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点聚集在权力斗争上：阿鲁特皇后将是慈禧太后干预政治的竞争对手之一。各种段子综合起来看，基本说的是同治死后，慈禧便有逼皇后流产的打算，皇后无奈，写信给娘家，其父回信只有四字“皇后圣明”。皇后知道娘家也没办法了，只好流产。

    这期间一些不同寻常的事件的发生也在加剧着人们的好奇心和猜测——恭亲王的长子载澄的意外死亡，以及御史王庆祺的被凌迟处死，夷灭三族。

    载澄和王庆祺都是同治皇帝的伴读，而在同治皇帝死后，这两个他最为亲密的臣子也先后死亡，官方公布载澄的死因是“骑马坠亡”，但却有传闻说，他是被自己的父亲恭亲王亲自下令处死的。

    更令人诧异的是王庆祺的死因。官方宣布王庆祺犯了“戕害皇嗣”的大罪，对他处以凌迟极刑，并将他的家族成员全都杀死。

    王庆祺的被处决，据说主要原因是他上的一份怀疑阿鲁特氏皇后怀的不是同治皇帝的骨血的奏折，他在奏折中还不客气的指责总理衙门的一位大臣——刚刚因击败日本而闻名海内的林义哲是皇后的奸夫，甚至推断是林义哲和皇后一起下毒害死了同治皇帝！王庆祺的奏折引起了慈禧太后和恭亲王的极大愤怒，是以被用这个古老帝国的刽子手发明的最为残酷的方式处死了。

    尽管王庆祺的奏折内容只有为数不多的大臣知道，但主要内容还是很快传了出去，一些人认为，正是这些不利消息的打击，导致了阿鲁特氏皇后的流产。

    尽管《纽约时报》和《芝加哥每日论坛报》以及世界各国报刊媒体做了广泛深入的报导，进行了种种猜测，但事情的真相仍然如同古老的紫禁城一般——幽暗、神秘、深不可测。

    北京，总理各国事务衙门。

    在一间会议厅内，正进行着一场非同寻常的会谈。会谈的双方，是林义哲和美国公使威廉士。

    自同治皇帝故去之后，恭亲王、文祥、沈桂芬、宝鋆等重臣都成了“治丧委员会”成员，忙得不可开交，而其他众大臣也都在为皇帝的丧事忙碌，是以现在的总理衙门，已经全然交给了林义哲打理。是以因“蒙那肯”号事件产生的所有交涉，也都是由林义哲和美国公使威廉士协商解决。

    “事实就是这样，威廉士先生。”林义哲说道，“我们并不想冤枉李仙得，但他犯下的罪行是不容质疑的。”

    “如果有确实的证据表明他犯下了这些罪行，那么我国政府将依照我国法律。对他和他的同伙进行严惩。”美国驻中国公使威廉士努力的保持着脸上的微笑，心里却在痛骂着李仙得。

    李仙得和“蒙那肯”号事件，已经让现在的美国政府陷入到了极大的麻烦当中。

    “我们掌握了充分的证据。”林义哲说着，将一份用英文书写的报告递到了威廉士的面前，“据被我军俘虏的外国人交待。是李仙得雇佣他们来为日本人的军事行动服务的。被俘的日本士兵也称李仙得已经担任了日本军队的重要职务，协助这次行动，并且是未来的台湾总督。据‘蒙那肯’号的大副麦尔斯证实。是李仙得联系‘蒙那肯’号的舰长马森，要‘蒙那肯’号参与入侵台湾的行动。”

    威廉士接过报告打开只看了几眼，脸色便变得有些发白。

    “我为李仙得对中国人民犯下的罪行感到万分抱歉！”威廉士用最大限度的显示自己诚意的声音说道，“我向您保证，他将得到应有的惩罚！”

    “这样最好。”林义哲微笑着点了点头，“对于参战的贵国人员给我国造成的损失，我国为两国交好起见。不予追究了。也不向美国政府要求赔偿。”

    “非常感谢贵国政府的好意。”威廉士很是感动。接着说道，“我刚刚接到格兰特总统的电报，我国政府已决定将‘蒙那肯’号卖给贵国，只收取一美元的价格，作为感谢中国政府友谊的表示。”

