疯狂地反扑挣扎，发生在巴基斯坦的一幕同样也在印北上演。

到1944年年初时，印北五省土改基本完成——所以用了整整三年的时间才“名义”上完成，实在是印共的基层执行能力实在太渣的因素。中方在战争结束后的第一年就完成了预定范围内三分一地区的土改，土改的过程中，也有大批的印共的成员看着跟着学。但余下部分由印共自己处理时，就是一团糟糕。

解放军引导的土改还好，而印共自己主持进行主改的地区，在面对旧势力的武力反扑、糖衣炮弹腐化，各种手段层出不穷，层层抗拒下，整个过程可以说是一团糟糕。

面对这五省印共自己作主执政地区的乱象，中方并没有过多的插手，只是在印共方面主动提出需要帮助时才出手——主要是出兵弹压。

到1944年最后一支解放军撤离印北地区，印共宣布成立印北人民共和国时，由印共自己进行的土改，占全国三分二的地区，大量的封建残余势力被保留了下来，土改也进行得十分地不彻底。至于种姓制度，虽然印共名义上废除了种姓制度，但也只是名义上——没有大规模地将那些手上沾满血的顽固份子拖出来为他们犯下的罪恶进行审判，没有几十年如一日地对这种罪恶的制度进行批判、揭露、粉碎，挖祖坟断其根。

不过，这也不能全怪印共，要在印北达成彻底废除种姓制度这一“伟业”，其难度比在中国废除封建礼教要大上十倍。

贱民虽然是金字塔最底层，但并不是数量最多的，在印度是被压迫的少数派。

吠舍和首陀罗才是印度人中大多数，在种姓制度中属于第三和第四级，只比最低级的“贱民”高一些。但这个阶层的人，大多数人在作为低等种姓被压迫的同时，也享受着去压迫更低种姓和贱民的好处。

在这样的情况下，要真正地废除种姓制度。套用林汉的话来说：需要一支强有力的执政党，一个名叫契卡暴力机构和一个捷尔任斯基式的“钢铁圣徒”，一支经过血与火煅炼的军队，以及一个外号“铁人大叔”铁腕领导为粉碎这条制度准备足够多的“绞刑架”，最关键的是，他还得非常地长命，并长期地将这一政策执行下去。

但是这些条件，现在的印共一样都不具备。

所谓的废除种姓制度，在印北最后也不过是一张废纸，一条没有人执行的法律，只是摆着好看而已。

对于印北的现状，林汉非常满意，当时他这么道：

“对‘封建残留’进行不彻底的革命会有什么样的后果，现在现成的样版已经有了，余下的时间就是等他们自己发酵，大家等着看好戏好了。”

在林汉看来，解放军撤走后，印北共和国很快会故态复萌，变成比类似后世东亚某大国北方兄弟那般还要奇葩的“怪胎”出来——当然，历史是螺旋前进的，毕竟是被新中国拖着开挂强行前进了一步，开倒车后的印北，再怎么烂，应当也比还在玩种姓制度其他阿三们要好很多。

对于新中国来说，有印北共和国这反面例子的存在，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首先，印北变成象越猴一样白眼狼的威胁没有了。因为这种不能真正扎根基层的政权，没有经过血与火的洗礼，军队战斗力也就是那个鸟样，根本不可能成长为“革命型”的军队。

其次就是一个作为反面案例的样版在印北诞生了，以后会是用来教育全国人民极好的教材，而且这个反面材料的样版，也有利于加大新划入中国的“莫兰—苏迪亚—萨地亚”地区以及藏南的居民对新中国的认可——这个地区是一年战争后，新中国从英国人身上割下来的，该地区在后世地图上，属于印度领土深入中国西藏领土的部分，但现在这一片的边境线被拉平了。

“印修”的这种革命不彻底，做事做一半的作法，后果就是在国外制造出大量敌对者的同时，在国内也保留了大量的隐患。

表面上看，通过不完全的土改和法律上废除种姓制度，印共是获得了底层的极大支持。但是，有一点不要忘记了，一个政权政府的构架，需要大量的知识份子去填充空位。

但这个时候的印共，根本找不出足够多的党员去填充基层组织，而他们的势力基本盘，最底层的印度平民，由于文化层次太低，也根本无法担任这个职责——其实这个问题，历史上的新中国在建国之前，由于前三年常凯申政权崩溃得太快，在解放全中国的过程中，红色政权同样也同面临着一下子无法拿出足够多的党员干部控制基层和各个要害部门的问题。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主席的统一战线就是针对这个情况而采取的措施，接收了不少前政权的遗留人士。

