望。我降生的意义只有一个，给这个国家的民众寻找光明的未来。”

“在我看来，日本的问题，其实和中国的情况一样，皆是财富分配不均的问题，是六千万日本同胞，和寄生在他们身上的十几万个所谓的吸鬼家族之间的矛盾问题。是几十万所谓的日本华族，和普通的日本平民的之间的矛盾。”

“如何解决这个矛盾？当时我对崇仁天皇陛说过，我有两个选择，一是象中国那位神明林汉一般，选择中共，彻底地打碎旧有的上层，然后将财富分配给下层。另一个选择，则是德国的神明加百列所做的那般，进入上层进行改良。”

“当时我和崇仁天皇，都不愿意选择象中国那般的激烈地革命，所以我们给了帝国的上层一个机会，希望他们能自觉地自我改良，改变日本先前财富分配严重不公的局面。”

“神佑六年，欧洲战争暴发，帝国得到大批英吉利的订单，经济收入一片大好。战前我提前预见欧战爆发，帝国提前做多，在国际期货市场获利十数亿美元，民众享受到战争的红利了吗？”

“没有，依旧没有。所有的利润依旧被这些吸血鬼，一滴不剩地吃个精光，半点都不肯分给民众。神佑八年，帝国夺得菲律宾后，日本民众得到的唯一红利，居然是天皇陛下亲自下令，强行在国内平价销售的大米。但就是这些从菲律宾运来的大米，在销售的过程中，也被这些吸血鬼从中过手，以次充好地替换掉。而这样皇室给予民众的福利，在这过程中，也一再地遭受他们各式各样地抵制。”

“名古屋大地震，地震前中国和英吉利事前都为帝国捐了大批救灾物资，但这些物资，又有多少被送到民众的手中，又是谁从中吞吃了这些物资？是财团，是财阀，是日本华族，是寄生在日本帝国民众身上的那十几万条吸血鬼，他们一滴不剩地将这些汁水吸得干干净净，半点都没有留给下层。”

“这些事，我全都知道，但是我一直忍耐着，一直在给你们改过的机会。”

“不久前的崇仁陛下提出的，征收所得税，是我给你们的最后机会，可是你们又是怎么‘回答’我的？”

收音机里，大和抚子的声音，由先前的激昂顿挫，突然向阴沉转变。

“贪婪的你们，放弃了一次又一次获得救赎的机会，更做出如此大逆不道的愚行。神明的慈悲，已经耗尽，我已决定，将象中国的那位神明一般，做出另一种选择……不会有宽恕，不会有仁慈……”

当收音里传出最后那句“不会有宽恕，不会有仁慈……”时，收音机前的听众，无论是山本五十六，或者外国驻日本大使外交官，个个都听出了背后浓重无比的杀意。

“这就是神明的怒火吗？”

这几乎是所有人听到这一演讲的人的第一想法。

而1947年剩余的几个月里，日本发生的事，让人不仅想起了1917年的俄国和1935年的中国上海。

大和抚子控制下的日本，开始了“激进”的革命。

三井、三菱、中岛几个日本大财阀的财产被官方强制没收，一切收归国有，其首脑更是以“谋害天皇，人民公敌罪”直接处死。按着事前准备好的名单，有两万人被直接以“人民公敌的罪名”被判处死刑，这些人包括日本国内拢断财团的头目、黑恶份子、地痞流氓头目等等。此外还有十倍于这个数字的人被流放到南洋。黑龙会、山口组这些日本有名的黑帮组织，也以极快的速度从日本消失了。

除此之外，被大和抚子视为“毒瘤”的日本华族，除了留下部分被她视为“对日本有用的人”外，余下的被她毫不客气地贬入凡尘。十几万的华族，有一半在这场冲击中被她剥夺一切流放。

到了1948年，日本更开始了激进的土改，强行将土地从地主手中收走分给农民。

在变革的过程中，日本方面向新中国求援，新中国这边应邀派出大批干部前往日本帮助“指导土改”。

在1947年前，大和抚子降临的日本，被资本主义阵营和社会主义阵营一起认为是个“充满封建气息的军国主义国家”，熟悉日本国情的中国，更称其为“最邪恶的封建资本主义国家”。

