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掉联络了，快退。”我看敌方红旗反而从左后方逼来，我方死伤枕籍，便下令撤退，在田畴中退了七八里，靠近江边才发现第三营早退了。我太年轻，不知厉害，桃花山一失，第三营一退，我这营突出孤立在前线，实在十分危险，幸亏凌则安劝我速退。退到中途，看到第九连连长卢铁公重伤倒在地上，已经奄奄一息了。我停下来要带他走，凌则安说：“不可以，退不了。”我不愿见死不救，坚持要带他走，凌则安只好和另外一个卫兵帮助我扶着卢铁公一起退。这样一来，四个人目标很大，敌人的机关枪集中向我们射击，可是我们一点也不害怕，成弧形跑，终于退到回峰坑，不幸的是凌则安受了伤，和卢铁公一起送医，卢得救了，而凌不治，救了一人也折了一人，我不知是功是过。
我到回峰坑团部时天色已暗，我看团长吓得面无人色，怪这怪那。那夜敌人炮火猛轰一整夜，到了一天亮，团长失踪了，我们只好退到湖口去。事先我们并没有撤退的计划和准备，江面没有撤退的船只，大家乱糟糟的看到船就抢着上，因此翻船惨死的很多。退到湖口，看不到兵站总监俞应麓，看不到湖口守备司令何子奇，也看不到讨袁军司令李烈钧，他们发动了战事，看到情况不对就跑了。我便从湖口退出，回到鄱阳。7月25日湖口便失陷了。
李纯带着第六师从湖北到江西，登陆九江南下，起先他以为江西军队都不战而溃，不加提防，没有想到自德安北上的林虎倒和他打了一场硬战。林虎的桂军原是广西北伐军，训练比较好，军力也较强，并且有过战斗经验。南北议和后许多军队解散了，南京留守黄克强特别把林虎一团（本为王芝祥所带桂军中之一团）改为混成团拨归江西都督节制。到了江西编成一旅，驻扎德安，这是gmd布置下的一着棋。那时南浔铁路还在建筑中，李烈钧在湖口举义，先约林虎北上策应，在沙河镇和李纯的第六师遭遇，打了一仗。那时报纸猛捧林虎，报导沙河镇战役标题是“飞将军从天而降”，但是桂军终于抵挡不住第六师，败退了。其他赣军更不能打，没有战斗经验和士兵是本地人都是失败的重大原因。桂军是客军，士兵溃散了很容易被认出来，所以打败仗也不敢离队逃散，赣军士兵是本地人，把枪杆子一丢，衣服一换，逃离战场就和老百姓一样自由了，何必拚命？就这样，赣军溃散的溃散，投降的投降，使李纯如入无人之境，轻易地解决了江西反袁势力。8月4日袁世凯任命李纯做江西护军使，到9月29日李纯便署理江西都督了。
4江苏举义旋起旋仆
邓家彦宋案发生后，孙总理即欲举兵反袁。但党人多犹豫。gmd籍之四都督，湘督谭延闿、粤督胡汉民、赣督李烈钧、皖督柏文蔚亦多有苦衷，而不愿与袁决裂。时粤省内部不和，陈炯明为客家，而胡汉民属广府，客广之间向来隔阂，而炯明复具野心，益以黄士龙之掣肘，汉民实自顾不暇也。安徽民贫兵少，柏艾蔚无能为力，湘谭出身阀阅，对于革命冒险原未热心，故真能响应讨袁者唯李烈钧一人而已。上海会议时，四督之中仅李出席。但李于会中表示，时机未至，如必欲讨袁，亦须俟四督向袁辞职以后，方能行之。盖就法理言，未辞职之前，四省都督如举兵讨伐总统，无异犯上作乱也。
黄克强初亦感手无寸铁，力不从心，故对举兵与否，持模棱两可之态度。后碍于孙总理之坚持，克强始勉允出力。
时程德全（四川人）任苏督，在南京，孙总理欲令德全举兵反袁，且谓克强曰：“如君不愿赴宁主持，余可独往。”克强不得已，乃偕汪精卫、蔡元培二人连夜赶赴南京，谒程，力请反袁。德全亦表示时势所趋，不宜作此举动。都督万无反对总统之理，且谓：“今南北幸得统一，吾等唯有共佐元首，整顿国家，励精图治。革命党人势力已孤，即使再举，亦难成功。”黄等三人下跪固请，涕泣劝求。程不得已，乃曰：“如此只有令余退隐，部队奉诸各位统领，余则祝发为僧。”反袁之局遂定。
当时南京驻军三师，冷御秋之第三师与章梓之第一师均似可用，陈之骥统第八师，陈虽为冯国璋之女婿，然亦赞同讨袁。孰料各部中下级军官先已为袁收买。故宣布独立未及三日，部队已尽散矣。上海报载黄克强已走避，余等初犹不肯置信，未久消息传来，证实此说。总理大怒，忿欲亲赴南京，力挽危局。同志等苦苦劝留。同时英国租界当局宣布驱逐孙某离境。总理不为所动，盖总理熟悉国际惯例，其时已成举世闻名之政治犯，租界当局不敢轻予驱逐也。
