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华夏南北两国照这个势头发展下去，不出意外的话，以后世界有了类似联合国的这种组织，宋周肯定是各占一票——还是常任理事国的那种。就算举拳头算票数那也是两只哟。两个华夏强国联合起来的话语权会有多大？肯定不是一个“中国”可比。

    对于华夏的未来，雷动、雷雨荼父子与名重生、名可秀父女取得了大概一致的见解，这才有了东海之战的赌约。雷动在赌注上做出了一些让步，否则不会将河南十九州都划进去。之后雷动复国，名可秀和卫希颜按照约定，促成南面大宋的袖手旁观。

    南北对峙，这是威胁也是前进的动力。

    “我们不能保证我们的后代都贤明，但是在外力的威胁下，会促使我们的后代选择精英来治国。”卫希颜在暖阁内淡淡一句，让皇帝的瞳孔收缩了一下。

    赵昚觉得，这句话里的意味很深。

    名可秀开始讲中庸精神总纲的第三句：宽而辨。

    在《论语》《中庸》《尚书》这些经籍中都有讲“宽”，讲为人处事的品格。宽，是宽厚、宽容、宽弘的意思。

    名可秀用在这里，是取了宽容、包纳之意。

    宽者要有度量，能容人，善于兼容并蓄，博采众长，而不是排斥异己——不仅是修心养性、处事齐家，治政也是如此，学术上也是如此。

    《中庸》道“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在天地的境界，万物都可共生，“而不相害”，各有各的范围。不同的道，也可以并行。这是一种广阔的胸襟。

    名可秀讲，中庸是一种包容的精神，它的胸怀广阔而包容。

    名可秀举例道，我们汉人常讲“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这话没错——不是同一个文明出来的，其心当然不同；有的异族还可能觊觎我们的富庶，对我中国虎视眈眈，这肯定是异心，而且是很不良的异心。但是，中国没有因为这个“其心必异”，就将异族都消灭了啊。除非是打上门来抢掠杀的，或者是有仇的，必须用战争解决的。

    在国内来讲，我们华夏族不仅仅是汉族，还有其他族，他们同样是华夏族。各族共生共存共发展，都是大宋或大周的国民，国家对他们同样负有庇护的责任。这就是“宽”，包容各族才能“致中和”，如果在国内都不能致中和，又怎么讲天下的致中和呢？

    所以，宽以包容，这是中庸的道德境界。

    而且，不仅仅是道德境界，也是治理国家、治理天下必须的。

    为什么呢？

    我们儒学讲格物致知，简单地讲，是要格出道理。比如我们对着竹子格，格出竹子的品格，柔而坚韧，所以做人要有这样的品格，过刚就折了，但是柔而不倒，心中坚韧啊，还要有原则，这都是格竹子格出来的——台下笑声——所以首先格竹子的这个人了不起啊，他没有格出吃笋，格出的是做人——台下大笑，拍掌。

    但是，我们儒学对着竹子格，能格出纸来么？不能呀，这个圣人都没做到。所以夫子只能刻竹简，要知道我们书写用纸，肯定感叹说“格物致便利乎！”

    台下哈哈笑起来，格物科的学子们手掌拍得极响。

    再讲数学。“算”是孔子定的六艺之一，但不属于儒学。射也是六艺，没人说射箭是儒学吧？——台下笑起来——但军队要学射箭，枪炮没出来的时候，骑兵弓射就是最厉害的。这不是儒学吧？但我们治国要不要？现在不说弓箭了，我们说枪炮。造枪炮肯定要讲数学的。具体道理我不讲，其实是因为我也不太懂——台下大笑，鼓掌——但有一点是懂的，肯定要牵扯到数、算公式，没有数学的基础，枪炮造不出来。

    讲台下的稷下学者席位里，叶杼微微笑起来，眼神明亮璀璨。

    再讲物理。我们现在都知道了“地”是一个球。既然是球，那站在“下面”的人怎么不掉不去呢？物理告诉我们，这是因为地心有引力，叫重力，所以人是脚踏实地行走在地上，不会飘到空中。这个学问不是儒学。阴阳学以前格天地是讲“天圆地方”，这是讲日月天体都是在周而复始、永无休止地运动，好似一个闭合的圆周无始无终，而大地却静悄悄地在那里承载着我们，这里面有深刻的思想道理——从这个方面讲，“天圆地方”是对的；但从认识世界的形状来讲，现在已经证明“天圆地方”是错的。天是不是圆的我们不知道，宇宙太大了，现在我们还格不出来——台下笑——但地是圆的，还是个圆球，不是平面的圆。阴阳学和儒学都没格出这个来。——台下大笑，鼓掌。