然而日本在“神佑启明事件”后，中日两国过去十年紧张的关系，以快得令人难以想象的速度迅速好转。

中国、苏联、德国皆是在第一时间承认大和抚子建立起来的日本新政府，而且三国更联手减免了日本的部分欠债。

革命后的日本，在大和抚子的领导下建立了所谓的新日本联合政府，而这个新日本联合政府，在林汉看起来，又是一个“乱七八糟”的怪胎。

该政府的成份十分复杂，有被解放，从监牢里释放出来的日共，有从前抱对大腿海军高官，还有从前支持海军的萨摩藩的旧势力，一大堆前皇道派不得志的中下级军官，大量地充斥在这个“新日本政府”中。

事后，林汉和大和抚子躺在一张床上谈论起新日本政权时，忍不住向她吐糟道：

“这个日本新政权，外面现在挂着社会主义的皮，身体里最结实的肌肉，不是军国主义者就是旧日本海军的班底，骨骼却是在这场变局中享受到革命红利的底层农民以及士兵家属。基层、中层干部官员，则是从前一堆没有后台升不上去的底层小官小吏。”

这个所谓的“新日本”，在林汉看，与其说是革命，不如说是上层发动的清洗，是上层中的“有识之士”，干掉了吃相太难看的一堆旧势力，然后换上了另一批人，是新贵族打着革命的名义对旧势力的“抢班夺权”。

“当然，进步意义也不是没有，以几十万的日本地主财团家破人亡为代价，让几千万的无地少地的日本农民，得到了梦昧以求的土地。这场革命，总的来说，中上层干掉最顶层的那批人后大口吃肉，而中下层也喝到了汤水。此外干掉了大批旧上层后，腾出了大量的空位给中下层向上递补，暂时解决了所谓的‘阶级固化’问题，促进了阶级流动。”

如果套用社会主义者最爱说的话评价此事，就是这次的日本革命后，继德修之后，世界上又多了一个“日修”。

崇仁天皇最终以“人民天皇”的“谥号”入土。“革命成功”后的日本，并没有废除天皇制度，而是将崇仁的儿子立为新一任的天皇。不过那孩子这时才七岁大，他这个天皇也就是花瓶一个，而后成立的新政府，很快将日本的天皇制彻底架空了。

现在的新日本政府，是靠着大和抚子“神明”的威望，才压制住这个成份乱七八糟的“新政府”正常运作。“革命”成功后，大和抚子听从林汉的意见，退居二线作起了“太上皇”，将权力表面上交给了下面那些人，由他们自己去处理，而她只是作为一个“超然”的存在。

日本政局稳定下来后，林汉和李华梅就告别了大和抚子离开日本返回中国。在中国，他和李润石主主席谈起日本的变化后，林汉举了后世的泰国为例子。

这个新日本的政权结构，很象二十一世纪的泰国。

日本新政府就好象泰国的执政党，做事管事的人是他们，下层不满被骂的是他们，上层军方不爽时，挨操的还是他们。

海军、海军陆战队这些“革命武装”，现在就象是泰国的军方。平时不管事，想管事时，挥舞一下刀枪就可以让执政党随时下台。

大和抚子就象是泰国国王，表面不管事，但她因为威望太高，只要动动嘴日本政坛就会天翻地覆。

“这是一个怪胎。不过以日本国内的反动势力和进步势力的实力对比，也只能是这样了。”

李润石主席也同意他的意见道：“是啊，毕竟日本国内的进步势力，在这个变革的时代，还不足以承担起改变日本的责任。”

“德修、印修，还有日本的日修，说不定将来还会再诞生苏修和所谓的中修……马叔和恩叔若是泉下有知，真不知道他们会怎么会看待我们弄出来的这些怪胎。”

主席道：“龙生九子，其态各异。即使是资本主义制度，也有美式的，英式，法式，沙俄式、德式以及日本式的各类产物。各国的国情皆不相同，革命的过程也不同，从辩证唯物主义角度去分析，这是很正常的，唯一的问题仅在于，他们最后会演变成什么样的地步。”

日本变色之后，另一个问题很快摆在了日本和中国之间，并且连苏联也被牵扯了进来。

那就是朝鲜问题。

背后控制日本的大和抚子知道，日本先天体量太小，在这个历史被严重粉碎的时代，日本在不能抱美国大腿的情况下，如果自个单干的话，几十年后，其国计民生是难以象原时空般，成长为GDP世界第二、第三的经济大国的。

后世的日本能成长成那样，离不开美国的相助，更离不开朝战、越战。当然，后来日本长肥后，美国人靠着广场协议等一系列手段，吸日本的血吸得十分快乐。知道未来的历史的大和抚子，既憎恨后世日本被美国人当猪养殖民占领的局面，又向往那时日本经济世界第二、第三的地位——虽然为了这种地位日本付出的代价很大，但毕竟日本那时还是发达国家。

