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儒术的结果，那么现在罢免百家，独尊儒术，是不是有些不对头？

    需要着重声明的是，大秦皇帝陛下什么也没说，他只是问了一个问题，向大家求教而已。

    他更没有说过要动摇儒家的地位，绝对没有。

    但无论秦牧如何轻描淡写，在坐者却是于无声听惊雷，心中震动之大，难以言述。

    因为儒道之争，向来是最剧烈的。这个问题关系到大秦今后是尊儒还是尊道，对于所有儒门弟子而言，这都是一个重大的问题。

    而明末，是一个思想变革的时代。

    许多思想家其实已经是挂羊头卖狗肉，他们还自称是儒门弟子，但实际上核心思想推崇的已不是朱程学说，甚至已经脱离了孔道之道的范畴。

    象王夫之、李贽等等，实际已偏向于唯物主义思想；

    顾炎武、傅青主等人，也绝对不是朱程理学的追随者。

    甚至还有不少象徐光启、王徵、孙元化、李天经、张焘、瞿式耜、陈于阶那种崇尚西方学说的人物。

    这本来就是一个思想大碰撞的时代，是自先秦之后，各种思想前所未有的活跃的时代。是各种思想披着儒家的外衣，大行其道的时代。

    所以这场辩论，注定是一场激烈无比的大辩论。

    各人都有心借这个机会在御前阐述自己的思想，秦牧的身份在悄悄地变化，从乖乖听讲的“学生”，变成了旁观者，或者说是裁判。

    秦牧一边听着经筵上谢经纶、黄道周、顾炎武、王夫之、傅青主等人激烈的辩论，一边喝着柳如是端上来的新茶，小几上一缕香烟袅袅，莫愁湖畔烟波浩渺，蒙蒙的柳絮渐欲迷人眼。

    柳如是的身份只是个普通的宫女，谁也不会去在意她，至少表面上是这样。

    她饱读诗书，这次经筵有幸侍奉皇帝左右，旁听天下英贤如此激烈精彩的大辩论，很快就醉心其中，以至于秦牧茶喝完了，她也忘了沏上。

    直到秦牧以手指轻轻敲击桌面，她才惊醒过来，急欲请罪，却被秦牧以手势制止，以免打扰了正在激烈辩论的诸人。

    但这个动作还是被人看到了，“陛下！”黄道周突然高呼一声，让激烈的辩论声为之一静。

    秦牧徐徐问道：“黄学士可有指教？”

    黄道周年过五旬，峨冠博带，面貌清癯，一脸刚正不阿的样子；

    他这回显然是借题发挥，把火引到秦牧身上：“陛下上承天命，下承始皇帝法统，今奄有四海，受万民拥戴，仁德之盛，古之少有矣。臣今日斗胆，欲问陛下对商鞅‘民弱国强，国强民弱。故有道之国，务在弱民。’之说持何看法？”

    黄道周问完，经筵上两百多人顿时屏气凝神，等待秦牧的答复，包括司马安、路振飞、杨廷麟等高官在内，无一例外。

    这个问题极其尖锐，或许满朝大臣以及天下读书人，都有类似的疑虑。

    商鞅是法家的代表人物，他的这段话大意是：百姓不敢抗拒法律，国家就强，百姓敢于触犯法律，国家力量就弱，所以治理得法的国家一定要使人民不敢抗拒法令。

    这段话说错了吗？社会需要法制，从这个角度来说，这段话说得没错。

    但请注意，商鞅所说的法律与后世西方的法制社会略有不同，后世的法制社会强调的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包括最高的统治者在内，没人能凌驾于法律之上，至少表面上是这样。

    而商鞅的法律，是君主用来治理百姓的。君主本身超脱于法律之外，法律只是君主用来约束百姓，保障自己统治的一种手段，它只治民，不治君。

    不过，这些都不是黄道周向秦牧询问这句话的根本原意。

    黄道周这一问就如同一个陷阱，商鞅是法家的代表，西秦是靠商鞅变法强盛起来的，但历代学者也多数认为，也正是由于秦国的法治太过于严酷，使民不堪命，乃有强秦二世而亡之事。