此役失败之前，林虎尝在江西奏捷。克强既弃走南京，邓鼎丰等所统部队感群龙无首。先遣人来沪邀余前往主持，余以不谙军事，又无克强之人望，故婉却之。未几何海鸣被邀往南京，何胆大妄为，赴南京后亦尝苦撑数日，终无补于大局。
5讨袁失败，亡命海外
戢翼翘二次革命以黄克强、李烈钧在南京及江西的军事行动为最重要，gmd人又设法请清末袁世凯的政敌岑春煊出来号召，希望两广的龙济光、陆荣廷（均岑在清末两广总督任内之旧属）响应，然而龙已受袁收买，甘为鹰犬，而陆亦踌躇未动，没收到预期的效果。至于李黄在赣宁发动的讨袁军，由于事前没有充分的准备，仓猝起事，缺械缺饷，这仗便无法打下去了。7月25日湖口讨袁军败退，北军李纯兵队进占了江西。上海陈英士等所起的讨袁军攻制造局的计划也失败了，29日黄克强、章梓等鉴于大势已去就离宁走沪，以后由一报界中人何海鸣，从8月起在南京自任为讨袁军总司令，竟支持到9月1日才被张勋攻陷。
讨袁军初动时，我率部进驻徐蚌，协同第三师（师长冷适）对袁军作战，不幸全局既败，我们亦无法独存，我遂于12月间亡命日本。检讨此次失败原因是：“准备不周，缺械缺饷。”而一些同志白白牺牲了，很可痛惜。值得一提的是黄克强的参谋长黄凯元，他的资格比朱爵森还老，是一个老革命党人。讨袁运动酝酿时，他活动江苏军队，把百万家产都拿出来充为军费，讨袁失败后，钱收不回来，还被军队责骂，一气之下到普陀山上削发为僧，闭关面壁，后来就死在闭关的禅房里。
二次革命失败后，袁世凯通缉起事党人，我亦在其中。我于12月逃亡日本，看到在日本避难的人太多了，这时想读书没有钱，想找事做又找不到，大家都是通缉犯，带钱的就藏起来不见人，有的穷得很，生活艰苦。我没带什么钱，以后生活怎么解决？当时确很烦恼，幸而到民国3年年初，有一位江苏朋友陈陶遗介绍我到南洋群岛去工作，他有一表弟原在爪哇的泗水教书，现在要到日本来，把他的教员职务让我去接，我就在民国3年年初到泗水做教员。
我到泗水后发现在南洋的革命同志很多（陈炯明、傅鑫、朱遐九、吴雨霖），当然又免不了要联合起来鼓吹革命了。这年年底我又有机会离开南洋回国加入滇军，很感愉快的是一年之后，我因此才能亲自参与云南起义，TF了洪宪帝制。
何成濬讨袁失败后，总理与黄克强先生暨同志中之锋芒较露者，都流亡日本东京，余亦与焉。国内议会解散，自治取消，民气消沉，暴X政日甚。革命党人虽远适异域，不能忘怀家国，再接再厉之革命精神，固未因失败而稍馁也。黄先生由日赴美，争取国际友人，联络侨胞志士，而以与留沪同志共患难，伺机活动之责任属于余，大义所在，虽力不能胜，亦遵嘱回沪，勉为其难。未几陈英士先生亦回沪，彼此过从甚密，一切互相商讨，历时两载，备尝艰险。多数同志卷伏于危楼一角中，有求日食馒头一枚、开水一杯而不可得者，有被恶探用麻袋蒙去而不知所终者，在此恐怖恶劣环境下，与北洋军阀恶势力作殊死斗，英士先生屡率党众攻打上海制造局，前仆后继，牺牲惨重，终以策动变乱过急，误受鸿运公司之诱惑，致为军阀恶探所暗算，惨遭杀害，革命未成，賷志以没，至今思之，有余痛焉。袁世凯多行不义，终至众叛亲离，忧愤以死。黎元洪继任总统，函邀黄先生入京，黄嘱余先往察看情形，余目睹大权操在军阀，约法等于废纸，知不可为，迅即离京。未几，大借款案发生，国会再被解散，政象日趋败坏。黄先生蒿目时艰，忧心如焚，致患脑溢血逝于沪上。人之云亡，邦国殄瘁，不仅余一人之私恸已也。
马超俊二次革命后，郑汝成在上海通缉党人，株连甚广，很多亲友，因怕遭受牵累，谢绝往还。我跟二三位同志，没有固定住所，身边又没有钱，也无法离开上海，白天则蒙首盖面，绕行僻巷，夜间则冒充日人，偷坐黄埔公园，至深夜，再投宿三洋桥小客栈，或往苏州惟盈饭店小住。如此流浪，有数月之久，后得友人林佐治介绍，入英商捷足洋行，任广东经纪代理人，借此作掩护，于民国2年冬回到广州。
