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国人的欢心，不识时务，并非持重！”郑孝胥瞅着陈宝琛说道。

“日本军部即使热心，可是日本内阁还无此意。事情不是儿戏，还请皇上三思而定。”

“日本内阁不足道，日本军部有帷幄上奏之权。孝胥三思再思，如此而已！”

“我说的请皇上三思，不是请你三思！”

“三思！三思！等日本人把溥伟扶上去，我们为臣子的将陷皇帝于何地？”

“溥伟弄好弄坏，左不过还是个溥伟。上头出来只能成，不能败。倘若不成，更陷皇上于何地？更何以对得起列宗列祖？”

“照你意见，一辈子等下去。眼看已经山穷水尽了！到了关外，又恢复了祖业，又不再愁生活，有什么对不起祖宗的？”

在郑孝胥的飞溅的唾星下，陈宝琛脸色苍白，颤巍巍地扶着桌子，尽力让上身接近对面的秃头顶，冷笑道：

“你，有你的打算，你的热衷。你，有何成败，那是毫无价值可言……”

一言不发的袁大化，低头无话的铁良，以及由于身分够不上说话，只能在旁喘粗气的胡嗣瑗，觉着不能再沉默，于是出来打圆场。袁大化说些“从长计议”的话，意思透出是支持陈宝琛的，铁良嘟囔了几句，连意见都听不清楚。

胡嗣瑗是想支持陈宝琛，可是说不明白。溥仪在会上没有表示态度，但心里认为陈宝琛是“忠心可嘉，迂腐不堪”。

溥仪觉得最好的办法，还是不要表示自己的想法，不透露自己的意图。对身边人如此，对社会上更要如此。之前大约是土肥原贤二会见后两三天，溥仪接见高友唐的一段事立刻浮到了他的心头。

那几天要求见溥仪的人非常多，溥仪认为全部加以拒绝的办法，只能证实报纸上的推测，那是对自己更不利的，尤其是这个高友唐更不能不见。

他以前也是张园的客人，张园把他看做遗老，因为他是清朝仕学馆出身，做过清朝的官，后来办过几种报纸，这时是国民党的监察院委员。他曾自动为溥仪向南京要求过“岁费”，但是有结果，溥仪想他可能透点什么消息给溥仪，所以接见了他。

没想到他是给国民政府来做说客的。他说国民政府给他来了电报，叫他转达，希望溥仪不要到东北和日本人搅在一起。至于溥仪住的地方，希望溥仪到上海，或者出洋到外国也可以。

溥仪听了他的话，心里气上来了。冷笑说、道：

“我也不打算到哪儿去，你还是个大清的旧臣，也不必替他们说话！”

高友唐不理睬溥仪的挖苦，而且还很愿意用遗老身分，以完全为溥仪设想的口气，说国民政府的条件对溥仪是有利的。

溥仪对他的话并不相信。溥仪早听说王恒岳的手腕厉害，万一他对自己忽然起了杀心怎么办？

想到这里，溥仪就不打算再跟高友唐说下去了。

“好吧，你的话我都知道了，这次谈话可以告一段落。”

高友唐看溥仪沉思之后说了这么一句，却误认为事情有希望，连忙说道：“好，好，您再想想，等过几天我再来！”

“嗯，再来吧。”

他满怀希望地走了。后来溥仪听说他在北京向溥仪七叔活动之后再回来，正好遇上天津日租界戒严，他被截在租界外边，等他设法进了日租界，溥仪已经不在静园了。

那两天里陆陆续续还来了些探听消息的或提出忠告的人，那些天溥仪也收到了不少的来信。

人们对溥仪有忠告也有警告，甚至也有姓爱新觉罗的溥仪所不知道的本家，劝溥仪不要认贼作父，要顾惜中国人的尊严。

溥仪已经被复辟的美梦完全迷了心窍，任何劝告都没有生效。他决定对外绝不说真心话。

有个天津小报的记者，叫刘髯公的，也是张园和静园常来的客人，常在他的报上写文章恭维溥仪，他这时也跑来打听溥仪有没有要出关的意思。

溥仪极力地否认了，他于是在报上又替溥仪尽辟谣的义务，正是在同一天，报上登出了这段新闻，溥仪登上了去营口的日本轮船。

不用说，对于高友唐的活动，“静园”陈宝琛这一派人的反对，社会上给溥仪的各种忠告，等等，土肥原贤二是全掌握了情况，作出了估计。否则的话，就无法解释他为什么又使用上最后的“道具”，就是在陈宝琛对郑孝胥大发雷霆的次日，出现的特殊礼物。

那天溥仪正在唾星喷射之下听着“进讲”：

“勿失友邦之热心，勿拒国人之欢心……此乃英雄事业，绝非书生文士所能理解……”

