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初周延儒再次出山全是靠他一手操办，在京中宫里宫外关系又极多，自然是周延儒的头号心腹。但他在周延儒再次出任首辅一年多之后，仍然只是一个没有实权的礼部仪制司主事，心中颇为不平。直到崇祯十六年三月，在周延儒和东林党一派的吏部尚书郑三俊的联合支持下，吴昌时才调任吏部文选主事，代理郎中事，掌握了文官铨选的大权。

    一朝权在手，吴昌时不由得意忘形起来，在京都的官场上频繁活动，徇私受贿，一面为朋友同党安排好职位，一面对结过夙仇的人痛下恨手。

    在吴昌时代理文选郎中的当月，正值例行的科道外转，就是在给事中和御史中挑出几个人出京作地方官。科道出京照例是要升官的，但通常还是被认为是很吃亏的事，因为给事、御史不但在京中颇有势力，而且随时可能升为京卿，前程无量，而一入外官之流，远离朝廷，前途就十分暗淡了。

    何况此时正是天下多事之秋。外转为地方官，天知道会落个什么下场。因此科道们全都不想被外转出去。按惯例，每次科道外转都是给事中一人，御史两人，但这一次吴昌时偏要杀一杀言官们的威风，一下子外转了四个给事中和六个御史。大多数言官为此相当愤慨，但当时吴昌时的后台太硬，只得隐忍。

    可是随着周延儒的失宠和郑三俊去职，陈演等人又正在煽动一起摧毁周延儒在朝势力的风潮，言官们的积怨终于爆发出来。再加上吴昌时平日招摇太甚。得罪的人很多，才有了这次对他的集中攻讦。

    明朝的官僚向来彼此撕咬不休，但许多人共同攻击一个郎中级的小臣的事件却极为少见。崇祯皇帝正在邪火上撞的时候，见到劾书上有同首辅勾结操纵朝政、与宦官暗通声气及泄露机密等重大内容，立即对这宗案件表现出病态的关注。

    在这时候。崇祯皇帝还收拾不了躲在通州大营的首辅周延儒，那就先收拾周延儒的首号爪牙——吴昌时吧！

    崇祯皇帝执政从来就有一个保守机密、慎之又慎的原则。最忌讳宫中与外间。内阁与部僚互通消息。平日里有关重大事宜的本章发往内阁，他都是亲自密封在黄绢小匣中，亲笔在封条上写好“某日某时送阁”；内阁票拟之后，原本章连同票签再放在原来的小匣里，由阁臣密封“某日某时某臣等谨封”，再由他亲自启封。

    这一套繁琐的办法。就是怕内臣或是中书一类办事人员有意无意了解了机密，泄露出去。而这个胆大妄为的吴昌时竟然既勾通内阁又勾通太监，觊觎大密，暗操朝政。这还了得？

    为了不让手眼通天的吴昌时得到消息，他没有把攻击吴昌时的劾疏发往内阁，因为怕内官见了也会走露风声，劾疏就一直装在自己的袖子里，趁着身边没人才亲自批旨：立即将吴昌时除名，听候审判。

    崇祯皇帝在处理吴昌时案时表现出的极度小心谨慎，实在有点疑神疑鬼，小题大做。但他自己却真是很郑重其事的。他平时亲自批的御旨，字都是真草相间，唯独这一次批旨全用楷书，无形中也反映出他当时的心态。

    皇帝如此郑重，这样如临大敌，吴昌时要想躲过这场灾难已经不可能了。四月，崇祯皇帝再次在中左门平台上升堂断案，亲自审讯吴昌时。

    这次审讯一派杀气腾腾，内阁、五府、六部大臣以及京卿、科道官员全部被召入，崇祯皇帝身着素服角带，更是一副要杀人的气势，太子和定王也随侍在身旁。

    在此之前，锦衣卫密探已经向皇帝报告了周延儒与吴昌时狼狈为奸、纳贿营私的种种劣迹，围在崇祯皇帝身边的大太监们也摸准了他的脉，用真真假假的“事实”向周延儒大泼脏水，因此他在心里早已拿定了主意，审讯不过是为了耍耍威风，出出恶气。

    没想到，吴昌时却是个硬骨头，对于所有指控一一辩解。崇祯皇帝特别痛恨吴昌时罪款中的“通内”，因为宦官内臣是他自己的家奴，却被朝臣中的小人利用，实在是情理难容。但吴昌时却说：“祖宗之法，交结内侍者斩。此法最为森严，臣虽不才，哪里敢触犯？”

