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区，完全可以发挥吴某人的‘特长’不是。
  至于那个所谓的‘一等忠勇侯’爵位，才是真正酬谢他在保卫京城战中的良好表现，赏赐的一个看似风光无限其实没多大实质作用的爵位。
  怎么说吴可在京城期间还是结交了不少朋友的，就是在彻底的行宫觐见期间，也是用银子开道收买了一些官职不大，却消息十分灵通的陛前近宦，想要得到一些具体消息并不酸什么难事。
  恭亲王和桂良等京中大佬都是第一时间写来信件安慰，除了将其中原由道明之外，就是让吴可好好在两广做出一番事业，朝堂上的事情有他们看着，只要吴可没犯大错出不了问题的。
  恭亲王更是在信中隐晦了表达了歉意，对于吴可受到他的波及而被调离两江的事儿，他感觉十分不好意思。虽没拍着胸口表示以后有事尽管找他，但信中这样的意思却是表现的十分明显，吴可看了心中多少有些欣慰。
  既然知晓了自己的突然调动岗位，是受了城门之火的波及，吴可也算是彻底放下心来，静等继任者赶来交接政务便打算立即启程赶赴两广就任。
  而接下来，朝廷一连串的人事调整，却让他明白朝堂之上的争斗，可不想他心中所想那般简单。
  原闽浙总督张亮基平调云贵总督，即日上任不得延误。
  浙江巡抚左宗棠署理闽浙总督，还领了个兵部尚书的虚衔，终于再进一步成了大清官场金字塔最顶层那十来位成员之一。
  与此同时，朝廷实授曾国藩为两江总督，以钦差大臣督办江南军务。
  继任者这就出来了，原来是一直赖在江西战场不肯离开的湘军统帅曾国藩！
  这事自然在两江官场因起好一番轩然大波，一时官场上流言四起谣言更是漫天飞舞。
  曾国藩和他手下的湘军，其实很不受两江官场待见的。
  吴可尽管执政时期手段强硬，阻了不少文武官员的财路，但怎么说都是两江官场出身，一面要求严格另一方面对待两江文武官员也算宽和，只要不触及到吴某人的底线有些事情真的很好商量。
  可是曾国藩就完全不同，这厮不仅出身湖广而且资历深厚，在太平军还没崛起之前便已做到兵部侍郎高位，这些年率三湘子弟与太平军连番激战，不仅威望大涨手头更是有一套成熟体系。
  吴可就任两江总督两年多时间以来，除了军务上独断专行之外，民生和涉外事务上很是倚重一干两江要员。
  不管是‘以工代赈’的利民举措，还是海州港口修建这样的大型基础工程，还有调高烟土税收这样不得‘民心’的政策，基本上都是依赖于两江原由的官僚体系执行。
  尽管吴某人态度十分强硬，在这些民政举措实行期间，也没少跟两江官僚体系产生纠纷甚至摩擦，但吴某人甚守官场规矩没有引来外界势力插手其中。
  可曾国藩则不同，这厮虽然最近几年一直在江西和淮南游荡，可跟两江官僚体系真不搭界，也没什么说得过去的来往关系。
  这位要是做上两江总督的位子，所做的第一件事不用多说，肯定是将几处关键位置换成湘军里的心腹干将。
  单单这一点，便让平静无波的两江官场掀起阵阵汹涌暗潮，一些坐在关键位置上的官员更是忧心不已，生怕僧国藩一上位便拿他们开刀。
  这些官员此时才真正明白吴大总督的好处，可惜事已至此再心有不甘也是无法，只能期待曾国番上位之后不要大动干戈才好。
  当然这些已经不是吴可关心的事儿了，正月二十五这日，他等来了两江总督继任者曾国番……


第544章 湘军在江西（一）
  江西赣州通往广东韶关的官道上，一支三万人规模的清军部队，正以极为缓慢的速度缓缓前行。
  南国的春天来得特快，这不刚刚二月下旬，道路两旁便满是绿色，和煦的春风轻柔吹拂，让行军中的清军战士浑身舒畅恨不得倒下睡个大懒觉。
  此乃新任两广总督吴可，所率赴任逼兵马。
  从正月下旬出发，三万精锐清军横穿整个江西，路上蟊贼太平军势力无比胆战心惊，不敢对这支过路清军部队有丝毫挑衅之意。
  人的名树的影，吴可全凭赫赫战功立下的名头可不是吹出来的。
  太平军在吴可和麾下乡勇队手下，吃过多少亏损失了多少精锐人马？