到广州后，集资开办惠民织造公司于太平沙大巷口，吸收忠贞优秀同志，从事秘密活动。当时龙济光督粤，侦探局长曹鼎钟以残害本党同志著称，我派同志卫一新、邓耀权、赵卓庆渗入该局充当眼线，以保全革命同志。民国3年6月，我派凌定邦刺杀龙济光的统领马存发（云南人，所谓四大天王之一）于天字码头南园酒家门前。定邦行刺后，安然逃脱，龙氏大震，派人至惠民公司搜查，逮捕李祥、邓耀权，严刑拷问，并派军警于深夜至西关我住所的亲戚家搜捕，我先逃往逢源，拂晓步行至佛山，转乘广三路车至河口，再搭英商德庆轮往梧州，从梧州折返香港。民国四年初，由香港赴日本。
周雍能我回到鄱阳后，邓文辉等也到鄱阳，还有一个卫兵营营长欧阳盾，和第二营营长何犹兴都来了，我看何犹兴并没有病，与袁军决战那天说不定是装病。邓文辉将溃兵集合，共约150人左右，并宣布他的新计划，他说：“我和驻在赣南的第四旅旅长蔡森是好朋友，我们去赣州。”赣州是邻近广东的重镇，我们虽然失败了，料想广东总会在讨袁军掌握中。蔡森是九江人，马队排长，南昌起义时最先率众入城，升到团长、旅长，现在又做了赣州镇守使，他既是革命同志，去找他应该是对的，大家便同意邓文辉的意见。邓文辉带了我们先到他的家乡临江府（今清江县），这地方很多革命党人，像蔡锐灵、熊罢士都是临江府属樟树镇人，在这里筹了一些钱再向赣州进发。路上看到很多散兵游勇，有的把枪都丢了，有的还带着枪，我们沿途挑了两百个有枪的，合起来编成一营，由我做营长。我们过了吉安快到赣州边界，发现赣州已沿边界布防了，不让散兵游勇随便过境。这时邓文辉便耍花枪了，他说要先到南康去等我的消息，队伍由我带到赣州。我心里一点也没有猜疑，认为有把握，蔡森底下有两个营长是鄱阳人，鄱阳人对我家都是很尊重的，我去了他们一定会好好照应我的，便答应下来。邓文辉写了一封信给蔡森，然后和欧阳盾、吴楚凡挑了几个年轻的做卫士，佩着驳壳枪走了。
赣州在赣江上流，是章、赣二水合流处。我带着三百多人进入赣州境，边境警戒布防的对我们没加阻止（只是不许散兵游勇入境），我们直达赣州城下，没遇到一兵一卒。部队在城下扎营，我自己进城，找一间旅馆住下来，晚上去找一个卫队营营长（姓金），他很感到意外说：“你怎么来的？”我说：“带了人来的。”我请他转告蔡森说我求见。第一天见不到，邓文辉在等回信而蔡森不见，急得很。第二天蔡森约见我了，他穿长褂出来，对我说：“信收到了，很好。你暂时住几天，队伍摆在这里，我照料好了。”我很高兴。金营长偷偷对我说：“不要高兴。”过了两天，队伍被调走了，我没法子，金营长说：“快走，不要等他下命令捕你。”原来蔡森被袁世凯收买了，采取“维持治安”政策，并不响应反袁。我根本不懂军政界这种翻云覆雨的手段，也未了解当时情况，否则我带二三百人出其不意直入赣州城内，解决了蔡森是不成问题的，现在我只好赶紧逃出赣州城，到南康和邓文辉会合。
不久，我奉命参加讨龙军敢死队，讨龙军的全部计划我并不了解，不过据载所知讨龙军司令是邓铿，预定在9月9日（公历10月27日）于广州、惠州、广州湾等地同时发难。朱卓文到广州湾去主持，邓铿到惠州去主持，广州方面由龙侠夫、史古香等负责。龙侠夫是云南人，他在日本参加同盟会，和头山满等很熟，相当活跃，因为龙济光所带的兵有很多是云南人，所以邓铿派他去运动龙军，这次派他任攻城军司令。史古香是四川人，也是在日本就参加同盟会的，常在龙家出入，邓X派他做攻城军参谋长。我曾做过营长，派为攻城军炸弹队队长，带几十个队员。那时有人诳我们：“黄克强也来了，炸弹队队员打进去都可做营长。”我知道这是打气的话。
在香港的同志各不相往来，我和史古香因为有直接关系常常见面，他是老同盟会同志，又是革命军领导者，我把他当做革命领袖看待，他有什么事也喜欢找我做，后来他派我兼任少校参谋。阴历8月27日，邓铿约我到中环市场边的文英茶馆吃茶，他神色凝重地说明9月9日就要发难，并问我家住那里？寄信给我家怎么写？我把我哥哥的名字、地址写给他，我知道他怕我回不来好通知我家。临别他拿10元给我充当零用，分成两卷，一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