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湘黔边、西至贵阳城下的黔东南大片地区。
  与黔东南苗族起义的同时，贵州东部号军、黔西南、黔西北苗民也发动起义。起义烽火几乎燃遍了贵州全省。
  当时，清军把主要精力放在镇压太平天国和捻军起义上，因此对贵州各族百姓的揭杆起义没有多大办法。
  当然，贵州复杂的地形也限制了清军的行动，想要扑灭苗民起义，不花费大代价想都不用想，性价比实在太高朝廷更关注钱粮财赋之地的江南亮光地区，使得贵州苗民起义一直剿而不灭。
  1864年7月，天京陷落，整个大清的反清形势转入低潮。朝廷在镇压了太平军余部后，终于腾出手来于次年抽调大量清军，向贵州各族起义军大举进攻。
  在清军的大举进攻下，黔西北苗军、黔北号军相继失败。黔东南、黔西南等地的起义军处境更加困难。
  1865年5月，两广清军席宝田部围攻邛水西南的苗军重要据点寨头。苗军守将甘保玉与苗军主力坚守在前哨阵地钉耙塘。
  两广清军从正面进攻，火力十分猛烈苗民措不及防之下伤亡惨重。见久攻不下席宝田便改变战术，一面从正面佯攻一面派部队至寨头侧后，从高处袭击进攻击驻守苗军后翼。
  苗军腹背受敌，甘保玉被火，枪击中头部当场毙命，寨头终于失守。
  与此同时，四川候补知府唐炯率川军镇压号军起义后，又向苗军发动进攻，于1864年11月28日占领黄平旧州城，12月7日占新州城。
  1865年，朝廷进一步调兵增援贵州。两广总督吴可遣广东记名按察使黄润昌、道员邓子垣率万余两广清军入黔。1月初黄润昌进抵贵州青溪。席宝田令黄润昌沿镇阳江西进，令记名提督荣维善由寨头北上，夹攻镇远之苗军。
  3月10日，两广清军攻占镇远、府卫两城。其后黄润昌率军西攻施秉，荣维善则率军南下，与沿清水江西进的李光燎、戈鉴部会合，于4月9日攻占清江厅城。
  接着席宝田命荣维善由清江、彭芝亮由石阡，分率所部赴镇远，与黄润昌部会合。4月30日黄润昌、荣维善、彭芝亮等部两广清军攻占秉施县城，苗军见势不妙急忙向西撤退。
  援黔之两广清军攻占施秉后，为了迅速打通驿道，并与已经占据黄平、重安、清平等地的川军会合，便乘胜向黄平前进。
  1865年5月1日和2日，由黄润昌、荣维善、邓子垣等率领的两广清军一万余将士占领苗军重要据点白洗寨（施秉南10余公里）和瓮谷陇（黄平东南20余公里）。
  瓮谷陇至黄平，中间有黄飘（黄平东南10公里）等苗寨，地势奇险，仅有羊肠小道可以通行。当时有人提议停止攻击，但黄润昌、荣维善等因胜而骄，认为“功在指顾”，“若舍之而去，则驿路仍被梗阻，计不如乘胜追之”，决议继续攻击前进，不给苗军以喘息之机。
  5月3日，进黔之两广清军以荣维善为前队，总兵张宜道为二队，总兵苏元春为三队，邓子垣为四队，黄润昌为后队，由瓮谷陇出发，沿山路鱼贯而行。苗军且战且走，退至黄飘。
  张秀盾、包大度率军万余人设伏于此。当两广清军人马进入伏击区时，苗军突起发难前阻后截，山上滚木檑石如雨倾下，鸟枪、土炮、弓箭一齐施放，进攻之两广清军猝不及防乱作一团，人马自相践踏死伤甚众。
  苗军趁势由山上冲下，喊杀之声响彻山谷。黄润昌为山炮击中头部当场毙命。邓子垣企图救护也被苗军用乱刀砍死。荣维善率亲兵200余人冲出包围圈，沿山东逃，又被苗军包围全部被歼。
  黄飘一战，苗军歼灭援黔之两广清军万余人，取得了辉煌战果。
  援黔两广清军主力荣维善、黄润昌、邓子垣大部被歼，仅苏元春率数千残兵逃出重围。
  消息传到广州时吴可勃然大怒，借机将两广清军序列不听号令阳奉阴违的刺头拿下杀鸡骇猴，然后二话不说派出驻守黔桂边境的乡勇队一个大队三千人马杀入贵州，直扑刚刚取得大胜的黄飘苗军而去。
  而黄飘之战是贵州苗族百姓起义军取得的一次最大胜利，在这次战斗中苗军不畏强敌，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勇于和来犯清军决一死战，并且能够集中兵力，以小部引诱敌人进入伏击圈打了个漂亮歼灭战。