“不好了！”溥仪的“随侍”祁继忠慌慌张张进来说，“炸弹！两个炸弹！”

溥仪吓得从沙发上连站也站不起来了。在混乱中，好容易才弄明白，刚才有个陌生人送来一份礼品。来人放下了礼品就扬长而去。祁继忠按例检视了礼品，竟在水果筐子里发现了两颗炸弹。

在静园上下惊魂未定之中，日本警察和日军司令部的军官拿走了炸弹。第二天，永远缺不了的吉田翻译官来向溥仪报告说，那两个炸弹经过检验，证明是北京兵工厂的。

“宣统帝不要再接见外人了。”吉田忠告溥仪道：“还是早些动身的好。”

“好！”溥仪吓得面色如土：“请你快些安排吧。”

“遵命！请陛下也不要对不相干的人说。”

“不说。我这回只带郑孝胥父子和一两个随侍。”

后来听说，第二天北平晨报上就登出了炸弹是土肥原贤二安排，可是溥仪不记得看到这张报。如果不是有人故意藏起了这张报，那也是由于紧接而来的其他惊险事件把溥仪吓昏了。

那两天溥仪接到了不少恐吓信。有的信文很短，而措辞却很吓人。有一封只有这一句话：“如果你不离开这里，当心你的脑袋！”

更有惊人的，是祁继忠突然接到一个电话。据祁继忠说，对方是溥仪认识的维多利亚餐厅的一个茶房，他警告溥仪这几天不要去那里吃饭，因为有些“形迹可疑的人”，到那里打听溥仪。

这个关心溥仪的朋友还说，他看见“那些形迹可疑的人衣服里面藏有电刀”，更奇怪的是，他还认出那些人都是什么南京政府派来的。

祁继忠他是溥仪从北京带到天津的男仆，宫里遣散太监后，他来到宫里，那时候还是个少年，很受溥仪的喜欢。在天津，他是溥仪最宠信的随侍之一。

溥仪离开天津去东北，他是随溥仪同去的随侍之一，也是其中最受溥仪亲信的，溥仪的举动他无一不知。

紧接着炸弹、黑信、电话而至的，是“天津事件”的发生。日本人组织的汉奸便衣队，其首领之一，是从前那位北京警察总监张璧。

他对华界大肆骚扰，这也是土肥原贤二导演的“杰作”。日租界宣布戒严，迅速断绝了与华界的交通！

静园门外开来担任“保护”之责的铁甲车。于是静园和外界隔绝起来了。当时能拿到通行证的，只有郑氏父子二人。

土肥原贤二这样急于让溥仪到东北，如果不是关东军少壮派为了急于对付他们内部的反对派，而仅仅是怕溥仪再变了主意的话，那就把溥仪的外界影响估计得太高了。

事实上，不但溥仪已下定决心，就连陈宝琛影响下的胡嗣瑗、陈曾寿等人，从溥仪和土肥原会见那天起，态度上也起了变化。

他们已不坚持坐着观望，也开始想主动和日本进行些接触，不过是担心和军人接触靠不住，仍认为还是找日本政府为好。

这些人的变化，心理和溥仪一样，是怕错过了机会，同时，又害怕羊肉没吃成反而惹上一身膻。

这些人对于和日本人交涉的条件，也各有自己最热衷的地方，溥仪最关心的是能不能当皇帝，他们关心的是能不能当上大官，因此主张“用人权”必须在溥仪，至于什么民族荣誉、经济权利等等，是完全可以当做换取自己地位的代价送出去的。

陈曾寿在溥仪会见土肥原贤二后立刻递上奏折，也正是代表了这样一种心情。

溥仪已经下定决心跑了，下定决心投靠日本人了，下定决心去东北完成他的“复辟”了，下定决心不顾一切！似乎只要到了东北，所有的一切美梦都能成真！

而这，却正是国民政府“留声机计划”的一部分！

第四百八十一章 “梦想”

到了预定的动身日期了！

按照计划，溥仪必须在这天傍晚，瞒过所有的耳目，悄悄混出静园的大门。这件事很使溥仪费了一番脑筋。溥仪先打算根本不走大门，索性坐汽车从车房的门出去。

溥仪叫才投靠自己的孙耀庭去看看能不能打开车房门，他说车房门久未使用，门外已经被广告招贴糊住了。后来还是祁继忠想出个办法，把溥仪藏在一辆跑车的后厢里，然后叫人把车从大门开出去。为了机密，他连司机也没有叫，而是让勉强会开车的孙耀庭来开车。