在各国的舰灵中，其实大和抚子的压力是最大的。

对于喀秋莎，在这个历史，不管未来怎么变化，逃过了二战的苏联，未来的情况都不会比历史上更坏，说不定还有可能躲过将来解体的危机。

对于英国舰灵阿尔托利娅来说，英国在后世已经破落成那个惨样了。这个位面的历史再怎么变化，这个位面英国将来也不会比后世的那个英国更惨，所以她也“压力不大”。

德国、中国的情况皆很相似。

唯有日本，在和美国依旧敌对的情况下，要其发展到后世那样的水平，对大和抚子来说，真的压力很大。

她能想到的出路，唯有中日合作，共建大东亚共荣圈，嗯，是亚洲经济共同体。

但朝鲜问题，是中日双方都绕不过去的坎。

在1935年～1937年的新中国建国之战中，也有不少来自朝鲜的“革命志士”加入中共参予了那场建国之战。这些人在新中国建国后无时无刻地都在想着解放朝鲜。而对于新中国来说，反对日本殖民主义，这也是“政治正确”的事。

而日本的这种“红不红，白不白”的变色方式，同样也影响了苏联的亚洲政策。

日本变色后，远东的势力平衡被打破了。如何建立新的平衡点，同样也是现在的斯大林要考虑的问题。

虽然苏联逃过了二战大劫，但苏联在东边，却多了一个提前崛起，日渐强大的中国。对于继承了沙俄遗产的苏联来说，从中国身上吞了一百多万平方公里土地的苏联，一直有着心结。昔日解放东北时，助战的苏联红军故意不攻入朝鲜，本就有借助日本压制中国的因素。

而一旦朝鲜复国成功，日本势力被逐出大陆，远东的中苏日三角平衡，就要被打破了。

第523章中日友好靠棒子

1948年一月一日，第二任新中国的领导在北京举行了盛大的阅兵仪式。

这一天，进入天安门广场，组成装甲兵方阵的，是整整48辆47式坦克——因为其是1947年定型量产而得名。

该型坦克，是德国现役的主战坦克E50的中国版，其标准重量为36吨，五对负重轮，扭杆悬挂，主炮为一门105毫米/50倍线膛炮，其一出场，就让应邀观摩的苏联军方代表瞪圆了眼睛。

在1947年时，苏联红军也开始了下一代新式坦克量产换装工作，该型坦克正是历史上著名的T54坦克，使用100毫米口径的坦克炮，标准重量差不多也3吨左右。苏联人郁闷的发现，东方的“中国小弟”，其主战坦克的主炮口径居然超过了苏联坦克。

虽然苏联红军自己，还拥有使用122毫米坦克炮的IS斯大林重型坦克系列，但是主战坦克的火炮口径居然输给了中国人，这让苏联军方心里很是不爽。

47式坦克是由德国方面的开发的E50坦克的简化版，德国陆军自己装备的E50坦克，标准全重高达四十三吨，使用相同的坦克炮，安装有垂直稳定瞄准仪，备弹42发。之所以吨位比中国的多出七吨之多，主要原因是E50是47式的改进升级版。

E50的前身，德国的4号坦克，使用截短炮管的，88毫米/52倍坦克炮，其战斗全重34吨。不过该型坦克只是过渡产品，只生产了五百多辆就被更先进的E50取代。

所以更新换代如此之快，一是德国在战后迅速和英国修好，加上与苏联的紧张关系改善，德国在东西线战略形势“从来没有象现在这般好”。二则是汉娜只是把三十吨级别的四号坦克视为开发下一代四十吨级坦克的“过渡产品”，原本就没有想大批量生产。三则是四号坦克的开发过程中，在汉娜的强力干涉下，完全是按苏联人开发坦克的思路开发的。四号坦克坦克虽然纸面上的性能极出色，但人机工程很不佳，车内空间狭窄，人高马大的德国坦克兵坐进去实在难受异常，很受坦克兵的诟病。

1943年后，新中国开始大量地引进行德国技术和设备尝试生产三十吨级的坦克。在德国坦克兵眼中诟病连连的四号坦克，在中方这儿却好评如潮，东方人相对矮小的体型很适合该型坦克，而后决定引进其生产线。

当时林汉更看中的是E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