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全部杀掉。甚至在粮草匮乏之时。更是杀妇女腌渍后充军粮。

    如遇上有孕者，剖腹验其男女。对怀抱中婴幼儿则将其抛掷空中，下以刀尖接之。观其手足飞舞而取乐。此命名为“雪鳅”。稍大一些的儿童或少年，则数百人一群，用柴薪点火围成圈，士兵圈外用矛戟刺杀。看其呼号乱走以助兴致。此命名为“贯戏”。

    最令人发指的是对付稍有反抗或语言不满的人。捉来将其背部皮肤从脊沟分剥，揭至两肩，反披于肩头上，赶到郊外，严禁民间藏留给予饭食，多有栖身古墓，月余而气绝。如行刑者使人犯当时气绝，未能遭此活罪。行刑者亦被剥皮。此命名为“小剥皮”。

    此外，张献忠出身草莽,粗鄙无文。出于一种猜忌、仇视文化人的本能，他必然大杀读书人。他的大西政权在四川各州邑安置官员，用军令催逼周围士子乡绅到城镇，由东门入，西门出，尽杀灭。

    攻陷成都仅二月，杀进士、举人、贡生一万七千人于东门外。又召集生员，拿出一面一百平方尺的大旗，令其在上写一满幅“帅”字，且须一笔书成，能者免死。有夹江生员王志道缚草为笔，浸大缸墨汁三日，直书而成。张献忠仔细看后曰:“尔有才如此，他日图我必尔也！”即刻杀死祭旗。反正是不讲理的屠杀，根本让那些士子没有活路。

    之后张献忠开科取士。严逼各州县士子前来考试，不来者杀头，并连坐左右邻居十家。他在成都贡院前设长绳离地四尺（约1.3米），让考试的人依次过绳，凡身高于绳者，全部赶到西门外青羊宫杀之。前后万余人，死者留下笔砚堆如山积，张献忠前往观看，拊掌大笑开怀。

    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别人是虎毒不食子，张献忠却来了一个自毁自杀。某日晚，他的一个幼子经过堂前，张呼唤，子未应，即下令杀之。第二天晨起后悔，召集妻妾责问她们昨晚为何不救，又下令将诸妻妾以及杀幼子的刀斧手悉数杀死。

    奇怪的事还不仅仅这一些，随着张献忠的心情焦虑，他竟然开始大杀自家兵士。当周围已无百姓可杀时，乃自杀其卒。初杀蜀兵，蜀兵尽，次杀楚兵，楚兵尽，后杀同起事之秦兵。而这行为连大西军的将士都看不下去，而张献忠反而责其下属杀人不力，骂曰：老子只需劲旅三千，便可横行天下，要这么多人做甚！

    尤其是妇女，更是像沦入地狱。每逢大西军在攻城的时候，如遇到激烈的抵抗，张献忠就让所掳掠的妇女赤身**向城上辱骂。

    而掳来的妇女，凡是有姿色的都被**得奄奄一息，然后割下首级，将尸首倒埋进土中。女人的下体朝上，据他们认为可以压制炮火。

    除了在一种情况下妇女可以免死，那就是张献忠的士兵一进入百姓家，家里的妇女装出十分情愿的样子主动与士兵相淫。因此张献忠的士兵经过的地方，妇女不得不首先迎出来，自己脱衣供他们侮弄，这样才有机会救一家人的性命。所以那些民女在惊骇之下，只好纷纷主动献身，比娼女还像娼女。

    而当张献忠每攻陷一城，所掳掠的妇女必须由他先挑选出几个姿色美艳的轮流伴宿。这些美女们上半身穿着艳装，下半身**什么也不穿。无论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只要张献忠淫兴勃发，立刻命这些美女横倒在地，进行奸污。等到他玩腻了的时候，便将她们洗剥干净杀死，蒸着或煮着吃。有时他等不及这些美女煮熟了，就带着血大嚼起来。

    入川以后，张献忠患了疟疾，他就对天许愿说如果病好了就以“朝天蜡烛两盘”贡奉给上天，直到他病好以后周围的人才明白这话是什么意思。

    张献忠命令兵士，专砍女子的纤足，每个兵士必须至少进献十双小脚。那些如狼似虎的士兵专门搜寻女子的纤足，只要遇见女子就地先将脚砍下来。不到半天军营中的小脚已经堆积如山。张献忠命人将收集来的三寸小脚堆成一座山的形状，称为莲峰。

    没想到这位人间魔王还不满足。当他回头一看自己的小妾的脚也很小，就顺便砍下来堆在莲峰顶上，随后再将这些小脚架火烧毁，名为点朝天烛。至于男子则被砍脑袋或割下**，也堆在一起在太阳下暴晒。

