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他的身上。在这些尸首的遮盖下，他成了174人中唯一的幸存者。

命悬一线之时，黄子莲看到了一名日本警察走过，大声求救。警察将他救了下来，送交给日军戒严部队。日军如同对待战俘一般，将黄子莲关押进了下千叶的习志野集中营。那里，已经聚集了不少幸存的中国人。

黄子莲被关押到习志野集中营后，他才知道，类似他这样的悲惨故事，还发生在不少同胞身上。

瓯海潘瑞发回忆说道：“我们3人乘电缆车，到三河岛站了，要下车，前面一个人一下来，就被日本人用竹竿上扎的铁钩钩死了，吓得我们两个人就不敢下车。”

瓯海陈崇帆回忆说道：“我住在大岛町八丁目，地震那天出去了，几天后回来，原来跟我一起住的人都死了。我们坑村就有6个人被日本人杀了。我的堂兄陈银寿在路上被抓，后来在千叶县关了一个月才放出来。”

青田朱木坤说道：“我远远看到日本人扛着东西来打人，他们拿棍子、大刀、枪、长杆铁钩，追着打朝鲜人和中国人，有的躲在床下也被拉出来杀掉，甚至见到后脑是平的就杀。”

……

实际上，自从1603年西班牙人在菲律宾对华侨大肆屠杀、1704年荷兰人在印度尼西亚对华侨大肆屠杀以来，这是华侨史上的第三次大屠杀。

事后的统计表明，在日本大地震中被残害的华人，共716人，其中当场死亡622人、失踪11人、负伤83人。在这些遇难者中，来自浙江温州、处州的共658人，死605人、伤53人。另有温处籍华工42人，虽有同行目睹者，但因姓名不详，未统计在内。合计浙江华工遇害总人数为700人，其中死639人、伤61人。

消息传回温州、处州，从通衢大道到乡野小村，几乎处处哭声！

黄子莲被打昏死过去后，他身上的30元钱被日本人夺走，而几乎所有的中国遇难者，财物均被抢劫一空，尸首或被抛入河塘，或被放火焚毁。

“其时，东京及附近各县谣传朝鲜人有投火下毒者。于是竭军警、青年团、市民、村民之全力，大索鲜人，无论老幼男妇，态意惨杀。其最可怖者，为朝鲜人、支那人往往同提并论。中国人遂因而罹滔天之奇祸，被故意杀害殴辱者，不可胜数，刀棒拳足一时交加，殆不以人类相待……

浙籍韩潮初（神户高商学堂）、沈诵填（高师）、蔡经德（高工）、陈悼诸人，曾经多方证明确为中国人，也不免毒打几毙，并且声言支那人亦应打……”

“江苏人蒋健吾等六人避署大森海岸东京横滨间，赁居日人家中，灾后家主拔刀拍案曰‘今日要杀支那人’。后经几许哀求，始免一死……”

“彼时之日人悲愤凄楚，多已全失人性，残忍刻毒，闻之战栗。且因中国排日，故每遇中国人，恒易受感情之冲动，而一快其意。甚者，以此时为扫荡华工之好机会。”

……

比华人更惨的，是朝鲜人。

大屠杀本来是以他们为靶子的。

地震次日，日本宣布全国戒严，灾区的戒严任务在开始时实际上是由地方上的“青年自警团”承担的。

当日，灾区流传说朝鲜人趁乱放火，而且还往水井里投毒。于是，在政府的秘密策划下，一项针对朝鲜人的大屠杀计划出台。

从9月2日下午开始，在军警的配合下，“青年自警团”对朝鲜人聚居区进行了极为冷血的残酷屠杀，大量动用冷兵器，死者几乎都无完整的尸首，死亡人数约在6000-10000人左右。

短短几天时间，数以千计的朝鲜人惨遭杀害。日本内务省警保局事后宣称，共有231名朝鲜人、3名中国人和59名日本人因趁火打劫而被处决，其中“本国公民多属误杀”。

但是，不仅那些犯罪事实纯属捏造，无论朝鲜籍、中国还籍是日本本国的被害人数，都被大大地缩水了。

那么，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呢？难道它仅仅出于裕仁的一个投机性手笔？大难来临之时，日本人为何如此冷漠？它的背后，包含了这个民族怎样的心灵密码？

