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镇，有炮台以为依附，有海口以握要冲，有蚊船以为救应，巡海之船，拟分南洋北洋两大支，无事则梭巡东洋、南洋、印度洋及美洲、非洲、澳洲、欧洲各岛、各埠。由近而远，逐渐游历以练驾驶、习水道、张国威、护华商。有警则北南互为声援，敌窥一路，则守者拒之于内，巡者击之于外；敌分窥各路，则避实击虚，伺隙雕剿。或三路同出，使敌疲于接应；或彼出此伏，使敌无隙可乘。至各路攻守机宜，必籍内地电线互通消息，乃能联络一气。如此而敌犹敢轻犯者，鲜矣。倘现在各船尚未足数，宜竭力购足，俾得成军。仿造快船、碰船、蚊子船各数艘，以备临阵补阙、应猝之用。论者曰：如此布置，非费千百万金不能有成，目下帑项未充，费何从出？不知天下大势，须筹全局。敌之敢于窥我者，以我力之未足也。试观从前海疆有事，一役之费动辄一、二千万金，而百姓之损失尤多，国威之摧挫不少，又何益也？今乘无事之日，筹赀自固，使敌不敢生心，国计民生均受其益。移有事时之用项于无事之时，未雨绸缪，保全于无形者实大……”

    “语云：‘能富而后能强，能强而后能富’，可知非富不能图强，非强不能保富，富与强实相维系也。或曰：现下府库未充，赋税有限，公用支绌，民借难筹，巧妇宁能为无米之炊？何曰非能？商市之兴衰，货物之增益，销路之宏远，须仗聪明才智之士思深虑远，而后操奇计赢，胸有成竹。况商业至今日而愈繁，商术至今日而愈巧。泰西诸国，每有国用不敷之时，便借贷于钱商，以济水火，事毕偿还本息，故时能转危为安，此为‘借米为炊’之法，彼国可用，我何不用之？……”

    “博川，你可知，他这个折子里面，说的最好的，是哪一处？”恭亲王的问话将文祥的思绪拉了回来。

 第四百四十章 四民并列古已有

    “当是这‘桌腿’之论！”文祥略一沉吟，随即沉声道。

    “果然，知我者，博川也。”恭亲王笑道，“知林鲲宇者，亦博川也！”

    “他这个折子，最厉害的地方，便是以‘士农工商’四民喻为国之桌腿，缺一不可，真是绝妙文字！”文祥道，“那班书生，只怕又是辩驳不得了！”

    “上一次他那篇《西国圣道考》，便着实为难了这班人一回，彼等本不认同洋人为人，而洋人既遵圣道，则便不能讥以非类了。是故洋务办理，从此少了一大阻碍。”恭亲王叹道，“那时我还以为，文章立论能写到如此，已是极致了，不意今日他又更上了一层楼，把这‘士农工商’的桎梏也给破了！真真是天下奇才！”

    “是啊！士农工商，排列有序，视商为贱业，古以有之，而欲兴商利民，非破除此等陈腐之见不可！”文祥道，“而要破除成见，何其难也！谁知他林鲲宇竟能如此！吾等不如也！”

    也难怪恭亲王和文祥感叹，这“士农工商，商为最末”的成见，实在是为难了他们太久。

    事实上，东西方的早期文明都是重农轻商，对商业的厌恶是一个共同的早期传统。早期的西方也是一样：“对商业现象的鄙视——对市场秩序的厌恶，并非全都来自认识论、方法论、理性和科学的问题。还有一种更晦暗不明的反感。……对生意人的仇恨，尤其是史官的仇恨，就像有记录的历史一样古老。”象古希腊思想家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把国民分为三等：第一等是哲学家，第二等是战士，第三等是商人、手工业者和农民。在中国，儒家孟子轻蔑地把商人称为“贱丈夫”。《孟子?公孙丑下》里便说：“古之为市也，以其所有易其所无者，有司者治之耳。有贱丈夫焉……征商自此贱丈夫始矣。”

    然而，指出“士农工商”为国之柱石的管仲。却是极其少数的重商主义者。管仲兴齐，用的正是商人的办法，司马迁评论他的当国之道时曰：“其为政也，善因祸而为福，转败而为功，贵轻重，慎权衡。”