就这样，祁继忠坐在司机旁边，押着这辆“空车”，把溥仪载出了静园，直奔溥仪和吉田商定的地点：曙街敷岛料理店。

在离静园大门不远的地方，吉田忠太郎坐在一辆汽车上等着，一看见溥仪的汽车出了大门，他的车便悄悄跟在后面。

日本租界和接近的中国管区一带整日戒严。这次布置的戒严，给溥仪的出奔造成极为顺利的环境。在任何中国人的车辆不得通行的情况下，溥仪这辆汽车走到每个路口的铁丝网前，遇到日本兵阻拦时，经后面的吉田一打招呼，便立刻通过。

虽然“司机”孙耀庭的技术实在糟糕，刚一出了静园大门就撞在电线杆子上，溥仪的脑袋给箱盖狠狠碰了一下，一路上还把溥仪颠撞得十分难受，但是也总算顺利地开到敷岛料理店门口。

汽车停下之后，吉田打开了车厢，扶溥仪出来，一同进了敷岛料理店。有一个早等候着的日本军官，叫真方勋大尉的，拿出一件日本军大衣和军帽，他和吉田把溥仪迅速打扮了一下，就带着溥仪、祁继忠、孙耀庭和随后赶到的两个“随侍”马德清和任福田，坐上了一辆司令部的汽车。汽车畅行无阻地在白河岸上走了一阵儿，到了一个码头。

码头上很清静。溥仪很快就明白，这不是日租界，溥仪有点发慌，吉田低声安慰溥仪说：“不要紧，这是英租界。”

溥仪在他和真方勋二人的夹扶下，快步地在水泥地面上走了一段，一只小小的没有灯光的汽船出现在眼前。

溥仪走进船舱，看见了郑孝胥父子俩如约候在里面，心里才稳定下来。坐在这里的还有三个日本人：一个是上角利一；一个是从前在升允手下当侍卫官的工藤铁三郎，是土肥原手下的浪人；还有一个叫大谷的。溥仪也见到了船长西长次郎。

同时还知道了船上还有十名日本士兵，由一个名叫诹访绩的军曹带领着，担任护送之责。这条船名“比治山丸”，是日军司令部运输部的船。为了这次特殊的运输任务，船上堆上沙袋和钢板。

其实溥仪并不知道，船上还暗藏了一大桶汽油，准备万一被中国军队发现，无法脱逃的时候，日本军人就放火烧，让溥仪们这几个人证与船同归于尽。

溥仪的屁股距离汽油大概不会超过三米之远，溥仪却认为离着“幸福”是越来越近了呢！

吉田和真方勋大尉离开了汽船，汽船离了码头，电灯亮了。溥仪隔窗眺望河中夜景，心中不胜感慨。白天的白河溥仪曾到过几次，在日本的驱逐舰上，溥仪曾产生过幻想，把白河看做溥仪未来奔向海洋彼岸，寻找复辟外援的通路。如今溥仪真的航行在这条河上了，不禁得意忘形，高兴得想找些话来说说。

可是溥仪高兴得未免太早，郑垂告诉溥仪：“外国租界过去了，前边就是中国人的势力。军粮城那地方，可有中国军队守着哩！”

听了这话，溥仪的心一下子提到嗓子眼。看看郑氏父子和那几个日本人，也都板着脸，一语不发。在每根神经都绷得紧紧的情形下，至少过了两个小时，突然间从岸上传来一声吆喝：

“停——船！”

溥仪像神经切断了似的，几乎瘫在地上。舱里的几个日本兵呼噜呼噜地都上了甲板，甲板上传来低声的口令和凌乱的脚步声！

溥仪探头到窗外，看见每个沙包后都有人伏着，端枪做出准备射击的姿势。但是船的航速却好像在下降，航向也好像是靠近河岸。溥仪正不解其故，忽然电灯全熄，岸上响起了枪声，几乎是同时，机器声突然大作，船身猛然加速，只觉一歪，像腾起来似的掠岸而过，岸上的喊声、枪声，渐渐都在后面消弱了。原来日本人早准备好这一手，先装成听命的样子，然后乘岸上不备，一溜烟逃过去了。

过了一会儿，灯光又亮起来，舱里有了活气。半夜时到了大沽口外，在等待着商轮“淡路丸”出口外接溥仪们的时候，日本兵拿出了酱汤、咸白菜和日本酒来，郑孝胥活跃起来了。高谈其中日同文同种，把这一场惊险经历描绘成“英雄事业”的一部分。他和日本兵干杯，诗兴大发。即兴吟了一首诗道：

“同洲二帝欲同尊，七客同舟试共论；人定胜天非浪语，相看应在不多言。”

郑孝胥后来刻了两个图章给溥仪，一枚是“不忘在莒”，另一枚是“滹沱麦饭”。前者是借鲁昭公奔莒的故事，暗示溥仪安不忘危，也就是别忘了溥仪和他在一起的这一晚；后者是借刘秀败走滹沱河，大树将军冯异为他烤衣服、做麦饭充饥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