  吴可‘剿匪总督’的名头也不是开玩笑的，每每就任一地首先做的便是清剿当地土匪山贼势力，手段狠厉行动间更是雷霆万钧势不可挡。
  江西太平军残余势力，经过与湘军多年来的拉锯战，早已不复当年之勇只能在乡下地方苦苦挣扎，之前所占州县城池全部落入清军之手。
  因为连年战乱，整个江西的秩序都一片海军乱，到处都是占山为王的土匪山贼势力，凡是地势险要的山就飘扬着名头甚响的绿营旗帜。
  可以说，自从湘军入赣作战以来，除了逐一收复陷于太平军之手的州县城池，对于江西秩序的破坏当负首要责任。
  别以为曾国藩是什么好人，湘军上下也没啥好鸟。
  因为军费大部都需自筹，湘军又不像乡勇队有诸般产业支撑，财政缺口之大可想而知。
  也因此湘军军纪良莠不齐，给江西的地方秩序带来极大不安。
  江西地处长江中游，又是安徽、浙江、福建、广东、湖南和湖北六省交界之地。这对建都天京的太平天国来说，是必守的门户，而对肩负镇压太平天国起义的湘军来说，又是扼敌致死的咽喉，江西是双方必争的战略要地。
  曾国藩有过一次比较详尽的叙述，那是在1855年初湖口之战后，太平军乘胜直捣武汉三镇，上游空虚，咸丰帝急令曾国藩率军上援，谨小慎微的曾国藩居然婉言申辩，拒不奉旨。
  他那是就提出了“其难有三端，一则浔郡为长江腰膂，陆军未能轻撤；一则内湖水师乘春涨可以由湖口出江，所虑在既出以后，孤悬无依；一则金口水陆诸军饷项缺乏，若再添师前往，更无可支援，恐饷匮而有意外之虞，臣实乏良策，惟有坚扼中段保全此军。”
  曾国藩的不奉旨，无非怕失去长江中段的地利，无法保全他的水师陆军。在江南作战，十分重视水师的作用，保有江西，便能充分利用鄱阳湖，成为水师的巢穴，这一着是很恶毒的。
  他在一封家信中曾经直言不讳地表示：“余办内湖水师，即以鄱阳湖为巢穴，进而切断转战湖北的太平军与其首都天京的联系，间或出江剿贼，亦不过三分之一，与贼鏖战。
  剿上游则在九江、武穴、田家镇处游弋，不出湖口二百里之外，利则交战，不利则退回鄱阳湖巢穴之内。剿下游则在彭泽、望江、安庆等处游七，亦不出湖口二百里之内，利则交战，不利别亦退回鄱阳湖巢穴之内。如此办理，  上游武穴之贼与下游金陵之贼，中间江路被我兵梗阻一段，其势不能常通，亦足以制贼之命。”
  既要将鄱阳湖作为水师的巢穴，自然必须保有江西；而控制了鄱阳湖也就控制了长江中段，湘军水师才能纵横内湖外江，可进可退。
  一旦羽翼丰满，时机成熟，它便可以顺流而下，为剿灭太平军事业发挥最后一击的作用。地处长江中游的江西，被曾国藩称为“长江腰膂”的九江，自然成为他必争的战略要地了。
  而湘军的银饷主要是自筹，这使得江西与六省交界的地理位置显得分外重要。筹措银饷是曾国藩最感头痛的事，他常对湘军将领说：“今之办贼，不难于添兵而难于筹饷。”
  曾国藩兢兢业业地“惟当力保广、饶以通苏、杭之饷道，先剿抚、建以固闽、浙之藩篱。”又亟亟乎要求“上海抽厘金拨解臣首专济楚军之用。”
  这些，都说明江苏、浙江、上海是在江西战场的湘军的军饷重要来源之一。
  而广东呢？
  甚至在曾国薄起军前夕，就专赖广东的饷银以便动身，他曾专函当时的湖广总督吴文镕说：“惟口粮一事万难为续，目下专望广东九万金来，为起程之资。”
  而湘军到江西以后，广东仍然是湘军饷银重要来源之一，曾国藩在给李元度的信中说过：“四、五月，饷项竭蹶，每日只能合百文，待六月广东饷到，再行逐一补足，每日加赏米一升，盐三钱，将来不复扣还。”
  富饶的江苏、浙江、广东的财力，商贾云集的上海厘金，以及收入冠于全国的粤海关税款，是湘军饷银来源的后盾，有了饷银才能使这支地主武装发挥它的战斗力。这些地区与江西不是毗邻，便是有道可通，保有江西，自然便于筹饷。
  而江西本身，就是湘军与太平军筹集军饷、军粮的重要基地。
  曾国藩承认：“吾在江西，各绅士为我劝捐八、九十万”之多，所以他说：“筹饷以江西为本。”
  关于军粮，江西物产丰富，尤其盛产大米，更引起双方的重视。曾国藩认为“江西物力尚厚，供我水陆两军口粮，大约足支八个月”。