但是，新中国统一战线的基础，也是建立在首先进行彻底地土改，在对最底层人民进行完全地解放，是先把根基打实了，方才实施了这样的“妥协”。而后的二十年，更是将大量教育资源放在最底民的人民身上，义务教育，清除文盲，开启明智，提高民众的政治觉悟——就是这样，还是发生了许多问题，才有了建国后的一系列运动。

而这样的问题，同样也出现在苏联身上过。苏联建国之初，一开始就是残酷的内战，虽然列宁领导下的布尔什维克党取得了最后的胜利。但在控制各地时，同样也面临着干部数量严重不足的问题，不得不启用了大批前沙俄的旧官员、军官来解决问题。到斯大林时期时，这种妥协带来的负面影响已非常地严重。

如何解决这种问题？

钢铁大叔斯大林的作法就是大清洗。

大清洗开始时，苏联已经建国十几年了，新一代的年青干部已经培养出来，斯大林手上已拥有了可以替换旧体制人员的预备军。斯大林以俄罗斯人特有的粗暴手段，强行将最初苏联政体上长歪的部分硬生生地砸碎、重塑，粗暴地解决地了这个问题。

——当然，苏联也为此付出了代价，大量无辜的人在这过程中受到误伤，短期内国力严重下降，新上手的年青干部经验不足无法适合岗位，并给后来的纳粹德国以可趁之机，导致苏德战争前期的惨败等等。而斯大林过于粗暴的“解决问题”的方式，埋下的最大的后患，就是生前结仇无数，死后被人清算。

清算者为了收买人心获得更多的政治支持，大作好人，不分黑白地将大清洗中一堆无辜的和有罪的统统平反，重新纳回体制中——要知道，这些大清洗受冲击的人，不管有罪无罪，在冲击过程中都变得极度仇恨苏维埃制度，将其纳回体制中，后果就是象吞下毒丸般，为后来苏联的解体埋下了深深的伏笔。

第470章阿尔托利娅在亚洲

印北政权的问题，比苏联面临的还要严重，而林汉根本不相信，印共的领导人会拥有斯大林这般“钢铁意志”，有这个气魄将整个国家权从上到下清洗一次。

印北这边，土改不彻底，种姓没有从根子上真正废除，民众思想上的解放更是无从谈起，党员素质和质量也很让人抓头。在这样的情况下，新政权将来一定会出大问题。

对于印共在建国后走上“修正主义妥协道路”的现状，林汉是这么说服中国的同志放弃继续强力干涉印度的“革命”进程的。

有时候，人民确实是健忘的。人类最大教训就是，他们总是好了伤疤忘记了痛，要吃两茬苦才会想起从前的好，过一段时间伤口好了后，又会再次忘记，如此循环，永无休止。

但是，一个从人间重新跌回地狱的印北共和国，不但可以让当地的印度人怀念解放军在时的各种好处，也同样有利于已经成为中国人的“前英属印度人”，在看到自己“亲戚”的现状后，永远对新中国感恩——有对比才会记得好，我那个时空，后来内蒙古的蒙古族同胞在看到蒙古国的现状后，就非常明白这个道理。

1941年后，发生在印东北和巴基斯坦的事，英国人很快就通过两地逃亡过来的上层人士知晓了。

虽然在林汉的眼里，现在的印北共和国，不过是一个“印修”，苏联人在巴基斯坦进行的变革，也是问题多多。但是从“向下比”的“比烂”的角度来说，这个印修还是比英属印度的其他地方，要“进步”太多了。

1942年后，中国发行的《人民日报》，头版上登出一篇文章，很准确地说出了英属印度的现状。

“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亚洲上空徘徊。英属印度的一切势力，英国殖民者，土邦首脑，以及所谓的高种姓人士，甚至是印度国内从前那些追求独立的反殖民主义政党，现在都为驱除这个幽灵而结成了神圣同盟。”

英属印度的“东北七姐妹中”，唯二没有被解放的特里普拉邦和米佐拉姆邦，由于和印北共和国相邻，接触较多，受到的影响也最大。

在新中国看来，印共控制下的印北共和国的“革命”很不彻底，甚至可以打上“印修”的标记。但在这些还停留在半奴隶半封建时代的印度土邦首领眼中，已经是令人恐惧的的“魔鬼一般”的行为了。至于西边巴基斯坦地区进行的更激进的变革，那就更不必多说了。