  而两广清军在多次胜利后，轻敌冒进终于被苗军抓住机会打得大败，致使两广清军中的本土势力损失惨重，再也没势力跟两广总督吴可暗地里较量，整个两广清军全部纳入总督衙门掌控之中没有异声。
  吴可应该感谢贵州苗军的大力帮助，可惜这次惨败不仅破坏了两广清军出征之前在几个月之内“剿平”黔东南苗军的企图，打击了两广清军的嚣张气焰，鼓舞了贵州起义军的士气，搞得云贵总督张亮基十分被动。
  为了替老丈人分忧，身为两广总督的吴可义不容辞。幸好他早与老丈人打好招呼，此次黄飘大战援黔之两广清军虽然大败亏输，但对于乡勇队以及总督衙门而言并没有多大损失，能够在第一时间派遣精兵强将杀入黔东南，以犀利的火，枪射击以及灵活多变的战术，迅速压制了当地苗军的嚣张气焰。
  只是让吴可和张亮基头疼不已的是，贵州苗民在黄飘大胜两广清军来犯人马，这对于云贵两省以及两广清军没多大妨碍，可是苗军的胜利却鼓舞了云南回民起义军的士气，就在贵州境内战火连天的当口云南也跟着大乱起来。
  ……
  云南地处西南边疆，境内多山，土地瘠薄，各族百姓在满清地方官吏、土司头人和地主豪强的重重剥削压迫下，生活异常困苦。
  朝廷每年向云南征收赋税达白银四十万四千二百两以上，各级地方政府的费用和官吏的“养廉”以及巧立名目的苛捐杂税，随征科派。第一次鸦，片战争失败后的赔款，也分摊到云南各族百姓头上，使其负担越来越重。
  朝廷为了弹压云南百姓的反抗，在云南驻有绿营兵近四万人，每年所需俸饷及军械弹药、恤赏等费甚巨，其中半数以上由地丁银中支取，余由江南各省的协饷银补给。
  太平天国起义后，江南各省自顾不暇，断绝了协饷银的来源，于是云南地方当局进一步横征暴敛。“军费不足，则加赋税；赋税不足，则抽厘金；厘金不足，则逼捐输”。各地团练更是“任意科敛，弊窦丛生”。
  由此，本就生活于水生火热中的云南各族百姓遭受残酷的压迫剥削，被迫起而反抗，以致“聚众抗粮”、“闭门拒赋”的现象时有发生。
  为转移云南各族百姓的反抗斗争目标，当地官府以及地主豪强不断挑起辖内民族，矛盾和民族纠纷。
  云南是多民族的省份之一，治内有汉、回、彝、白、哈尼、壮、傣、苗、景颇等几十个民族。除汉、回两族外，地方官府对其他民族统称之为“夷”，而回族人数约占全省人口的十分之一二。
  由于地方官府以及地主豪强的挑拨离间，回族和汉族之间不断发生纠纷。早在嘉庆初年，就因回汉上层豪强争夺厂矿利益，开始发生仇杀。道光朝以后回汉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大，械斗和仇杀的次数越来越多，并有愈演愈烈之势。
  这种情况，使得云南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
  1855年（咸丰五年）冬，云南临安府（治今建水）的汉族地主恶霸和楚雄府（治今楚雄）回民为了争夺楚雄府南安州（治今楚雄南）石羊厂银矿，发生激烈纠纷。
  楚雄府知府崔治中等地方官吏乘机施展“暗中挑拨，意在两伤，借邀功利”的伎俩，“见临人（按：即临安府汉人）势强，则召临人杀回人；见回人势强，又使回人以杀临人”，导致事态扩大矛盾激化，从争吵发展到回汉械斗。
  在当地官府的‘不懈’努力下，事态最终失控，由械斗引发成当地回汉两族百姓的大乱斗，之后事情越演越烈等到官府察觉部不对，心生害怕想要控制事态继续发酵之时已经晚了，当地灰百姓积累的怨气由械斗龈爆，然后变成了波及范围甚广的大骚乱……


第658章 云南‘故’事
  1856年春，临安汉族恶霸煽动汉人入南安州和楚雄府城捕杀回民，“老弱鲜得免者”，楚雄府的汉族官绅也残暴地屠杀回民。临安汉族恶霸等在广通（今禄丰县广通镇）、罗川（今禄丰县西南）、禄丰等地逞凶之后，拟前往省城昆明屠杀回民，回众起而自卫。
  新兴（今玉溪）回民首领马凌汉率回民千余，在距昆明二十里的小板桥，将临安汉人恶霸打败。这本来是正当的自卫行动，却被当地官府指责为“纠众谋逆”、“阴谋作乱”。云南巡抚舒兴阿和团练大臣黄琮竟“饬各府厅州县聚团杀回”，署布政使清盛也下达了对昆明回民“格杀勿论”的命令。
  云南官府高层策划的对云南回民的野蛮屠杀，终于迫使回民百姓走上武装叛乱的道路。同年6月姚州（今姚安）回民首先起事，7月即攻占州城，随后各地回民相继响应。