    “我会把贵国修好诚意明确禀报皇太后。”听到这个消息，林义哲不由得十分高兴。

    虽然“蒙那肯”号算不上什么好船，可毕竟是一艘大型巡洋舰。美国政府这一次竟然肯将“蒙那肯”号送给中国，可以说是完全出乎他的意料的。

    “另外，鉴于贵国大皇帝的不幸去世，我国政府深表哀悼，格兰特总统专程派出菲什国务卿前来贵国吊唁，并递交国书。”威廉士又说道。

    “我以热切诚挚的心情欢迎菲什先生的到来，我想中国和美国的友谊，将因为菲什先生的到来而进一步加深。”林义哲笑着答道。

    在结束了和美国人的会谈，送走了威廉士之后，林义哲感到有些疲劳，正打算休息一会儿，便有人来报，说法国公使热福礼求见。

    “快请。”林义哲敏锐地觉察到了什么，立刻说道。

    由于同治皇帝故去的时间正值西历元旦，在得知了消息之后，各国公使纷纷取消了“圣诞假期”返回中国，他们明面上是向中国方面表示哀悼之情，但林义哲知道，他们更关心的，是此后中国政局的发展。

    而在这样一个关键时刻，绝对不可以自己乱了阵脚！林义哲暗暗的告诫自己。

    很快，热福礼便进入到了大厅之中，见到林义哲，热福礼显得很是亲热。

    对于这位“法兰西的救星”，他也一直是非常崇敬的。是以在得知日本借口惩罚生番而入侵台湾的消息而清廷上下尚不自知时，他第一个给了总理衙门善意的提醒，点破了日本人的阴谋，使中国方面很快便做出了正确的反应。是以在中国战胜日本之后，总理衙门曾专门对热福礼的点醒表示了感谢。而中国和法国之间的关系，因此而更进了一层。

    两人寒喧了一番后，便开始切入到了正题中来。

    “亲爱的林，我想以个人的名义问您一个问题。”热福礼看着林义哲，措了下词，说道，“您对越南这个国家怎么看？”

    听了热福礼的问题，林义哲心里不由得一惊。

    难道是越南那边儿，又发生了什么事？

    “我认为，一个和平安定的越南，对中国和法国来说，都是好事情。”林义哲不动声色的回答了一句。

    “您说的对，我也认为，法国和中国有义务共同维护越南的和平和稳定。”热福礼笑着回答道，“不过，我觉得越南政府似乎并不这么想。”

    “您为什么这么说？您得到了什么消息吗？”林义哲问道。

    “我得到消息说，越南的境内出现了匪徒，他们似乎是从中国境内流窜到越南的土匪，越南政府无力对他们进行镇压，所以在利用他们之间的矛盾，让他们之间发生争斗，据说这种争斗已经演变成了规模不小的战争。”热福礼说道，“这些土匪们之间的战争严重的影响了当地人民的正常生活，也危害到了在那里经商的外国人的安全，我认为，作为在越南有着重要利益的国家，法兰西帝国和大清帝国应该想办法制止这场灾难。”

    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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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百一十七章 n姓家奴

    听了热福礼的话，林义哲马上明白了过来。

    热福礼说的，是黑旗军！

    在中国近代史中出现的民间武装中，刘永福和他的黑旗军长期以来在国人印象中“得分”最高。“击毙法军主将安邺和李维业”的辉煌战绩使得长期以来对他们的赞颂不绝于耳，已经到了神化的地步。在后世的诸多影视文学作品中，黑旗军的出镜率极高。

    但林义哲却知道，刘永福和他的黑旗军，真实的面目和产生的历史作用，并非是“主流史观”宣传的那样正面。

    刘永福是广西博白县上思村人，因兄弟中行二，故又被周围人称之为“刘二”。刘永福自幼家境贫寒，幼年家乡受灾，随父母逃灾到了钦州投靠了叔叔，1854年刘永福十七岁时，父母和叔叔尽数亡于饥荒，1857年，实在饿得活不下去的刘永福决定为了吃饭问题和一帮穷乡亲“揭竿而起”，参加了当地的天地会起义，投在了广西天地会首领吴凌云的部属郑三门下；当郑三喂不饱他的时候，于1860年又改投吴三，不过吴三的粮草很快就出了问题，刘永福毫不犹豫的改换门庭、投了另一支农民军王士林部；不过很快王士林的补给也出现了困难，显然也喂不饱刘永福；刘永福遂于1865年改投与王士林为敌的豪强黄思宏，对王士林反戈一击，并且成了一名领着二百来人的营官，终于有了属于自己的队伍；1866年。当黄思宏的粮草没办法维继的时候，已经29岁的刘永福带着黄思宏队伍里的二百来人改投“给钱三十千。米则任要，以食够为限”的吴亚忠，为纳“投名状”，迅即掉转枪口帮助吴亚忠灭掉了黄思宏；在消灭黄思宏的战斗中，刘永福的好勇斗狠深受吴亚忠的赏识，被授予“左翼前敌先锋”，在这个时候刘永福所部有了自己的军旗——“黑底北斗七星旗”以及“黑旗军”这个名号。