    秦牧立国，强调自己继承的是始皇帝的法统，那么问题来了，你是不是也要继承先秦以法家治国的思想呢？

    这个疑虑，上到满朝大臣，下到天下百姓，或许都早已隐藏于心，只不过谁也不敢乱说。

    今日由黄道周这个不怕死的人捅破了这层窗户纸，这个问题再也没法回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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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完待续。。)

第705章 宽以养民，严以治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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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牧立国，强调自己继承的是始皇帝的法统。那么，你是不是也要继承法家治国的思想呢？

    这其实是才黄道周要问的。

    经筵上所有的人，无不屏气凝神等着秦牧的回答。

    就连置身物外的柳如是，也不禁暗暗替秦牧捏了一把汗，这个问题处理不好，轻则可能让大臣们离心离德，重则有可能引发天下乱象。

    秦牧端起茶，轻呷了一口，徐徐说道：“朕自幼苦读四书五经，对商鞅学说涉猎不深，正好今日贤达皆在，有谁可为朕讲解，何以商鞅之法能使秦凌驾于六国之上？”

    秦牧这个回答有些微妙，乍听之时，让人放下心来。可听到最后，又立即让人心纠紧。

    “陛下，商鞅之严刑酷法，实乃取亡之道，陛下不闻也罢。”黄道周很干脆地答道，“德教者，方为人君所应长任也，倡德政、行仁治，方为立国之本也！”

    “黄编修所言甚是，朕当众善如流也！”秦牧态度谦虚，语出至诚，很让黄道周等人欣慰。

    但最秦牧还是不忘问起最初的那个问题：“然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可算德政仁治？黄学士可否为朕解惑？”

    绕了一圈，又回到了这个足以令黄道周这些大儒撞墙的问题上。原先你们可没答朕，没办法，只能再问了。

    华夏历史上，两个最为人称道的盛世，都是以道家无为而治获得，那么一味的独尊儒术，提倡德政仁治，岂不是说不过去？

    当然。作为儒学大师，黄道周也绝对不会就这么被问倒；

    他略作沉吟之后，长身一揖答道：“陛下，汉初文景之治，用黄老之术，天下晏然，刑罚罕用，罪人是希。民务稼穑，衣食滋殖，诚然不假；

    然文景一味施行无为之治。不重君臣纲理伦常，不行仁德教化，终至以吴王刘濞为首的吴楚七国之乱。文景数十年治理之功，毁于一旦，此前车之鉴，陛下当慎以为诫也！”

    黄道周这番话，让在场的大臣们频频点点，就是秦牧也表示了认可。

    细想来，秦用法家。使秦之国力凌驾于六国之上，最终扫平了天下，但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法家的严刑酷法也终至强大的秦国迅速灭亡。

    汉初汲取了秦朝亡国的教训，反其道而行，施行无为之治，使国家迅速恢复生机。繁荣富强起来。

    但文景一味强调无为而治，对于地方诸侯王纵容迁就，造成他们的势力恶性澎涨。最终引发声势浩大的七王之乱。

    这些事让人汉朝统治者觉得，靠法家治国行不通，靠道家治国也行不通。

    因此，汉朝的统治者才不得不引入儒家，以儒家尊王攘夷，强调君臣父子纲理伦常的思想来加强统治。

    道家其实也有仁、德的思想，道家的儒家的区别实际上在于“无为”和“有为”这两个概念上。

    倒底是“无为”好，还是“有为”好，即便是社会主流已推崇独尊儒术，但有关这个争论却从未休止过。

    还有就是法家与儒家的争论，其实也一直没有停止。

    统治者一味强调仁义道德，谴责先秦的严刑酷法是亡国之道，但在实际治国中，光靠儒家的仁义道德又行不通，必须依靠于法家的法制来治理。

    从西汉之后，儒家的确一直处于无可争议的主流意识形态。但历朝的统治中，真正起作用的主流意识形态一直是秦王朝时期的起指导作用的法家思想。

    于是形成了“儒表法里”的思想形态，即讲的是儒家，真正起作用的是法家。

    儒家思想是用来骗老百姓的，宣传用的，法家才是起实际治理作用的。

    法家的主导地位是在秦朝创立和建立的过程中形成的。秦王朝是**体制的初创时期，纠纠老秦也比较憨厚实在，还不大懂得用美丽的词藻掩盖**的本质，让法治严酷的一面全部袒露在阳光下，让百姓看得心惊胆战。

