侨舰队旗舰“海容”号上，护侨舰队司令官张霄岳当得知陈世英开始断然反击的消息后，居然笑了一下：

“陈世英太不够朋友了，居然一个人进行反击，难道当我们不存在吗？”

“司令官，现在我们该怎么办？”

“怎么办？”张霄岳又笑了一下：“命令‘永丰’号驱逐舰严密监视日本舰队，命令‘海容’号、‘海圻’号加入对白俄‘纳斯彼得诺夫’炮击，坚决给我把‘纳斯彼得诺夫’击沉！”

“是！但是日本人那里？”

“不管日本人，这是维护中国海军的尊严！如果别人打到我们头上，我们依然不敢还击，我们还算是什么中国海军？打，坚决的打！”

3月3日下午3时，中国护侨舰队除“永丰”号驱逐舰外，全部加入到了白俄炮艇“纳斯彼得诺夫”号的炮击之中。

中国舰队的回应之快，反击力度之大，让人震惊！

两艘巡洋舰，三艘炮艇，和负伤的“利川”号武装拖船，将铺天盖地的炮弹朝着“纳斯彼得诺夫”号倾泻而下！

“纳斯彼得诺夫”号在狂风暴雨的攻击之中狼狈不堪，东躲西藏，一边负隅顽抗，一边拼命哀求着日本舰队尽快加入战局！

但是日本舰队却保持着沉默……

而那些闻讯赶到的干涉军调解团，在日舰“奈良”号上观测这场战斗，他们显然对中国海军的态度也感到惊讶。

“很显然，这是俄国人率先挑起来的。”调解团团长美国人戴维耸了耸肩：“‘纳斯彼得诺夫’号在事情还没有查清的情况下，率先炮击中方舰船‘利川’号，这激怒了中国方面，也引起了中国人的报复！”

副团长，英国人威尔顿点了点头，对一旁的柴水清三郎说到：“大佐先生，调解团希望在事情没有弄清，事态进一步恶化之前，日方舰队能够保持出足够的克制。”

尽管猜到中国人会有所动作，但却绝没有想到中国海军的动作居然如此之大。柴水清三郎面色铁青的站在那里一动不动……

“纳斯彼得诺夫”在炮击之下已经岌岌可危。日本人却在那里见死不救。此时“纳斯彼得诺夫”号上的白俄指挥官一定在那后悔，为什么会去捅了那么大的一个马蜂窝！

“纳斯彼得诺夫”多处受伤，随时都有沉没可能。而其它的白俄炮艇，一看到中国海军的这副架势，也都躲得远远的，唯恐误伤到了自己。

下午2时26分，“纳斯彼得诺夫”打出白旗。

“继续炮击‘纳斯彼得诺夫’号！”

陈世英断然下达了这样的命令！

“炮击，给我把‘纳斯彼得诺夫’号击沉！”

同一时刻，张霄岳也下达了这样的命令。

白旗丝毫没有起到任何作用。

中国海军拒绝“纳斯彼得诺夫”投降！

“八噶！”在“奈良”号上，柴水清三郎愤怒的吼了起来：“‘纳斯彼得诺夫’已经投降，但是中国人的战舰还在继续炮击！停止，必须命令他们立刻停止！”

戴维“恩”了一声：“是的，这样不好，这是很不人道的。”

“是的，这样非常不好，非常的不人道。”威尔顿接口说了一句。

然后呢？

没有然后了。

调解团没有任何的后续动作了。

不人道，很不人道，非常的不人道。仅此而已，没有其它下文了。

对于弱小的白俄“纳斯彼得诺夫”号来说，没有一个强者会伸手去拉它一把，它的沉没与否，和美国人，和英国人没有任何的关系！

这不过是一场游戏而已，强大的狮子吞食了弱小的猎物，而在一边观战的老虎、豹子们，却只在远远带着欣赏的眼光来观看着这一切。

如果现在位置颠倒一下，“纳斯彼得诺夫”号换成是中国舰船的话，那些调解团的外国人也同样会采取一样的态度。

弱小必然会要挨打，弱小也必然得不到同情。

同情和支持是留给强者的，尽管，现在的中国海军还称不上是“强者”，但是他们背后有一个强大的政府在为他们撑腰！

于是，这一切便也都成为顺理成章的了。

公元1920年，民国9年3月3日下午3时，“纳斯彼得诺夫”号沉没！

这，这中国护侨舰队击沉的第一艘外国舰船。而这也向所有国家在那发出了中国海军最庄严宣言：

中国海军，不可侮！

第四百八十五章 受困的满清“皇帝”

一切都要听板垣大佐的！

这是日本人对溥仪的唯一一个回答！

溥仪不耐烦了：“熙洽他们呢？不是罗振玉说熙洽要接我的吗？”

“这，也要听板垣大佐的。”

