京危机,使太平天国在天京事变和石达开出走后的被动局面开始扭转,战略部署也随之由守向攻的转变."‘三河大捷‘歼敌李续宾部六千人.解六合之围,拔清军营盘六十余座.两次击破江南大营,连破清军营垒五十余座,数万清兵溃散,解放了江浙大部分地区,江南清军几乎全部瓦解".
  陈玉成,李秀成在战斗中所表现出卓越的军事才能和杰出贡献,使得这个太平天国本以既将要沉落的局面又重现中兴之象.在这期间虽说他们和洪秀全之间并也不是那么的和谐,但这无法阻挡他们前进的步骤,抹杀他们取得的功勋,李秀成封"忠王",陈玉成封"英王",双双走到一生的高峰点,虽然他们显得是那么的年轻(李秀成37岁,陈玉成23岁).
  双星分崩
  天京解围后,洪秀全组织第二次西征,"会攻武汉,援救安庆.陈玉成部走长江北岸刷安徽入湖北,攻武昌北面.李秀成部走长江南岸,经江西入湖北,攻武昌西南.两军约定在1861年4月会师武汉".计划确定后,陈玉成既率北路军自天京渡江北上,11月进抵桐城西南桂东河,准备顺道解安庆之围,但不是很顺利,更听信英国参赞巴夏礼的谣言和英军的出面阻挠,停困在离武汉只有一百六十里的黄州,无果后率主力回援安庆之围.
  但此时的李秀成却有了自己的小算盘不想参加西征，主张守住东南新地盘，后在洪秀全的严诏督责下,才不得已的带着一部分人进入皖南.在得知陈玉成部在集贤关等处作战失利,他又径自撤军,退出湖北.由于李秀成对西征的消极态度,因而造成了会剿失约,武汉会师的计划落空了.而陈玉成在安庆的解围中在和湘军江南北主力一万多人主力展开了太平天国战史上空前激烈的一次会战后,由于缺少李秀成的配合,部队又缺少统一有效的指挥(当时前来增援的还有洪仁玕等的一部分军队),9月5日,湘军炸塌安庆北门城垣,突入城内,饿倒的一万六千余名太平军将士,全部壮烈牺牲.至后安庆失陷,陈玉成退守庐州,轻信叛徒的诡计遭擒,于1862年6月4日,二十五岁的陈玉成坚贞不屈就义于河南延津.
  1861年9月，李秀成回师江西,进入浙江.于12月攻克杭州后,醉心于建立经营苏杭地区,分封保存实力观念逐步深入他的内心,而放弃了长江上游的战略部署.这期间虽然取得局部小胜不断,但这也是盲目的小胜,缺乏明确长远的计划.一方面想巩固苏杭地区抢占钱粮之地率军直指上海,犯下了过早和洋人产生直接矛盾的战略错误.一方面又难违洪秀全的命令,不得不一再回兵为天京解围.就在这样的南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