    崇祯皇帝喊来揭发吴昌时通内的御史蒋拱宸，要他当面对质。谁知蒋拱宸已经被周围的气氛和吴昌时的强硬态度吓破了胆，伏在地上浑身哆嗦，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崇祯皇帝被气得几乎也要发抖，只能大骂吴昌时欺瞒狡辩。吴昌时仍是不屈不挠，说：“如果皇上一定要以通内之罪坐臣，臣怎敢违抗圣意？处罚自当由臣承受，但要违心屈招，臣实不能。”

    气昏了头的崇祯皇帝命宦官对吴昌时用刑。阁臣蒋德暻、魏藻德抗议道：“朝廷殿陛之间，向来没有用刑的先例。请将吴昌时发送法司审问。”

    可崇祯皇帝却说：“这样的奸党，神通广大，若离开此地，谁还敢按法律对他勘问？”

    两个阁臣仍然说：“在殿陛用刑，实为三百年来未有之事！”

    可崇祯皇帝恨恨地说：“吴昌时这厮也是三百年来未有之人！”

    于是阁臣无话可说，只能看着太监们在堂皇的丹陛上动刑。吴昌时被上了夹棍猛敲，不多时两条腿就都被夹断，人也昏死过去。朝廷中的文武大臣们从来没见过这样的场面，一个个面如死灰。

    而崇祯皇帝发泄了一通，也觉得颇为无趣，这才收场。之后，他又命锦衣卫迅速派人到通州大营和吴甡的家乡，将周延儒和吴甡提解到京，听候发落。周延儒是在吴昌时案中受到牵连的，提解进京还勉强说得通，吴甡同此案毫无关系，也被提解，那理由就只有崇祯皇帝自己知道了。可是因为清军还在关内，全城戒严，提解的锦衣卫一时三刻内不能出京。

    而吴昌时被人抬到诏狱中，后来又多次受刑，始终没有招供。为了泄愤，崇祯皇帝就下令把吴昌时连同范志完、赵光汴等人一起处决了。

    这件事不仅证明了，小人中也有“坚贞不屈”的硬骨头，也让众勋贵心中戚戚，崇祯皇帝已经变得喜怒无常，所以在这敏感时期，还是谨言慎行为妙。

    沉默了一会儿，就有位侯爷就问薛濂和吴惟忠道：“薛侯！吴侯！你们家长敬什么时候带兵来勤王？”

    薛濂立刻闭紧了嘴，因为这个问题很难回答，怎样回答都不好。

    而吴惟忠则沉吟了一下，接着犹犹豫豫地说道：“本侯那十四子现在汝宁，正与民匪和鞑子作战，应该无力顾及京城。而那西北李贼已成气候，依本侯之见，还是先让皇上赴南京巡视一番吧。”

    而吴惟忠提出的就是迁都江南，这也是现在的崇祯皇帝最想要做出的一个决策。

    在明朝建国的时候本来建都在南京，后来成祖靖难成功，却不愿离开自己的老根据地北平（就是北京），所以在政权稳定之后仍然回到北方，以北平为北京，但在很长时间里北京在名义上只是陪都，称为“行在”，正式的首都还是南京。

    直到宣德年间，南北两京的地位才巅倒过来，北京成为了正式的京师，而南京反而成了陪都。但由于历史的原因，陪都南京一直保留着皇宫和一整套政府班子，有五府、六部、和各院、寺、科、司，甚至宦官的二十四衙门都一应俱全。各部门的长官和属员在名义上同北京各官是平级的，只是没有实权，管辖范围仅限于南直隶地区。

    明朝在南京保持一套虚拟的政府班子，本来也有预防突然事变的意思。此时北方大部分地区频遭兵燹，已经残破得几乎无法收拾，而长江以南却还基本上保持着比较稳定的局面，因而迁都南京确实是暂时躲避危险，再从长计议的最佳策略。

    这里面的道理，就连从来不过问政事的周皇后都很明白。据说一次见到崇祯皇帝为国事危急闷闷不乐，她就提起过：“我们在南京还有一个家。”

    其实崇祯皇帝自己对于这个道理更清楚，而且早在崇祯十四五年间就已经与首辅周延儒秘密商议过南迁的问题。(未完待续。。)

第八百六十一章南迁和调兵

    但举朝撤离北京，不论表面上说得怎样冠冕堂皇，具体做出怎样的安排，实际上都意味着要最后放弃北京和北方广大地区，下一步大概只能在江南偏安一隅。

    那样的话虽然算不上亡国，但导致一个一统天下成为半壁山河，却也有点像历史上晋代的惠帝、宋代的徽宗，难免要担误国昏君的名声。

    自以为是圣贤之君而且极重视自己脸面的崇祯皇帝因而在这个问题上又一直极为慎重。他希望最好是能有一个有威望的大臣出面力主南迁，而自己则最后在群臣的极力劝说之下“不得已”而为之。至少可以保持一点面子。

