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身份，飞抵西安，受到张学良和杨虎城的隆重欢迎，端纳带来了南京国府征询张杨条件的提案，并告知张杨，中常委已经成立一个专门解决西安事变的决策委员会，并提供了委员会人员名单。

    得知秋离老弟位列其中，并负责军事大权，张学良和杨虎城彻底放下心来，再也不用担心和中央军开战了，有秋离老弟居中节制，怎么也打不起来。

    为了能有今天的结果，南京和西安方面，能够坐下来谈，秋离老弟一定费劲了心思，从端纳只言片语中，可以想象得出，当然中常委会议上的险恶局势，张杨二位心里十分感激，玉石俱焚的局面，谁也不想看到，尽管两人已经做好了开打的准备，并为能有这样一位挚友而暗自庆幸。

    端纳提出要面见蒋委员长，张杨爽快的答应了，并由张学良亲自陪同前往。

    端纳见到蒋委员长之后，奉上一封蒋夫人亲笔书信，信中有一句话：“眼下南京是戏中有戏，不乏借刀杀人者，”蒋委员长看完夫人的信后，默然不语，静坐良久。

    以他的精明，不难猜得出是那个在上蹿下跳，幸灾乐祸，急不可耐，那个希望他死于张杨之手，而夫人信中所提，唐秋离力挽狂澜，救局势于将倾，始得有今日谈判之局面，蒋委员长极为动容。

    当初他竭力提拔唐秋离，委以高官重任，目的是为了笼络住唐秋离的心，看中的是他背后的实力，怕他被**争取过去，现在看来，无心插柳柳成荫。

    最关键的时候，没有想到，是唐秋离直接挽救了自己的生命，蒋委员长颇为感慨，造化弄人，一个弱冠少年，竟然成为党国擎天之柱，此后，唐秋离在蒋委员长心里，视为终生可重用之人，唐秋离所提之要求，无一不准，且加倍予之，恩宠有加到了溺爱的程度。

    谈判的大门即以开启，一切都按照这个思路走下去，自有水到渠成的那一天。

    密切关注西安事变的**领导人，更是做了最积极的准备，把陕北的红军主力，开到西安附近，准备会同东北军和十七路军，一同抗击三十万中央军。

    而在西安事变发生的第二天，张学良和杨虎城，即致电**中央，请**派出代表团，赶赴西安，共同研究西安事变善后处理办法，商讨抗日救亡大计。

    善于用势和谋势的**领导人，立即敏锐的看到，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是使**由非法转为合法，由地下转到地上的最佳契机，可以公开的提出“停止内战，枪口一致对外”的政治主张。

    由此而打出一切为了抗战，组成统一战线这面大旗，公开造势，争取民意，赢得人心，**和陕北红军，可以以正当的理由，走向前台，走进国民的视野。

    以**的政治成熟度和政治战斗力，落下一粒种子，就可以成长为参天大树，落下一片种子，就可以覆盖整座山川，历史的机遇，为被视为匪的**和**红军，有机会走到政治舞台，并且担任主角。

    随着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中国大西北的古老城市西安，临潼骊山脚下华清池畔，张杨的一声枪响，机遇的大门，为**轰然洞开，从此再也无法关闭，并最终得到了江山。

    对于派代表团去西安，与张杨共商大计，组成联合阵线，**内部并无异议，但是，对于如何处置被拘押的蒋委员长，**内部，却分成了两种截然不停的意见。

    一种意见，蒋系中华民国的实际领导人，***内部派系林立，一旦失去了蒋这个重量级人物，各个派系，必然会为争夺国民政府最高领导权而骤起纷争。

    内战一起，国家变得四分五裂，受损的只能是中国的国防力量，只能是便宜了日本人，别的不说，新桂系的李宗仁和白崇禧，山西的阎锡山，远在四川的刘湘，都有这个实力，连目前和我们相安无事，和平相处的平津的唐秋离，都有这种争夺最高领导权的可能。

    若是远在南京的唐秋离，知道**内部高级干部之中，有这样看他的人，定会是满嘴酸涩，苦笑不已。

    另一种意见是，把蒋交给人民公审，判处其死刑，十年内战，他老蒋杀了多少***员，杀了多少红军战士和他们的亲属，蒋某人的双手，沾满了***人的鲜血，在座的哪一位，不是和他有着血海深仇。