“罗振玉呢？”郑垂问。

“到沈阳找板垣大佐去了。现在还在讨论着新国家的问题，讨论出一致的意见，就来请宣统帝去的。”

“糟！”郑垂一甩手，愤愤地走到一边去了。

这个“君前失礼”的举动很使溥仪看不惯。不过，这时更引起溥仪注意的，是上角说的“新国家”问题还在讨论。这可太奇怪了，不是土肥原贤二和熙洽都说一切都没问题，就等自己来主持大计了吗？

上角现在说“还在讨论”，这是什么意思呢？溥仪提出这个问题，上角利一含糊其辞地回答道：

“这样的大事，哪能说办就办的。宣统帝不必急，到时候自然要请宣统帝去的。”

“到哪里去呢？”郑垂匆匆地走过插嘴，“到奉天吗？”

“这要听板垣大佐的。”

溥仪很生气地躲开了他们，到另一间屋子找佟济煦，问他拍来电报说“万事俱妥”是什么的意思。佟济煦说这是袁金铠说的，不知这是怎么闹的。

溥仪又问商衍瀛对这件事怎么看，他也说不出个什么道理来，只会叹息这地方没有“乩坛”，否则，他一定可以得到神仙的解答的。

这时溥仪不知道，日本人现在正忙着。

在庙街问题上，国际形势日本处势孤立，内部对于采取什么形式解决这一问题，意见也不统一。不过溥仪已经感觉日本人对自己，已经不像在天津那么尊敬了，这个上角也不是在天津驻屯军司令部看到的那个上角了。

这样，在一种不安的预感中溥仪等待了一个星期，上角才接到了板垣的电话说请溥仪搬到旅顺去。

为什么不去东北呢？上角利一笑眯眯地解释说，这还要等和板垣大佐谈过才能定。为什么要到旅顺等呢？因为汤岗子这地方附近有“匪”，很不安全，不如住旅顺好，旅顺是个大地方，一切也都很方便。溥仪听着也有理。这样当天晚上又搭上火车，第二天一早到了旅顺。

在旅顺住的是大和旅馆。又是在对翠阁的一套做法，楼上全部归溥仪们这几个人占用，告诉溥仪不要下楼，自然楼下的人也上不来。

上角和甘粕对溥仪说的还是那几句：新国家问题还在讨论，不要着急，到时候就有人请溥仪到东北去的。

不过，在这里也有了一个变化，就是住了不多天，郑孝胥父子也获得了罗振玉一样的待遇，上上下下不受阻拦，而且还可以到大连去。郑孝胥脸上的郁郁不乐的样子没有了，说话的调子也和罗振玉一样了，什么“皇上天威，不宜出头露面，一切宜由臣子们去办，待为臣子的办好，到时候皇上自然就会顺理成章地面南受贺”。

又说在事成之前，不宜宣扬，因此也不要接见一切人员。日本人目前是这里的主人，皇上在登极之前，在这里暂时还算是客人，客随主便，也是理所当然。听了他们的话，溥仪虽然心里着急，也觉得有道理，就只好耐下心等着。

事实上，这些口口声声叫溥仪皇上和宣统帝的，这些绞尽脑汁不辞劳苦为溥仪奔波着的，他们心里的溥仪，不过是纸牌上的皇帝。这种皇帝的作用不过是可以吃掉别人的牌，以赢得一笔赌注而已。

日本人为了应付西方的摩擦和国内外的舆论压力，所以才准备下溥仪这张牌，他们在需要打出这张牌之前，自然要严密保藏起来。郑、罗之流为了应付别的竞争者，都想独自用溥仪这张牌，去赢得日本人犒赏，因此也要用心把持着溥仪！

这样就形成了对溥仪的封锁，使溥仪处于被隔离的状态中。

在汤岗子，罗振玉想利用日本人规定的限制来断绝溥仪和别人的来往，曾阻止了溥仪和郑孝胥与日本日本人的接触，以保障他的独家包办。

到了旅顺，他没有准备好，郑孝胥也和日本人方面发生了关系，和他唱上了对台戏，于是他只好亡羊补牢，设法再不要有第三个人插进来。同时，在防范溥仪这方面，他和郑孝胥联合起来，这又出现了郑、罗二人一方面联合垄断溥仪，一方面又钩心斗角地在日本人方面争宠的形势。

这些事实内幕，溥仪当时自然是不明白。溥仪只觉出了罗振玉和郑孝胥父子和日本人沆瀣一气，要把自己和别人隔开，对佟济煦和只知道算卦求神的商衍瀛，他们倒不怎么注意，对从天津来的要见溥仪的人，则防范得很厉害。