    而在这个问题上，崇祯皇帝的心态多少有点像在对清构和问题上的心态，内心极想，却不愿露出形迹，因而在酝酿的时候极其机密，到后来却多半不会有什么结果。

    最倒霉的常常是参与了机密的人，一旦稍有泄露，就会被当作遮羞和泄忿的牺牲品。当年陈新甲就为了泄露和款的天机而被杀，就有着崇祯皇帝欲盖弥彰的原因。

    出于这样的心理，在崇祯十六年初，关于南迁的讨论也进行得极其诡密。正月初三日，宫里城里都还在忙着过年，崇祯皇帝悄悄地把詹事府左中允李明睿召进宫来，在德政殿里秘密召见。

    李明睿只是个不起眼的文学侍从之臣，这次能够受到特别召见，是因为他一直主张“南迁图存”。他在年前曾上疏提出过这个问题，由于人微言轻，并没有引起强烈反响。

    崇祯皇帝在召见李明睿的时候把左右人等完全摒退，又再三四顾无人之后，才仔细讯问了关于南迁的设想。并且对他说：“朕早已有南迁之意。但无人赞襄，才拖到今日。你的意见同朕一致，朕决心已定。但诸臣都不同意，怎么办？你现在要保守秘密。”

    崇祯皇帝同李明睿谈了很长时间，中间还在文昭阁赐宴赐茶，茶饭后召入再谈，详细地商量了南迁的具体路线、沿途护卫、饷银以及留守等诸方面的事宜，直到天黑才让李明睿出宫。

    从这次极不平常的召见中可以看出，崇祯皇帝当时在内心里确实已经决定了举朝南迁，但出于名声和面子的考虑。他却迟迟没有把这个问题提到桌面上来交群臣进行讨论，他所希望的由阁部重臣首先提请南迁的情况也一直没有发生，因而一拖再拖，

    所谓南迁图存终于成为泡影。而在这时候，崇祯皇帝再想要找一个如杨嗣昌、陈新甲那样可以说说心里话的股肱大臣也已经没有了。因为其他大臣都知道。就算是南迁成功，自己有了“首议之功”。可崇祯皇帝未来一定会秋后算账。用自己的脑袋来挽回他的颜面的。那么谁又敢去做哪必死之事呢？

    当然，崇祯皇帝也不是只有南迁这一手准备的，发现弃城逃跑难以施行，那就只有尽最大努力加强京城的守备。

    而京城的常备卫戍部队是所谓的“京营”，是一支**已极的部队，平时闹饷生事。战时不堪一击。数年来清兵几次威胁京师，真正的保卫力量主要都是靠着各路勤王部队。

    可是这一次大顺军可能不久就要兵临城下，调军入卫的事当然应该早作安排。可是京城以外的北方各路兵马要在沿途抵御大顺军，不可能事先龟缩到天子脚下。南方的部队又远水不解近渴，崇祯皇帝能想到的只有山海关外面的宁远总兵吴三桂部（当时朝廷也把余继率领的狼啸镇，也算到了吴三桂的关宁铁骑兵力中）。

    而吴三桂出身将门，其父吴襄、舅父祖大寿都是关外著名的将领，他以大将子弟从戎，人称精明深沉，勇武敢战，不到三十岁就身任专阃大帅。他所率的四万精兵在关外的历次对清作战中表现也是比较突出的，虽然在松锦战役中有过不光彩的逃跑历史，仍然被一致认为是关门最有战斗力的劲旅。

    在京师危急的时候，调吴三桂部入卫虽然未必真能挡住大顺军的几十万雄师，却能给弱不禁风的朝廷增加一点信心。问题在于，抽调吴三桂军入京，就必须放弃关外硕果仅存的宁远城和镇远城，而且山海关的防御也会因此大为空虚，清军一旦乘虚而入，后果同样不堪设想。这样拆东墙补西墙的办法，同样使崇祯皇帝和他的朝臣们两面为难。

    为了解救眼前之急，崇祯帝还是在三月的一次召对中首先提出了调吴三桂军入关的问题。但这一次同历来一样，他仍然不想自己担负弃关外之地和造成关门空虚的责任，因而只是提出由吴三桂带精兵五千前往山西助剿，说是关外余兵尚多，不致造成山海边防的破坏。同时，他又对阁臣们说：“此等重大军机，应行与否，原应先生们主持担任，未可推诿，延缓误事。”还是要大臣们承担责任。

    可大臣们却早已从历史的经验中得知，一旦主动承担了调边兵入关的谋划，将来追究起弃关外之地和山海关残破的责任来，皇上大概又要寻找替罪羊，那就是杀身之祸。因而大家一口咬定，就是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