    现在，机会来了，蒋介石落在和我们有着良好关系的张学良和杨虎城手里，何况，蒋介石一死，***的势力，就会分崩离析，更有利于红军摆脱目前的局面。

    而***和周恩来，却站在更高的角度和视野来考虑问题，目前，我们的主要敌人，已经不说蒋介石和他手下的军队，而是充满亡我中华之野心的日本帝国主义。

    蒋介石一死，***四分五裂，***和**红军，势必难以独力抵抗日本侵略军，中国只能陷入灭亡的地步，到时候，日本侵略者全力对付***和党的军队，红军只有最终覆亡的命运。

    由衷的敬佩**第一代领导人，他们能放下个人和党派恩怨，把国家和民族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这种胸怀和智慧，的确当时任何一个政党所无法匹敌的。

    **领导人***的第一位夫人，杨开慧女士，就是被蒋委员长的手下杀害的，用伟人后来的话说：“岂敢以个人恩怨，而损害国家与民族大义！”

    十二月十七日，苏联***总***，部长会议主席斯大林，通过共产国际东方部指示**，考虑到蒋介石可能成为未来中国抗日力量的重要领导人，希望**从中国实际情况出发，权衡利弊，放蒋回南京，**复电，决定服从共产国际的指示。

    **内部关于放蒋和杀蒋的争论，戛然而止，形成统一意见，组成**代表团赴西安，有条件放蒋。

    遂以时任**中央副主席、**红军总参谋长的周恩来，率领叶剑英、秦邦宪三人组成**代表团，赴西安协助张杨处理西安事变的善后事宜。

    有了在政治上非常成熟的**参加，且以各种能力均超绝的周恩来担纲此重任，西安事变，随即走上了快速解决的道路，并最终达成各方都较为满意的协议。

    （未完待续） 



第三百七十八章 西安事变之结局

    第三百七十八章  西安事变之结局

    **三人代表团抵达西安后，受到张学良和杨虎城的热烈欢迎，当晚，即在西安张学良公馆内，就如何处理西安事变，进行磋商。

    这个时候的张杨，虽然因为唐秋离的努力，摆脱了与优势中央军交战的危险，但对于西安事变究竟如何处理，才是最稳妥的办法，心中并无定数。

    此前，张学良曾经多次面见蒋委员长，重申八条主张，劝蒋答应，无奈，此时的蒋委员长，态度十分坚决，不肯就范，并对张学良说：“你现在就是把我杀了，我也不会在被拘禁的情况之下，答应你的条件。”

    杨虎城也曾经几次劝说蒋委员长，同样被拒绝，不过，对杨虎城的态度，要比对张学良的客气得多，显而易见，张杨二人在蒋委员长心目中的亲疏远近和地位，是不一样的。

    事情就这样僵持在那，此时万万不可放蒋回南京，否则，前功尽弃，西安事变只能是以荒唐的情形收场，成为众人的笑柄。

    更不能杀蒋，否则，张杨二人会成为众矢之的，在政治上、军事上，都会处于极端不利的局面，杀不得、放不得,蒋委员长的态度又是顽固不化，张学良和杨虎城就像是捧一个烫手的山芋，一筹莫展。

    **代表团的到来，不亚于给迷茫之中的张杨，带来了新的希望，而**成熟的政治主张，更是让张杨耳目一新，茅塞顿开。

    **代表团有备而来，周恩来提出，可以释放蒋介石，但是，必须是有条件的释放，我们三方，可以拿出一个成型的协议，即囊括我们三方的政治主张，又能代表或者反应当下中国的民意，一切还都有利于团结各种爱国力量，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

    周公这一番话，实际是给西安事变如何解决，提纲挈领的提出具体方向，随后，由**、东北军、十七路军派代表参加的协议起草小组，完全按照这个思路去草拟协议。

    随后，协议草案，公开向全国发表，引起了巨大的反响，民众的同情心，逐步趋向于张杨，吸纳了多方意见之后，形成了最终文本的关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六点协议。

    现在，就剩下蒋委员长点头，西安事变就可以画上一个句号，他也可以安然返回南京，继续做他的委员长和党主席。

    周公不愧为善于造势，政治斗争经验极为丰富的杰出大师，一招既出，立即博得最广泛的同情和附和，此前张杨的八项政治主张，不过是一家之言，是做了捅破天大事的人，自己的态度罢了。