    但也正是管仲变法中有“四民分业。士农工商”的话，颇为后世熟知，也引起了最大程度的误读的。

    管仲把国民分成军士、农民、工匠、商贾四个阶层，按各自专业聚居在固定的地区。《国语?齐语》记载，管仲规划士乡十五个，工商之乡六个。每乡有两千户。管仲认为，四民分业有四个好处：一是“相语以事，相示以巧”，同一行业的人聚居在一起，易于交流经验，提高技艺；二是“相语以利，相示以时”、“相陈以知价”。对促进商品生产和流通有很大作用；三是营造专业氛围，使民众安于本业，不至于“见异物而迁焉”，从而造成职业的不稳定性；四是无形中营造良好的社会教育环境，使子弟从小就耳濡目染，在父兄的熏陶下自然地掌握专业技能。《管子?小匡》中说：“少而习焉，其心安焉，不见异物而迁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肃而成，其子弟之学不劳而能。”

    把社会各阶层按职业来划分管理，管仲是历史上的第一人，这种专业化的商品经济模式，自两汉以来被尊奉为基本形态及指导原则。细致的职业化分工及世代相传的制度安排，是中国早期文明领先于世界的重要原因之一。但自秦以后，严格意义上的“四民分业”就被扬弃了。不过它成了户籍制度的雏形，而匠籍制度则一直沿用到清朝。

    而引起重大误读的是“士农工商”的排序。

    后人论及于此，先是用知识分子或有学问的官吏替代了军士，然后。又认为这是尊卑排序，以士为首，农次之，以工商为末，这就形成了所谓的“末商主义”。而实际上，管仲提出的“士农工商”，乃并举之义，并没有先后尊卑之分。

    远古的中国人似乎并不轻商。早在殷商时期，人们非常乐于、善于经商及从事手工制造业。商亡周兴之后，周朝的建国者们在反思商朝灭亡的教训时认为，殷商之亡就是因为民众热衷工商而荒废了农业，造成民心浮躁，国基不稳。因此，转而推行鄙视工商的重农政策。在周制中，工商业者的地位非常低贱，金文中“百工”常与处于奴隶地位的臣、妾并列。《易?遁卦》中说：“君子以远小人，不恶而严。”《逸周书?程典》说：“士大夫不杂于工商。”《礼记?王制》说：工商“出乡不与士齿”。也就是说，士大夫必须远离商人，绝对不能与工商业者混居在一起，工商业者离开居住地则不得与士大夫交谈。《周礼?地官?司市》中还规定，贵族们不能进入市场进行交易，否则就会受到惩罚！

    管仲的立场则完全不同，他将“工商”与“士农”并列，认为这些人是“国之柱石”，如果当年管仲提出“士农工商”，是以“士农”为优，“工商”末之，那就很难理解他之后的变法政策了。

    管仲将四民并列，不仅仅是他个人的意识与觉悟，更是他的治国理念的体现。这位具有多年从商经验的政治家，早已发现工商业的赢利能力大于农业，而振兴商品经济更是增强国力的最佳途径。

    这种把工商业者抬升到与“士农”并列地位的观念，在当时的士大夫阶层并非共识，《战国策》中记载的姚贾与秦王的对话中就有一句：“管仲，其鄙之贾人也。”对管仲的商人经历颇为鄙视。

    而管仲的思想在后世被刻意淹没，则是由于两大原因。

    第一，齐国一世而衰，以商治国的思想彻底破产。

    齐国坐拥最强国力，却采取了不扩军和不兼并的“和平称霸”战略，管仲那些维持国际秩序的行动，并没有起到太大的作用。就在齐桓公晚期，中原的晋国和南面的楚国纷纷并吞小国，疆域不断扩大，它们的军事冒险无疑得到了更大的好处。公元前645年，管仲去世，两年后，齐桓公死于宫廷政变，齐国迅速让出了霸主权柄。自此以降，相继称霸的诸侯均以开疆拓土而威慑天下，“尊王攘夷”异化成了“挟天子以令诸侯”，管仲之道被暴力取代。

    第二，管仲思想与儒家格格不入。

    儒家以“贱商”著称，在他们看来，管仲从出身背景到行事作风、施政纲要，都是毛病多多。在《论语?宪问》中，子贡就认定“管仲算不上是一个仁者”。[《论语?宪问》：“子贡曰：‘管仲非仁者与？桓公杀公子纠，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他的诸多经济政策，无论是刺激商贸、鼓励消费还是“以商止战”，在儒家看来，统统都是异端邪说，盐铁专营政策也遭到儒家的抵制，在后面的章节中我们将看到，西汉的武帝改革及宋代的王安石变法中，大儒董仲舒、司马光都是专营政策的最大反对者。儒家在经济治理上只有“三斧头”：一是“以农为本”，二是“轻徭薄赋”，三是“克己仁义”。遗憾的是，这三条在管仲那里都找不到。