  太平天国方面也是如此，1854年东王、北王、翼王三人向天王上书称：“弟等细思安微、江西米粮广有，宜令镇守佐将在彼晓谕良民，照旧交粮纳税。”
  除此以外，湖南是湘军的老巢，湘军虽然出省作战，但是，其兵勇的补充仍然要回湖南招募。
  如在江西作战时，曾国藩还是“委副将朱品隆……等回湖南续招乡男四千人赴抚州训练以备攻剿”。
  周风山、曾国荃也曾经分别从湖南招募乡勇，这些事情都是屡见不鲜的。江西与湖南毗邻接壤，湘军占得江西，自然便于补充兵源。
  综合上述，无论从战略位置、粮调筹措以及兵源补给等方面，占有江西都是至关紧要的，无怪乎湘军与太平军都在江西战场投下了精兵良将，展开了历时五年的激烈的争夺战。
  敌对双方在一个战场上反复搏斗五年，确实是个不短的时间，整个江西也在这样的拉锯战中打成一片废墟。
  从咸丰四年十二月至咸丰五年十月（即公元1855年1月至11月）为止，是太平军楔入江西战场，阻止湘军凌厉攻势的时期。
  咸丰四年秋，太平军占领的湖南、湖北重镇岳州、武昌，先后被湘军攻陷；十月，秦日纲率领的大军又在田家镇半壁山为湘军所败，湘军乘胜水陆并进顺江东下，声势逼人。
  石达开临危受命，督师九江，咸丰四年十二月先后取得湖口、九江大捷，使湘军水师丧失战船、民船共七、八十艘。当时湘军水军的整个兵力，也不过拥有战船“凡大小二百四十，辎重炮船百二十，辎重民船百”，不能说没有伤及元气。
  太平军在这战役中，将湘军水师“一分为两截，出现了外江无小舟，内湖无大船”的局面。留在外江的水师“实觉无以自立”，不得已上驶金口，内湖水师又担忧“不便宿食，不能扎营，……无得力将领统之，……外与九江隔绝，内又与江省远离，银两子药俱无所出。”
  湘军的锐气受挫，石达开有效地阻截了湘军水陆大军顺江东下的攻势，扭转了危局。
  曾国藩没有就此退却，下定决心惨淡经营江西。仅仅过去一个月，也就是咸丰五年正月，曾国藩由九江抵南昌，又是下令让内湖水师的营官“抚辑众心”，又是“设局制造炮位子药，专，供楚炮船之用”，又是“派员卉回湘，增募水勇”，又是拨船、造船，甚至“设立船厂添造各船”，于是“内湖水师自成一军矣”。
  在曾国藩亲自坐镇南昌竭力整顿下，又过了两个月，“今水陆各军在江西境内者，伤者平复，劳者休息，羸弱者遣汰添挟，仍可恢复去秋壮盛之气。”
  接着，曾国藩对今后的战略部署作了一番具体分析，他在《统筹全局摺》中说：“以湖北、安徽、江西三省全局论之，陆路须有劲兵四枝，水路须有劲兵两校，乃足以资剿办。”
  水路以及陆路四支又分东、西两路、曾国藩认为“江南自九江以上兴国、通山、祟阳、武宁等属，皆土匪勾结粤贼之渊，是为西一路，自湖口以下，由东流建德、饶、池、徽、宁四府，皆逆匪觊觎浙江之要途，是为东一路。……南岸以东一路为重要，而西路次之。”
  根据这一战略思想，曾国藩的强兵悍将都布置在部阳湖东、西两岸。他在西路以塔齐布一军五千人屯浔郡，伺隙攻城，妄图牵制坚守九江及小池口一带的石达开的主力军，使之不敢全数上争武汉，基本上还是守势。


第545章 湘军在江西（二）
  曾国藩在东路采取的是进攻性措施，他在军事会议上表示：“所谓东路者，为江浙转饷之路，关系大局非轻，吾等分派罗泽南带湘勇三千人，由江西省城绕出湖东，攻剿饶州之贼，又与抚臣陈启迈合募平江勇四千人，同剿东路。”
  曾国藩在东路派出了悍将罗泽南，投入兵力七千多人，可以说是下了大赌注的。湘军在江西战场似乎要重整旗鼓，力争控制全局了。
  石达开却抓住空隙来了次奔袭，打乱了湘军的部署。正当罗译南等次第陷饶州、乐平、景德镇诸地，准备扑向祈门、徽州等城镇时，石达开抓住曾国藩逗留江西，上游空虚的机会，率军直取武汉重镇，并把矛头指向通往湖南的祟阳、通城等走廊。
  咸丰帝下旨急调曾国藩上援武汉，曾遭到婉辞拒绝，倒是罗泽南认识到局面对己不利，他向曾国藩分析吴楚形势，“调方今欲图江、皖，必先复武昌；欲图武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