    而经过广泛征求各界意见，在张杨八项政治主张的基础上，反复修改的六项协议，囊括了各方面的意见，每种政治势力都有了亲自参与感，于自己的切身利益有关。

    蒋委员长被推到了风口浪尖，所有的目光，都盯在他身上，就等他一句话，周公的妙计一出，西安的张杨，立即由被动变为主动，而此时的蒋委员长，承载了民众的期待与厚望。

    周公往见蒋委员长，昔日的黄埔军校同事，今日不共戴天的政敌，世事变化无常，造化弄人，昔日被亡命追杀，悬赏首级，今日却成为自己部下的座上宾，而自己却为阶下囚。

    这种情形之下相见，相信蒋委员长和周公，都是有万般感慨吧，周公把六项协议和全国民众的反应，都一一说给蒋委员长，蒋默言不语。

    不知此时的蒋委员长，作何感想，周公离去后，蒋委员长木坐许久，眼往古都斑斓的夜色，久久不语，其后，苍老与黯然之色愈甚。

    此时蒋委员长内心真实活动，外人无从知晓，即便是他安然脱险后，也对那晚与周公见面的事情，只字不提，在他的回忆录《西安半月记》中，也是一笔带过，直至晚年漂居孤岛台湾，从未提及，随着其人作古，记忆也就湮灭在历史的尘埃之中。

    在推出六项协议的同时，周公还在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内部，就那些坚决主张杀蒋的内部势力之中，进行艰苦的说服工作，周公的个人魅力，诚挚的态度，合情入理的分析，终于使这些人放弃了杀蒋的主张，回到有条件释放蒋的道路上来。

    因为周公的努力，**和西安内部，主张杀蒋的声音，旋告消失，西安方面内部，最终取得一致意见，推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周公功不可没，居功至伟。

    一代伟人的风采，吾等后辈，无缘一见，只能凭空遥想，化作纸上苍白无力、甚为肤浅之寥寥数语罢了。

    端纳不辞劳苦的往来与西安和南京之间，多方斡旋，也因为**的参与，十二月二十二日，西安事变发生十天之后，***中常委西安事变决策委员会成员宋美龄、宋子文等，终于得以成行，乘坐飞机，由南京飞抵西安。

    随机同行的有唐秋离等几位委员，出乎意料的是，军统局局长戴笠，竟然也作为赴西安代表团成员之一，同机抵达，要知道，张杨对这位军统局的戴老板，素无好感，甚至是厌恶至极，戴笠此去，与自投罗网无异，等同于把自己的脑袋，伸过去让张杨砍。

    不知戴笠是出于何种考虑，反正众人均感不解，宋美龄倒是颇为感慨，患难见人心，戴笠明知此去凶多吉少，前途莫测，还毅然随机前往，难能可贵，与陈果夫相比，更是高下立判。

    用戴笠自己的话说：“我的一切，都是委员长给的，现在，委员长西安遭难，作为他的学生，岂能袖手旁观？戴笠无能救出委员长，只有陪他一起经历凶险，唯有如此，做学生的，内心方安，不受良心之谴责！”

    倒是唐秋离猜测出他的真实用意，西安事变到如今，从形势上判断，蒋委员长定无生命之虞，中常委会议上，陈果夫出了昏手，正不见喜于宋家兄妹，而彼时的中统与军统争锋，因陈家兄弟在党国的超然地位，军统屡次处于下风，有被压倒之势。

    何不趁此机会搏他一搏，抢先进入蒋委员长的眼球，落难之人，最感激莫名的，莫过于昔日的部下，甘冒风险，千里来投，钧驾脱险，患难之交，还怕日后不飞黄腾达？

    戴笠此举，看似冒险，实则是摸准了眼下局势的脉搏，大大的赌他一把，赢则千倍、万倍的好处等着拿，实际是，戴笠的心里，也是没底儿，从他闪烁的眼神，阴晴不定的脸色，就能看得出来。

    唐秋离暗自思忖，何不给戴笠来个锦上添花，他走到飞机后部，匆忙以个人的名义，给张杨二位老兄写了一封信，内容大致是，恳请他们不要伤害戴笠的性命，不希望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之机，还有人无辜付出生命的代价。

    唐秋离一拉戴笠的衣袖，“雨农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