溥仪在离开静园以前，留下了一道“手谕”，叫一名随侍交给胡嗣瑗，命他随后来找溥仪，命陈曾寿送自己的两位太后来来。这三个人听说溥仪在旅顺，就来到了大连。罗振玉派人去给他们找了地方住下，说日本人有命令，不许他们到旅顺去。

两位“太后”对这个命令起了疑心，以为溥仪出了什么问题，她们拿出了那时某种女性的本事，大哭大闹，非要去不可，这样才得到允许来旅顺看溥仪一次，不过说好要第二天就回大连。

过了大概一个月，日本人把溥仪迁到善耆的儿子宪东的地方去住，这才让两位“太后”和后来赶到的溥仪的二妹和三妹搬到溥仪住的地方来。

溥仪本来还想让胡嗣瑗、陈曾寿两人也到自己身边来，但郑孝胥说日本人规定，除了他父子加上罗振玉和万绳这几个人之外，任何人都不许见皇上。

溥仪请求他去和甘粕、上角商量，结果只准许胡嗣瑗见一面，条件是当天就要回大连。胡嗣瑗在这种情形下，一看见溥仪就咧开大嘴哭起来了，说他真想不到在皇上身旁多年，今日落得连见一面都受人限制，说得溥仪心里很不自在。一种孤立无援的恐惧压迫着溥仪。

因为，日本人是听郑、罗的话的，溥仪担心如果弄僵了更要吃亏，也只有安慰胡嗣瑗一下，告诉他等溥仪到了可以说话的时候，一定“传谕”叫他和陈曾寿到身边来。胡嗣瑗听了溥仪的话，止住了哭泣，趁着室里没人，一五一十向溥仪叙说了郑、罗对他们的多方刁难，攻击郑、罗二人是“架空欺罔、挟上压下、排挤忠良”。

其实，胡嗣瑗和陈曾寿对郑、罗的攻击，也不完全是为了溥仪。

他们住在大连，一有机会就托人带“奏折”、“条陈”给溥仪，在痛骂郑、罗“虽秦桧、仇士良之所为，尚不敢公然无状、欺侮挟持一至于此”之外，总要酸劲十足和焦急万分地一再说些“当兹皇上广选才俊，登用贤良之时，如此掣肘，尚有何希望乎”这类的话。

胡嗣瑗曾劝溥仪向日本人要求条件，头两条就是先恢复天津的形势，身边应有亲信二三人，这意思就是他仍要当个代拆代行的胡大军机。陈曾寿对溥仪大谈“建国之道，内治莫先于纪纲，外交莫重于主权”。所谓纪纲“最要者魁柄必操自上”，主权最要者是政令必出自溥仪，总之一句话，溥仪必须有权能用人，因为这样他才能做官。

这些纸上谈兵的人自然斗不过郑、罗，在后来封官进爵的时候，显贵角色根本没有他们的份，还是经溥仪要求，给了陈曾寿一个秘书职，但他不干，请假走了。

胡嗣瑗曾和陈曾寿表示决不做官，“愿以白衣追随左右”，溥仪给他弄上个秘书长的位置，他也不提“白衣”了。由于他恨极了当国务总理的郑孝胥，后来和被郑挤掉下来的罗振玉联合起来攻郑，结果没有攻倒，自己反倒连秘书长也没有做成。

溥仪到旅顺的两个月后，陈宝琛也来了。

郑孝胥这时已成了日本人的红人，罗振玉眼看就要败在他手里，正当他接近全胜，和日本人的交易接近成熟的时候，看见威望超过他的“帝师”出现在大连，立刻引起了他的警惕！

他生怕这位同乡会引起日本人更大的兴趣，急忙地想撵陈回去。陈宝琛在旅顺一共住了两宿，和溥仪匆匆忙忙见了两面，就给郑孝胥借口日本人要在旅馆开会，不让闲人住，把他给撵走了。

天津和北京的遗老为了找官做，借口服侍溥仪跑来的还有不少人，全都给郑孝胥和甘粕正彦挡了驾。

就连恭亲王溥伟想见溥仪也遇过拦阻。只是在溥仪过生日的时候，他们再找不到借口，只好让一部分人见了溥仪，给溥仪祝寿！

当时互相倾轧、你争我夺的不但有遗老，在日本浪人特务之间也不例外，得势的当然是板垣手下的上角和甘粕这一伙儿。

当过溥仪父亲家的家庭教师的远山猛雄，本想到溥仪身边沾光，由于不是军部系统的，最后都给上角和甘粕挤走了！

最重要而激烈的，还是发生在郑、罗之间的斗争，这是这对冤家最后的殊死战，因此都使用出了毕生的力气。

罗振玉利用他和板垣、上角利一这些人的势力，对郑孝胥一到东北时的封锁，是他的头一“招”。

他自恃有首倡“迎立”的功绩，相信只要能把溥仪垄断在手，用溥仪这张牌和日本人谈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