  在滇西，杜文秀起于蒙化（今巍山），蔡法春起于顺宁（今凤庆），杨荣、虎应龙起于鹤庆、丽江；在滇南，马德新（字复初）起于新兴，马如龙起于临安北面的曲江，马凌汉、杨振鹏起于昆阳（今晋宁），徐元吉起于澂江（今澄江）；在滇东，马联升起于曲靖，马荣起于寻甸。回民武装叛乱的烽火遍及云南全境。
  与此同时，汉族和彝、哈尼、白、壮等各民族底层百姓也纷纷跟进。
  哀牢山区李文学领导的彝族百姓武装叛乱队伍，一开始就同杜文秀领导的回民起义军并肩战斗。其他起义队伍也或者单独作战，或者与回民起义军彼此支援，相互配合，有的则直接参加了回民起义的行列。
  这时，虽然各地民族仇杀事件在不少地区仍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但是以杜文秀为代表的各族底层百姓，通过斗争实践逐步认识到官府和地主武装团练才是回汉仇杀的真正罪魁祸首，是各族百姓共同的敌人，从而摒弃民族相仇的偏见，走上了共同反对朝廷的武装斗争道路。
  ……
  以回民为主体的云南各族百姓发起的武装叛乱，极大地震动了朝廷。
  咸丰帝闻讯勃然大怒，立即令正在贵州镇压当地苗民起义的云贵总督恒春折回云南，“痛加剿洗”。但自太平天国起义以来，朝廷不断征调各省清兵赴江南镇压太平军，云南防军也“半经外调”，所剩清军不敷派遣，顾此失彼。回民叛乱武装正是趁此有利时机，迅速发展力量开展与地方清军的斗争。
  滇东、滇南各族百姓揭杆而起之初，组织比较分散没有统一号令以及明确目标。曲靖、临安、东川（治今会泽）、开化（治今文山）等府和广西州（治今泸西）的许多小股起义军武装，各自为战先是击败了前来“围剿”的清军和地主团练武装，进而主动进攻，围攻清军盘踞的城市。
  滇东回民武装起义军轻松控制平彝（今富源）至嵩明之间的大道，徐元吉部回民军则占据了接近省城昆明的澂江府城。随着战争的延续和发展，各地起义军力量不断壮大，并逐渐从互相支援发展到联合行动。
  1857年夏，马如龙、马德新、徐元吉等率领滇东、滇南回民起义军两万人，经晋宁（今昆明市晋城）、呈贡向昆明进发。当时昆明城中清军很少，团练因无人督率纷纷溃散。
  云贵总督、云南巡抚和团练大臣等束手无策，只得紧闭四门等待援军。7月12日回民起义军占据距城仅五里的江右馆为大营，分据大树营、王家桥、堡基、马街子、碧鸡关、红庙、西坝等村寨，随即发动对省城的围攻。
  清军被打了个措手不及，城内粮源断绝战守无兵，云贵总督恒春无计可施自缢而死；巡抚舒兴阿也“引疾乞假”，藏匿家中。
  其时，朝廷正忙于镇压太平天国起义，无力顾及云南，只得调四川总督吴振棫为云贵总督，带川兵二千名赴任。
  吴振棫慑于回民起义军的声威，一面奏请朝廷将“主剿”回民的团练大臣黃琮、窦垿革职，以麻痹回民的反抗意志，一面召请在外省任职的云南籍回族官员回滇，以拉拢和收买回民起义军首领。
  滇东、滇南起义军的主要领导人马德新和马如龙都是回族上层人物（马德新是云南回民的总掌教，马如龙则是出身于官宦之家的清朝武生），他们公开声明，起兵“止欲报仇，不敢为逆”，只要当局惩办“倡首灭回者，以服众心，即行解散”。
  由于他们根本没有触动满清在云南的统治决心，因此在云贵总督衙门的利诱之下于1858年春与官方订约，承诺“永不滋事”，并将围攻省城的回民起义军撤离散归各地，滇东、滇南起义军第一次围攻省城遂告结束。
  而当滇南、滇东回民起义军由于马德新、马如龙等人的妥协遭受挫折的时候，滇西回民起义军却在首领杜文秀的领导下，不断地发展壮大。
  杜文秀（1828—1872）字云焕，号百香，云南永昌府保山县金鸡村人，回族。
  1845年（道光二十五年），永昌府汉族地主团练组织“香把会”，在官府的支持和纵容下，大肆残杀回民。杜文秀以家属被杀，未婚妻被掳，于1847年上京控诉，但冤仇终不能伸。
  失望之余，他逐渐认清了朝廷的真实面目，激发起反抗朝廷和地方官府压迫的想法。回到云南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