    可是好景不长、当1867年清军围剿吴亚忠部时吴亚忠受伤，刘永福见势不妙带上自己的队伍那二百来号人撒腿就跑。而当吴亚忠对刘永福已是相当的信任和赏识，甚至已经决定将自己的妹妹嫁给刘永福，可是刘永福并不情愿：如果娶了吴亚忠的妹妹，那就等于成了吴亚忠的“直系亲属”，将来被清军追究起来肯定要受连累，不娶的话又得罪了吴亚忠，而在他两难之间时正巧清军的围剿“帮”刘永福解决了这个难题——一走了之。一了百了。刘永福这一跑，便跑进了越南境内。

    逃入越南境内后，因越南政府无力剿灭包括黑旗军在内的流亡反叛武装，对这些来自中国的叛匪残余只能采取分化瓦解之法，招安一批、攻打一批的办法——对于盘踞在越南北部的大大小小多如牛毛的流寇和义军，越南政府自认为没有清剿干净的能力。必须依靠天朝上国大清的“天兵”助剿，而天朝上国暂时无暇顾及的时候就只能采取分化离间的办法，招抚一批、打击一批，用农民军打农民军的办法将这些流窜武装的威胁程度控制在一个可以接受的范围之内。刘永福选择了接受招安、为越南政府效力，为了纳这个投名状。于1869年率领黑旗军配合越南政府军和曾经的吴亚忠部农民军战友黄崇英部“黄旗军”攻战，在初步获得胜利后。越南政府就决心驱逐刘永福部，并且邀广西提督冯子材会剿。闻此讯后极度恐慌的刘永福马上向越南政府哭求输诚，表示愿意一心一意的帮助越南政府彻底干掉曾经在吴亚忠部的战友黄崇英，只求千万不要驱逐他。终于借此得以在靠近中国边界的保胜地区站稳脚跟，在繁忙的红河水道上设了收税关卡，除了越南政府按年发放的“基本工资”外每年可以收取八万两白银的买路钱，黑旗军上下欢喜不已，因为如今能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终于不用再过之前那居无定所、食不果腹的生活了。

    后世的许多人一直在指责清朝政府对待黑旗军的态度是“炮灰般的利用”。不过，这并不是没有原因的。看了刘永福那“墙头草”一般的个人履历，是个人都会对他的“忠诚度”打上一个问号：都说“三姓家奴”绝对是可恶的，古有三国时的吕布，南北朝时期的侯景，大清开国之初亦有吴三桂、耿精忠、尚可喜父子、李成栋等，不过论起换主子的频率，恐怕这些人在刘永福面前还不过是“小巫见大巫”。刘永福何止是“三姓”，数得上号的农民军就投了五家，还没算上越南政府和大清国。就算是生活所迫，但是仅仅为了个人的身家性命而随便玩“走马灯”的话，这种行为别说是放在礼教第一、道德至上的大清国了，在忠诚度被奉若神明的年代，墙头草是最受鄙视的，无论官与贼都是如此，而刘永福在大清国的官吏甚至百姓的眼中，缺乏的恰恰就是忠诚。

    在陆续收容来自大清国的流民、盗匪、通缉犯、逃兵以及被清朝正规军打散的天地会、太平军残部后。刘永福将这些散兵游勇组织起来，结合当地农民，（这是地地道道的“发动群众”）编练了一支组织严密、农战结合、训练（依照匪寇的标准）尚好的军队，并且沿用了他在吴亚忠部时制定的黑色七星战旗，时人称之为“黑旗军”。

    黑旗军的常备兵力通常维持在两千人左右，最多兵力不超过三千，但却迅速成为了越南北部重要的割据力量。

    之所以能够如此，是因为黑旗军相对于越南政府军和当地的其他华人武装，其综合素质相对较高（但也决不会在清军精锐团练湘军、淮军甚至是绿营练军之上，否则。果真训练有素的黑旗军精锐早和潜伏在广西境内的反清势力里外呼应，东山再起了）。并且虽然装备了“雷明顿”单发步枪以及部分缴获自法国人的越南仆从军的“格拉斯”单发步枪，甚至还有少量从香港走私而来的毛瑟71步枪。黑旗军的步枪同等单位的齐射火力甚至超过了统一装备单发“格拉斯”步枪的法国正规军，但是战时弹药难以保证。又因黑旗军属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