不仅是土邦领主看着发生东西两个方向上的变革而颤颤发抖。

印度特色的四大种姓，地位最高的婆罗门和稍次的刹帝利，废除种姓制度，也严重伤害了他们的利益。就算是地位更差一点的吠舍和首陀罗，他们虽然受到波罗门和刹帝利的压迫，但也“享受”着压迫最低层的“贱民”带来的好处福利，对于东西方向正发生的变革，本身也是持怀疑的态度。

至于印度境内一直在闹“独立”，和英国政府不对付的那些五花八门的政党，如甘地的国大党，绿教党，社民党之类的政党（注：四十年代时的印度，各种乱七八糟的党派，最高时达到192个之多。），同样也无法接受两地正在发生的变革。

在中苏两家眼里，这些党派，不敢发动群众，不敢依靠工农无产阶级，满脑子都是想着在“上等人”和“富人”、中产、小资中间活动，妄想仅过议会斗争和宗主国的“慈悲”获得解放的党派，本身就是连“修正主义者”都不如的“革命浪漫主义者”。

印度的那所谓的党派，他们的立场、主张、作为，此时套用百年前马大叔写的《共产党宣言》关于“封建社会主义”的文字，就可以将本质揭露得体无完肤。

“法国和英国的贵族，按照他们的历史地位所负的使命，就是写一些抨击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作品。在法国的1830年七月革命和英国的改革运动中，他们再一次被可恨的暴发户打败了。从此就再谈不上严重的政治斗争了。他们还能进行的只是文字斗争。但是，即使在文字方面也不可能重弹复辟时期的老调了。为了激起同情，贵族们不得不装模做样，似乎他们已经不关心自身的利益，只是为了被剥削的工人阶级的利益才去写对资产阶级的控诉书。他们用来泄愤的手段是：唱唱诅咒他们的新统治者的歌，并向他叽叽咕咕地说一些或多或少凶险的预言。

这样就产生了封建的社会主义，半是挽歌，半是谤文；半是过去的回音，半是未来的恫吓；它有时也能用辛辣、俏皮而尖刻的评论刺中资产阶级的心，但是它由于完全不能理解现代历史的进程而总是令人感到可笑。

为了拉拢人民，贵族们把无产阶级的乞食袋当做旗帜来挥舞。但是，每当人民跟着他们走的时候，都发现他们的臀部带有旧的封建纹章，于是就哈哈大笑，一哄而散。他们责备资产阶级，与其说是因为它产生了无产阶级，不如说是因为它产生了革命的无产阶级……因此，在政治实践中，他们参与对工人阶级采取的一切暴力措施，在日常生活中，他们违背自己的那一套冠冕堂皇的言词，屈尊拾取金苹果，不顾信义、仁爱和名誉去做羊毛、甜菜和烧酒的买卖。

正如僧侣总是同封建主携手同行一样，僧侣的社会主义也总是同封建的社会主义携手同行的。

要给基督教禁欲主义涂上一层社会主义的色彩，是再容易不过了。基督教不是也激烈反对私有制，反对婚姻，反对国家吗？它不是提倡用行善和求乞、独身和禁欲、修道和礼拜来代替这一切吗？基督教的社会主义，只不过是僧侣用来使贵族的怨愤神圣化的圣水罢了。”

百年前马大叔和恩大叔嘲讽欧洲的那些所谓的“贵族革命党”时所用的话，一样可以用在一百多年后，1940后的印度诸多党派身上，无论这些党派的首领是叫甘地还是叫尼赫鲁都不例外，只需将几个关键部分的词汇稍作改动即可：如将贵族替换成“高种姓的革命者”，资产阶级替换成英国殖民政府和土邦首领，僧侣、基督替换印度的各个宗教。

1941年欧洲战争结束后，英属印度的境内，出现的最诡异的现象就是：这里林立的各类党派，一边继续进行“和平闹事”，想要争取印度脱离英国控制独立建国。另一边，这些党派和他们所属的印度上层阶级，却东、西两个方向发生的变革警惕性十足，在打击印共一事上，坚决地站在了英国政府这一边。

“被英国人殖民，那是失去尊严和少量钱财的问题。（反正可以从底层身上再刮回来）被布尔什维克解放，那就是失去所有一切的问题。”

由阶级性属性带来的利益问题，是决定一切党派的政治倾向的关键因素。

在宣传上，英属印度境内的地方高层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