    所以，有利于我们认识宇宙认识世界的学问有很多，不一定都是儒学。

    我们儒学要想更好地认识这个世界，更好地用这些认识来拓宽我们的眼界，并用之于为人处事，用之于治国平天下，就必须海纳百川，有容乃大。

    所以中庸精神用在治学上，是要“宽”。

    “宽”什么呢？不仅仅是“宽”格物类的学科，还要“宽”思想类的学科，比如道家、法家、兵家、墨家等等，诸子百家的学问。

    比如我们儒家批评墨家的“兼爱”，因为不讲亲亲，把不相干的人与父母等同的爱，这怎么能行呢？但是兼爱也有道理呀，比如我们大宋的共济会，大周的兼善会，就是讲兼爱，这里不能讲亲亲，会里的财物你不能拿去济家人啊，这要要根据紧急困难的程度，来进行周济，不能讲亲疏关系。所以人们才颂扬共济会和兼善会无私，一讲亲亲，那就有私了。

    所以，我们儒家不能以一家的学问治天下，要讲个包容，要讲个主辅。比如我们用刑法，就是借鉴了法家的一些有益的思想；比如国家用兵，那是讲兵家的谋略；比如农耕种植，那要用到农学；比如医家治病，要用到阴阳五行学，等等。我们儒学不能、也无法包揽一切。

    所以要容纳其他的思想，一起用于百姓日用，治理国家和天下，这就是中庸的“道并行”。

    用在儒学自身的发展上，也要讲“宽”。

    大海纳进江河的同时，自己也壮大了。儒学要进步，就要容纳吸收其他的学问。比如关学张横渠先生（张载）“为天地立命”那四句，其他儒学派认为很有道理，于是吸纳进自己的学派中，这没有什么损害啊，反而让自己学派的理论更加完善了。

    比如老子的《道德经》，里面讲“上善若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治大国若烹小鲜”等等，我们儒家同样认为有道理，并拿来用之于治国，或者是诠释我们儒家的一些经义，这不仅仅是“道并行”，而且是吸纳利用了。

    故曰，“宽”与“唯我”相斥。

    我们做人不能唯我，要讲谦逊，要讲容人，做学问也是如此，治学思想也是如此。正因为我们有宽的精神，才有稷下学宫，才有稷下论学，才有如今我等同处一殿，共论学问、辩真理。只要是对的道理，不管它是哪个人提出的，不管他是哪个学派的，不管他是大宋还是大周的，我们都接纳。因为学海无涯，学问无界。

    掌声哗然。

    名可秀抬手压下掌声，又讲，比如泰西的学术，如今很多书籍已用中文翻译刻版，我们可以多看一看，多学一学，其中有利于格物学的，我们要吸纳；有利于儒学的，我们也要吸纳。不能因为他们是“外夷”的学问就轻贱了，这就不符合圣人讲的宽谦为人的品格和治学的品格了。我们的文明虽然是领先的文明，但是，其他文明也必然有她的璀璨和精华。

    比如，我们现在广泛使用的1至9的数字，就是来自于大食文明（是印度文明，阿拉伯人传播）。又比如，泰西的一位贤者叫亚里士多德，他与孔子同一时代，提出了“德就是中庸”的学说，尽管他只是讲德，远不如我们儒家中庸大道的内涵，但是也有借鉴意义，同时也表明了华夏之外也有大智慧的贤者，他们的一些思想和道理也值得我们借鉴。

    大宋朝廷的鸿胪寺现在称外邦多称外国，不再称外夷，多称民族，不再称番、夷，这是一种胸襟，一种大国为政的宽谦胸襟，既是一种美德，也使大宋的目光不要高高向上，下巴抬高了就发现不了别人的美，看不到别国的精粹。