    在这个意义上，管仲是一个被意识形态“谋杀”的改革家。

    在这个意义上，管仲是一个被意识形态“谋杀”的改革家。

    公元前645年，管仲去世，两年后，齐桓公死于宫廷政变，齐国迅速让出了霸主权柄。自此以降，相继称霸的诸侯均以开疆拓土而威慑天下，“尊王攘夷”异化成了“挟天子以令诸侯”，管仲之道被暴力取代。

    第二，管仲思想与儒家格格不入。

    儒家以“贱商”著称，在他们看来，管仲从出身背景到行事作风、施政纲要，都是毛病多多。在《论语?宪问》中，子贡就认定“管仲算不上是一个仁者”。[《论语?宪问》：“子贡曰：‘管仲非仁者与？桓公杀公子纠，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他的诸多经济政策，无论是刺激商贸、鼓励消费还是“以商止战”，在儒家看来，统统都是异端邪说，盐铁专营政策也遭到儒家的抵制，在后面的章节中我们将看到，西汉的武帝改革及宋代的王安石变法中，大儒董仲舒、司马光都是专营政策的最大反对者。儒家在经济治理上只有“三斧头”：一是“以农为本”，二是“轻徭薄赋”，三是“克己仁义”。遗憾的是，这三条在管仲那里都找不到。

    在这个意义上，管仲是一个被意识形态“谋杀”的改革家。(未完待续。如果您喜欢这部作品，欢迎您来投推荐票、月票，您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m.阅读。)

 第四百四十一章 “清流”又急了

    《翁同龢日记》：

    “廿五日（1875年4月1日），忽雨忽晴，殊凄惨，卯正三刻齐集，入门则已立仗读文矣。随班跪叩，即出。饭后访徐兰士未晤。申初赴内阁政事堂会看海防复奏稿。昨日所拟，李兰荪以为不要，遂易此稿，其实亦空言耳。其大略言不必过事铺张，请放筹海大臣，购求火器，却未指明铁甲船；开煤铁，加盐厘，皆在不可行之中，然余并未指明。余曰借洋款一节，似未可议行，当时颇有和之者。李兰荪亦以为然，遂以借洋款归不可行。馀则不痛不痒，但言海防宜及早布置，筹饷则毫无措置也。划稿而出，真是儿戏。”

    “光绪元年正月二十九日奉上谕，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奏林义哲条陈，其摺有建海军、护华商、开地矿、修铁路、安电报诸项，于筹饷一项则倡言兴商业以开饷源，并议借洋款，其于摺内极言工商之重，称士农工商皆为国之柱石，犹椅之四腿并列，有缺损则颠仆。其论一出，闻者哗然。以其多引管子孔圣之言，太后似为所动，交朝臣会议，恭邸、醇邸、文相指其言为是，沈相、宝相、李兰荪尚书默无一言，礼邸、单地山尚书（吏部尚书单懋谦）、徐豫如侍郎（徐桐）极言其论之非，余亦欲辩之，然细审通篇，无处不为圣言，似难以辩驳。……朝议多时，不能决，太后命内监取椅来，以锯将各椅腿分去一块，长短不一，置于殿上，曰：‘有能坐而不仆者，乃可禁林义哲之议。’礼邸率先上座，前仆于地，脸破出血；继单地山亦上前座，跄于阶前。唇裂，落齿一枚；徐豫如上前继座，亦前仆，倒栽于地，头破。由是再无上前座者，林议遂定。不日将见明诏，心中不胜郁愤。是夜发病。”

    《定国是诏》：

    “数年以采，中外臣工讲求时务，多主师西法以自强，迩来诏书数下，如开矿业、造轮船、练新兵，创电报。修铁路，立水师学堂，皆经一再审定，筹之至熟，妥议施行。惟是风气尚未大开，论说莫衷一是。或狃于老成忧国，以为旧章必应墨守。新法必当摈除，众喙哓哓，空言无补。试问时局如此，国势如此，若仍以不练之兵，有限之饷，士无实学，工无良师。强弱相形，贫富悬绝，岂真能制梃以挞坚甲利兵乎？”

    “朕惟国是不定，则号令不行，极其流弊，必至门户纷争，互相水火。徒蹈宋、明积习，于时政亳无裨益。即以中国大经大法而论，五帝三王，不相沿袭。譬之冬裘夏葛，势不两存。用特明白宣示，嗣后中外大小臣工，自王公以及士庶，各宜努力向上，发愤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