一切可以追溯到1903年5月22日。

那一天，在小城日光的华岩瀑布旁，年仅18岁的大学生藤村操削下一块桴树树皮，写出“岩头之感”后沉潭自尽。在后来轰传一时的这份遗书里，藤村操反复追问着人生的意义。他并且写出了自己的答案：“曰‘不可解’。”

他说，“我怀此恨而烦闷，终至决死”……

不久，“烦闷”一词成为日本大学生最流行的词汇了。和“烦闷”同时出现的，则是“成功”。如果说，明治维新以来，日本以“脱亚入欧”、富国强兵为追求，几千万国民匍匐在这个目标之下，忍饥受饿、视死如归，从而缔造了“明治精神”的话，那么，从这里开始，这种精神不仅退居到了日本民族的心灵角落，在纷纭浩荡、不断嬗变的市井间，渐渐滋生的，恰恰是它的反面。

与父辈们不同，新一代青年追求的“成功”，和国家无关。

几乎是日俄战争刚刚落幕，千万青年就生长着新的日本意识：大国地位已经实现，“现在该追求与国家目标无关的个人目标了”。

为此，他们刻苦用功、考入大学，并渐渐接受了自由主义思想；随即，他们步入公司、成为中产阶级，开始了效仿欧美的生活方式。

然而，这个人群是如此孤立：成为“新市民”、领取可观薪水的青年，实在是太少太少了；出身农村、或者家境贫寒的那些青年，改变命运的唯一途径依旧是从军！

换而言之，他们不仅在观念上与父辈、与“明治精神”对立，他们在身份上也与自己的同龄人、特别是青年军人们对立。在一代人的身上，日本就分裂成了两个部分：一个是西洋的、城市的、中产阶级的和代议政治的，另一个则是东方的、村社的、赤贫农夫和天皇制度的。

与青年军人们相比，他们优越、富有学识、饱受社会青睐。以他们为载体，现代政党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宪政运动。所谓“大正民主时期”，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他们的产物。然而，这种代议制是如此可笑、如此浮光掠影，一如他们与日本社会的关系：从原敬内阁、高桥内阁到加藤内阁，日本的政党政治始终笼罩在古老传统的阴影下；几乎可以说，它不过是老人们特别是西园寺公望元老的恩赐。以几任首相为例，他们大多出身军人，只是在需要政党支持时，他们才加入了政友会或者宪政会。

所有这一切，都让青年们无比“烦闷”、始终烦闷。在他们的烦闷中，一个对抗的、分崩离析的日本出现了：尊王和攘夷、复古和维新、锁国与开国、保存国粹还是文明开化，乃至代议制还是军国化、战争还是和平……旧的“明治精神”已经死去，新的大正信仰未诞生。这个分裂的、碎片化的观念世界，正是关东大地震的表情来源。

正如1923年是日本政党政治的顶峰、也是它的尾声那样，1923年，日本站立在时代的夹缝处。

而在这个时候，中华民国的大总统王恒岳也决定要给日本再烧上一把“火”了！

第七百四十九章 神一样的大总统！！

戴笠怔怔的坐在那里，完全不敢相信自己听到了什么！

地震了？日本真的地震了？

他震撼的不是日本地震，而是……而是大总统竟然能够如此的准确预测出日本的地震！

可怕，这真的是太可怕了。

完全无法想像的一件事情。

中国古代传说里，那些风水星相大师么能够从观看星相中知道未来几年的运数，戴笠始终都以为这只是一个传说罢了。

但是，现在一个活生生的例子就出现在了自己眼前！

大总统，王恒岳！

他是怎么算出来的？戴笠不知道，他唯一值得庆幸的就是，自己从来也就没有过任何背叛大总统的想法，自己一直都是忠心耿耿的。不然相反的话，那结果当真不堪设想。

戴笠站起来的时候，身子甚至都有一些摇晃……

畏惧、紧张、敬仰、崇拜……什么样的心情都有，现在戴笠最能确定的一件事：

忠诚的永远为大总统服务下去，永远……

……

俞雷就和戴笠一样怔怔的坐在那里。

之前他总以为在恒帅集团之中，自己是最了解恒帅的一个人，但现在却发现完全不是这样的。

自己是最早一个知道日本会发生大地震的，是恒帅告诉自己的，但自己从来没有把这当过真。

但他看来，这完全是恒帅开的一个玩笑。

然而现在，他发现自己彻底的错了。

神！俞雷心里忽然冒出了这样的一个想法……恒帅，真的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神一般存在的人物，他能准确的预料出未来会发生的事情。甚至他还能预测出大地震……