    在张献忠的一番屠杀之下，川地是赤地千里。当平民杀完以后，张献忠就派心腹去士兵中间窃听，士兵偶有怨言，就会全家被杀。

    在这样的杀戮之下，川中城内都杂树成拱，野狗吃起人肉像虎豹那样的凶猛，在路上咬死人，不吃干净就走了。而遗留的百姓逃到深山中，穿着草编的衣服，遍体都生了毛（缺盐）。

    这样一条条的血泪控诉，让吴世恭是揪心不已。他立刻批注道：“张贼不可恕！大西贼不可饶！”之后，就扔下了朱笔平复自己的心情。

    不过看了李自成和张献忠的情报以后，吴世恭倒是对薛勇的西北攻略平添了许多信心。只要薛勇的声东击西战术一奏效，李自成的大顺军必将不复存在。而已经自我毁灭的张献忠更是不足为惧了。

    就是战果不利，大平军也可以撤回山西和河南。毕竟他们的身后还有着周巡和张彪的熊捶镇、留守汝宁和归德的，薛强指挥的汝宁军部队，还有山西的地方部队作为支援呢。而且李自成的大顺军也没有足够的兵力进行反攻了。

    休息了一会儿，吴世恭就开始看起了南明的战报。

    北京被李自成攻陷和崇祯皇帝自杀身亡的准确消息，是在八月下旬才传到南京的，明朝身在南京的大臣们，在大悲大恸之中，连忙筹备拥立新君。于是各派政治势力紧张地争斗厮杀了一个来月，最后定立福王朱由崧为帝，改元弘光。

    弘光帝于九月十五日登基，登基后立即就降旨为崇祯皇帝议上庙谥。九月十五日，谥号议定，全称为“绍天绎道，刚明恪俭，揆文奋武，敦仁懋孝烈皇帝”，庙号“思宗”庙号、谥号用“思”、用“烈”，特别突出对崇祯帝“杀身成仁”的痛悼。

    后来就有人提出，“思”字曾经是蜀汉后主刘禅死后的谥号，用“思”来称崇祯皇帝极为不妥，建议改定，朝臣们又反复磋商了很久，最后改定庙号为“毅”。

    接着，在崇祯朝作过一个月大学士的文震孟的儿子文秉，更上先帝谥号曰‘烈宗正皇帝’。”虽然文秉的看法在当时很有代表性，遗民们出于亡国的惨痛和对故国深刻的怀念，对于作为故国标志的最后一个皇帝难免要表现出特别的热情。

    何况“自古艰难唯一死”，崇祯皇帝毕竟是杀身殉国了，那死就被看作壮烈非凡，是合互乎大道的“仁”，甚至连在死前逼杀后妃也成了“义”，不争天命也成了“智”，临死前的一句激愤之言也成了“礼”，仁义礼智俱全，简直是独立于天地之间，垂则于千秋万代。

    可笑的是，这些大臣们就忙着玩这些文字游戏，却不把心思放在如何来保住南明小朝廷上。(未完待续。。)

补充说明

    关于张献忠屠川事件，有些书友有争议，而关于这段历史，笔者也翻阅了大量的资料，之后得出了以下结论：

    首先、四川当时确实发生了灭绝性的大屠杀，这是毫无疑问的。而屠杀的刽子手无非是张献忠和清军这两方面之一；

    其次、清军在统一中国的时候，确实也进行过大屠杀。例如：扬州、嘉定等。但清军一般是在抵抗激烈的时候才采取大屠杀的，这是当时作战时的一种野蛮作风，当然不好，但也不是清军所独有的。例如：李自成在宁武的屠城；

    而当时的清军已经是想要统治中原，他根本不可能把天府之国的人全杀光，再耗费气力从其他地方迁移。这不是蠢事一件吗？所以清军不可能采取这样的行动；

    第三、张献忠的屠杀是有前科的。他在凤阳和安庆等地也进行过屠杀，只是没有在四川这样的丧心病狂罢了；

    第四、当清军入川以后，根本未遇上张献忠的大西军有力抵抗，而当清军斩杀张献忠时，他身边竟然只有二十几人，这也可以看出，当时的张献忠，已经因为大屠杀而众叛亲离了；

    第五、在当时文人的笔记中，有着张献忠屠川详细描述。而有些文人是死在清朝文字狱中的，这些文人总不会粉饰清军吧；

    最后、清军入川肯定也有屠杀，不过如此大屠杀的“首功”，毫无疑问是归于张献忠的。但是张献忠的大屠杀，也不能掩盖清军曾经的屠杀。

    总之，现在网上有些不良的历史观，好像全部要推到清军这个异族的身上。确实，那是一段汉民族的血泪史，但笔者总以为，治史要客观，尽量客观吧！

    当然，笔者欢迎对于这个观点的讨论。(未完待续。。)