    名可秀讲中庸精神的“宽”，就是要给儒学确立一条海纳百川的路，不是封闭的，而是兼容并蓄的开放思想。

    这也是她和谯定等人努力要打破的、自董仲舒独尊儒术后对儒学形成的“唯我”思想。

    当年王安石和司马光新旧两党的党争，实际上还和儒家学术道统之争紧密关联，新旧两党“党同伐异”的做法，实际上就是儒学独尊带来的对治学思想的不利影响——失去了儒家的“谦”和“宽”，变得霸道和排他。如果不纠正任其发展下去，就会使儒学成为封闭的学术，这与先秦的儒家思想是相悖的，而封闭的思想在治国上也无法实现“致中和”，更不用谈平天下了。

    春秋时期孔子的箭术高明，而且带着剑周游列国，他的弟子中也不乏剑术高明的；再看看靖康之前，大宋有几个儒生会射箭？又有哪个儒生是随身佩剑的？反而歧视武将，轻贱武者……汉代以来的儒家比起先秦的儒家，无论胸襟还是治学思想都变得狭隘了。

    所以，名可秀要讲“宽”。

    宽就是包容，宽就是“道并行”，宽就是博采众长。

    但是，宽不是无边无际的，包容不是什么都吸收，好的坏的都用。

    所以，要宽而辨。

  ☆、稷下盛会（十六）

    “辨”是什么呢？

    “辨”是明辨是与非,属于歪门邪道的,就要坚决摒弃。

    “辨”是分辨，要分辨合不合适、中不中用——合适的、中用的才吸收，不合适的、不中用的,即使有道理,我们儒学也不能吸收或采纳。

    比如“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这是个自然存在的法则,儒家可以包容,但不能吸收进儒家的学说中。为什么呢？因为它与儒家“仁”这个核心是相悖的。所以，儒家承认“物竞”法则的存在，承认它是一种道，但是此非儒道,必须用“仁”道来统驭它，用“中、庸”的方法来使用它，使它成为良性的竞争，而不是恶性地破坏人性，更不能成为以强凌弱的借口，不能成为战争的驱动。

    从这个方面来讲，名可秀绝不赞同因为人口压力发动战争。对交趾、对大理、对吐蕃的战争都不是因为人口。大宋一些路和一些州府确实人口稠密，人多地狭，但是广西还是地广人稀的，何况海外还有一个广阔的金洲，新发现的阳洲，那里有广袤的无主之地。

    更重要的是，儒家在治国上强调内在能力，也就是强调自我解决问题，而不是发现危机转嫁到外邦，这不符合儒家“中和”的思想。

    名可秀认为，如果因为人口压力，就发起占领外邦土地的战争，这的确是一个“捷径”。但是，这个捷径走多了，将会造成执政者贪图外在快便，一旦国家出现困难，就寻求向外发展，以外力驱动，最终只是转移或掩盖了内部的问题，而实际上没有解决。

    这就好比武家只练外功，因为显效快啊，练内功就算练十几年也未必有成效。但是外功再厉害，就算练得体如金刚，没有内力，那也不是高手，还是外强中干。

    名可秀认为，这种执政思想的危害很大，不仅会破坏儒家治世的“仁”道，而且国家解决内部问题的能力也会越来越差。比如讲农学，因为国家向外扩张解决了土地紧张的问题，治政重心还会放在提高稻谷的亩产量上吗？至少不会那么紧迫的重视。而没有这种紧迫的重视，农学、农具和耕作技术的发展就会慢下来，长久来讲，外部带来的利益远远及不上内部的损失来得大。

    所以名可秀强调内治，也就是内在的张力。国家的王道之心不能破坏，国家的内治能力也必须迎面一个个困难，才能磨砺出朝廷执政团体的坚韧和智慧。

    但是，对于皇帝和政事堂来讲，必须要有人口压力这方面的认识，提前敲一敲警醒钟是有必要的。当然发动战争的真正原因并不是卫希颜在朝下对皇帝讲的人口原因，普仁及圣却是真的，这是名可秀“致中和”的儒家思想。

    那么卫希颜为什么要在廷辩上讲“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这个法则呢？因为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不仅可以让大宋的儒家君臣们深刻认识外族觊觎入侵中国的根源，清楚这些“蛮夷”的本质，让君臣产生持续前进的外在压力，同时也让“物竞”这个法则有个极好登台机会亮相。

    名可秀认为，既然是自然万物的法则，儒家就必须清醒认识它，并且正视它，然后才能驾驭它。

    正所谓，道理不辩不明。通过从朝堂非战之争延伸到朝外稷下学会的王霸论辩，这种思想碰撞，就使得真理如掩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