俞雷开始迅速的反思自己究竟做过哪些对不起恒帅的事情，哪些无关紧要，哪些足够自己被砍掉脑袋的。

还有比这更可怕的事吗？

俞雷想了又想，没有了……

……

王恒岳走进东北总指挥部的时候，蒋百里、蒋介石这些人的脸上写满了敬畏。“怎么了？”王恒岳好奇的问了一声。

“大总统……”蒋介石走了上来，艰难的咽下了一口口水，看到大总统朝前走了一步，蒋介石居然不由自主的朝后退了一步：“大总统，刚刚接到消息，日本东京、横滨等地发生了可怕的大地震……”

“哦。”王恒岳淡淡的应了一声：“震就震了。”

蒋介石和蒋百里互相对望了一眼……

不可思议的事情到底还是在大总统的身上发生了。蒋百里把王恒岳拉到一边，低声问道：“恒帅，你老老实实的告诉我，你的那个四川基地是不是发明什么什么新式武器，能够引起一场大地震的？啊，对了，你说过那个原子弹的威力……”

引起地震的新式武器？王恒岳怔了下，我倒想发明，可没有这个条件啊。

他笑了一下道：“总长，别瞎猜了，原子弹和地震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至于为什么我能猜测到会有地震，啊，地理学，地理学……”

蒋百里一点也不相信。

要想从恒帅的嘴里听到一点真话实在是太难了。他也更加确信恒帅的四川研究基地一定是发明了什么最新式的地震武器！

“好了，不说这个……”王恒岳赶紧把话题带了过去：“我们这准备得怎么样了？”

“都已完成准备。”蒋百里说着有些担心：“我们如果在这个时候发起进攻，会不会受到外界的指责？”

“指责？”

这话让王恒岳冷笑了声：“要指责就让他们指责去吧。刚才还有人建议我在国内为日本组织募捐，以显示我泱泱大国的风范，我听了恨不得踹他们一脚！”

这是这位大总统的心理话。

那些什么动员自己捐款的人，在王恒岳看了都是一群精神错乱的疯子。

日本关东大地震是自己苦苦等待的机会，现在机会到了，自己正好大展拳脚，收复所有失地，难道在这个时候，自己还失心疯的跑去捐款吗？

“不管那些人了。”王恒岳的手挥了一下：“老子不管什么地震不地震的，宣战在前，地震在后，老子占着道理。老子的军队整装待发，绝不会因为什么地震而驻足不前！”

蒋百里听了一笑。

王恒岳随即道：“按理说，旅顺、大连也到了所谓的租界期限了吧……”

这一点王恒岳说的一点也都没有错。

1923年这一年，日本本应归还租期届满的旅顺、大连。旅大是由俄国在1898年强租的，租借期限为25年，正好在1923年到期。日俄战争后，日本打败了俄国，就继承了这个租约。

但是，对于25年的租期，日本人并不满意，他们希望永久持有这两个战略位置极其重要的军港城市。1915年，日本逼迫袁世凯政府签订“二十一条”，遭到袁世凯巧妙地拖延。

在国际压力下，日本放弃了部分要求，最终以武力为后盾，逼迫袁世凯政府签订了条约，这就是所谓的“民四条约”（民国四年签订），其中规定“将旅大租借期限及南满、安奉两铁路管理期限延长为99年”。

对于刺刀威逼下签订的“民四条约”，从袁世凯开始，中国历届政府都坚决不承认其具备法律效力。

在的巴黎和会上，中国代表团也对此进行了力争，坚决否定“民四条约”的合法性。1922年年底，在旅大租期即将届满之前，中国众议院、参议院先后通过议案，重申“民四条约”无效，得到无数民间团体支持，要求中央政府尽快对日交涉，收回旅大。

本年3月10日，在大总统王恒岳的示意下，中国外交部照会日本外务省及驻华公使，声明取消“民四条约”，并接洽收回租期届满之旅大，但遭到日本拒绝。

全国一片哗然。

这是大总统王恒岳意料中的事情，没有任何可以吃惊的。这也不过是对日作战收复国土的前奏。

他朝墙壁上的地图看了一下：“命令，朝鲜方面的元首师……啊，大韩民国武装第一师，三个小时之后出击！”

“是！”蒋百里大声应着，然后拿起了电话……

……

“全师准备！全师准备！”

随着一声声的紧急集合号，整个元首师的所有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