第八百九十九章天下战事（四）

    更为可怕的是，由于在新帝上的一系列不良的举动，现在的南明小朝廷也处在分崩瓦解之中。

    当北京城被攻陷，崇祯皇帝身死的消息传到南京以后，作为南京兵部尚书的史可法，当仁不让地成为了文官之首。而此时的当务之急当然是立新君。

    可接下来，清军和关宁铁骑奉鲁王“清君侧”；李自成的大顺军玉田惨败；汝宁军北上勤王，收复京城并救出太子；吴世恭黄袍加身。这一连窜眼花缭乱的消息使得南京的大臣们是晕头转向，等到一切都尘埃落定，时间也已经过去了一个多月了。

    然而在这一个多月的时光中，围绕着立新君，那些大臣也恢复了大明朝文臣们的“优良传统”，开始赤膊上阵，进行了一场激烈的党争。

    按照与崇祯皇帝的血缘疏近，福王朱由崧是新君的当然人选。可是以钱谦益等热衷于东林门户之见的官绅却群起拥潞王。当然，这些东林党人的真正用意，就是排除福王，以确保崇祯时期东林—复社党人在政治上的操纵权，特别是如果潞王以较远的宗支而被迎立，钱谦益等人有“定策”之功肯定可以飞黄腾达。

    而作为实权人物的史可法则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他是东林党人左光斗的得意门生，自然对拥戴福藩继统心存疑虑，但又担心舍亲立疏将引起更大的**。

    最后，史可法亲自写信给南京高级官员说明定策意见：“迎桂者何？以福、惠之有遗议也。乃舍而立桂也。其潞藩则仿古兵马元帅之制暂借统兵马。”而南京的官绅对于这个折中方案比较满意，由南京礼部准备乘舆法物前往广西迎接桂王。

    可就在此时，形势却急转直下。南京镇守太监卢九德暗中勾结总兵高杰、黄得功、刘良佐决定拥立福王朱由崧。

    因为卢九德在万历末年曾在宫中为老福王朱常洵服役。所以在朱由崧的幕后策划之后，卢九德就当仁不让地展开了合纵连横的游说。

    而高杰、黄得功、刘良佐等人的积极参与拥立显然是为了攘取“定策之功”，以此来增强自己在政治上的地位。

    至于那些原先不赞同立福王的东林党大臣，他们大多都立刻见风使舵，为了自己的权利，加紧时间向福王朱由崧表示效忠。而史可法却还蒙在鼓里，继续写信说朱由崧“贪、淫、酗酒、不孝、虐下、不读书、干预有司”七不可立之理由。

    可是当南京各大臣被卢九德邀请到家中。传阅高杰、黄得功、刘良佐等人的效忠书信时，虽然不少人感到震惊，但是他们既无兵权。立桂、立潞的方案又已胎死腹中，失去了凭借，只好违心地表示同意。

    在此次立新君中，史可法完全是当断不断。反受其乱。作为一名亲东林党的文官。他这样的做法是有些门户之见的原因。但更主要的原因，是史可法性格上有着致命弱点。他是缺乏雄才大略，总想处处应付，八方妥贴，没想到最后却落得个事与愿违。

    但是真正一度拥有决策大权的是史可法，他却在这样的重大问题上态度游移，没有断然决定拥立福王，致使朱由崧求助于镇将。从此南明小朝廷的大权旁落，史可法是应当负主要责任的。

    福王朱由崧先是就任监国。他立刻主持了廷臣会推，要先选出众位内阁大学士。会推结果，任命原南京兵部尚书史可法为东阁大学士兼礼部尚书，入阁办事。不久又以原詹事府詹事姜曰广为礼部左侍郎，与原礼部尚书王铎，二人兼东阁大学士入阁办事。以张慎言为吏部尚书，召刘宗周为都察院左都御史，其他衙门官员也先后作了安排。

    并且福王朱由崧按照史可法、高弘图、张慎言等人的意向是尽量让“正人”占据要津，使朝廷建立之始有一番新气象。开初在安排朝廷重臣上，他们得以如愿以偿。然而，这种局面很快就改变了。

    争夺朝廷权力的较量先从首辅开始。按明代制度，南京兵部尚书位居留都百官之首，弘光朝廷初立，史可法就成为当然的首席大学士。可是在定策问题上，史可法那首鼠两端的表现，却得不到朱由崧的信任，因此，包括勋贵在内的一些人立即就随风转舵。如：魏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