    经过一次次惨痛的教训后，到西汉时就成熟多了，懂得了“说一套，做一套”的妙处。

    所以，讲儒家，讲仁政，讲王道；而行法家，行专政，行霸道。

    这外儒内法的套路一直为各朝所奉行，这些秦牧是知道的。包括后世西方的所谓的民主，也是披着民主的外衣，行法治之道。

    但现在的问题是，对儒家的偏重过度了，特别是朱程理学的思想，已经禁锢了人的本性，儒的弊已远远大于利。

    一方面，秦牧希望通过儒家来集权，加强自己的统治根基。另一方面，他又想去除儒家“虚伪，务虚”的一面，让社会上少些“嘴上千言，胸无一策”的虚伪文人。把整个社会向重实践、事实求是的唯物主义方向引导。

    这是一个很矛盾的事情，其分寸着实不好拿捏。

    所以他今天确实是怀请求教的心思，希望在经筵上，听听各派思想精英的辩论，好根据各家之言，梳理、整合出一个切合当下实际情况的治国思想体系来。

    秦牧对着众人说道：“朕自登极以来，日夜忧思者，治国之道也！明之亡，已证明朱程理学，不足以为治国之根本之道，朕欲求治国之道，以安天下之民，诸位贤能可有良法进献？”

    王夫之立即说道：“陛下，治国之道，当宽以养民，严以治吏。”

    他的话总是这么简短，但有力。

    这句话中，表面上避开了儒、道、法之争，但究其根本，所谓的宽以养民就是道家的无为而治，严以治吏，用的就是法家的法治思想。

    秦牧接着问道：“王学士可否为朕详论一番？”

    “陛下，纵观历朝之亡，追根溯源皆因民不聊生所至。而民生之困苦多为贪官法吏之压榨。掠夺所至。是以臣以为，治国之道，应秉行宽以养民，严以治吏之策；

    君主对待民众，应废除严法，重德教，轻刑罚，以宽缓之政养息民生。欲养民，则关键在于严以治吏，唯有吏治严明。官吏不敢枉法，民众生活才能安宁，社会秩序方能井然。”

    王夫之这种治国思想，大概是因为看到了明朝后期政治**，法纪荡然，文人士大夫公然结党营私，抨击朝政，攻奸异己，左右朝局。认为自己占据道德制高点后就无法无天，使整个社会陷于重重矛盾之中，所以他才产生“严于治吏”的想法。

    而这种思想，恰恰是弱化了儒家的作用。

    治民用道家。治吏用法家，分而治之，这其中并没有特别强调儒家的作用。

    这当然会引得强烈的反驳，刘宗周当即说道：“陛下。孔圣有言：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孟子亦言：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

    陛下，治国之道在于治吏，此诚然不假，然君主若以严刑酷法待臣下，臣下终日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何以令其忠心侍君牧民？

    且明太祖立国之初，以严型酷法治吏，官吏贪污获赃六十两以上者，处以枭首示众之刑，甚至剥皮实草。刑法之烈，前所未闻，然收效甚微......”

    “黄编修此言差矣！”王夫之立即强力反驳道，“洪武期间，官吏守令畏法，洁己爱民，河清海晏，百姓乐业。时民间有歌：山市晴，山鸟鸣。商旅行，农夫耕。老瓦盆中冽酒盈，呼嚣隳突不闻声。

    又以广东为例，时广东循吏有五十二人，其中多数以廉吏着称。如，海丰县丞召翊‘开创县，勤劳为最，且廉。’

    东莞县令卢秉安在任十九年，清操不易。离任时，不接受百姓赠送的财务，只接受赠诗。其有诗抒志：不贪自古为人宝，今日官贫诗满囊。十有九年居县邑，幸无一失挂心肠。凡此种种，皆足以说明，洪武整饬吏治后的官场气象，黄学士何以视而不见？”

    “黄学士所言，何尝不是以偏盖全，君不见洪武年间，每日大臣上朝，告别妻子皆如生离死别，谁也不知早晨上朝，晚上是否还能回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