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于2087年，在香港逝世！

与此同时，阿道夫也已经开始了对美联储的改组计划。

鉴于美国的独特政治传统与文化，阿道夫在长达数年的联储筹备与法律拟定过程中，设计了一套较为精细的权力制衡机制。

其结果就是，全新的美联储系统并没有把权力集中于纽约或华盛顿，而是设立了一个在全美有12个地区联储银行的分散系统，以在货币政策制定过程中，充分反映并代表不同地区的利益。而且，联储银行被设计为准公立的机构，依旧是为公私合营的混合组织，其目的是防止一个公立的联邦权力当局侵犯私人企业部门的权益。

纯粹从所有制来看，每一个地区联储银行的股东由该联储地区的成员银行构成，因为成为联储银行成员的一个条件就是必须购买联储银行的股份，而这些成员银行都是私人商业银行机构（美国从来没有国有商业银行的传统）。

但是，从实质控制权来看，美联储体系已经演变成为一个由国会与联邦政府双重控制并接受公众监督的统一的中央银行，代表最佳公共利益行使其央行职权，包括货币政策（确定准备金比率、贴现贷款利率以及公开市场操作）、银行监管，并通过其“最后的贷款者”角色维护美国金融系统稳定。

虽然各地区联储银行享有一定的权利，但毫无疑问，美联储体系的核心权力掌握在总部设于华盛顿的联邦储备局（Board of Governors）手中。联储局是美联储系统的龙头与神经中枢，依旧由七名理事组成，是百分之百的公立机构。所有七名理事都由总统任命，参议院确认。

随着制度的逐渐完善以及时间的推移，联储局的影响也不断扩大。由于公开市场操作是美联储控制货币供应最重要的政策工具，所以联储局所控制的FOMC在整个美联储系统中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

此外，联储局还拥有其他权力，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制约并影响各地区性联储银行。例如，虽然各联储银行行长在理论上是由其董事（其中A类、B类董事由成员银行推选）选出，但必须得到联储局的批准。联储局常常向各联储银行的董事会推荐行长人选（通常为职业经济学家），而联储银行的董事会也通常乐于遵照联储局的“建议”。联储局还有权确定各联储银行行长的薪酬，并且审核各联储银行的预算。

联储局的权力如此之大，实质上掌控着整个美联储系统，但地区联储银行的“私人股东”，即成员银行，对美联储的运作影响几乎为零。

在阿道夫的精心安排下，成员银行虽拥有联储银行的股票，但并不享有类似所有权所相应的利益。尽管美联储系统每年可录得200亿美元以上的巨额盈利，股东或成员银行最多能指望得到6％的年度分红，绝大多数盈利由联储局转交了美国财政部。

因此，与一般私人公司股东不同，联储银行的股东对其名义上拥有的财产毫无支配权。成员银行最多只能选举联储银行董事会中A类与B类董事中的各一名，而且这名董事常常是由联储银行行长所提名。股东或成员银行，在美联储系统中其实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权力与影响。

最后，经过阿道夫针对美联储大刀阔斧的改革之后，只剩下约三分之一的美国银行是联储的成员银行，而在十几年前，这一比例曾是半数。因为成员银行实际上没有“私人股东”的权益，而且还必须承担在联储银行缴存准备金的义务，股东或成员的成本很高，所以曾不断有银行机构脱离联储系统，削弱了联储对货币供应的控制力，以至于美国国会在1980年通过的存款机构放松监管与货币控制法案中增加一个特别条款，即不管是否成员，所有存款金融机构必须在联储系统维持准备金。

事实证明，美联储自成立近120年之后，已在美国公众乃至世界公众心目中享有极高的声誉。很多民意调查结果表明，美国人民对美联储这样一个未经选举产生，却有巨大影响力的精英机构的信任，甚至超过了对包括国会与总统在内的许多公共权力机关的信任。

鉴于阿道夫对美国经济做出的卓越贡献，阿道夫的名字也已经被永久载入史册，成为同林肯等人并立的美国领袖。

当然，阿道夫的贡献还不止如此。同秦少游的私密谈话之后，在阿道夫的牵引下，美国朝野与各党派终于吸取了教训，并达成一致共识——美国应该同以中国这个利益崛起的世界强国携手合作，以防止与处理未来的金融危机。

北京时间2012年11月15日晚11时23分，上海浦东国际机场，美国总统阿道夫乘坐的“空军一号”专机平稳降落，开始了他对中国为期四天三晚的首次国事访问。

40年前早春的一个寒冷日子，1972年2月21日，美国总统尼克松就是从上海开始了他“改变世界一周”的“破冰之旅”。40年后的初冬，阿道夫打破美国惯例，在其上任第一年开始他的中国旅程，其异乎寻常之处，引人关注。在中美关系中，这里还是1971年中美两国签署《上海公报》的地方，是中美关系发生转折性改变的所在。

踏上中国土地两天后，2012年11月17日，就中美关系和其他共同关心的问题，中国领导人和阿道夫在北京“进行了深入、坦诚而富有成果的会谈”，会后发表了继1997年以来，第一个内容极其广泛的《中美联合声明》。

许多人相信，这是中美关系新的历史性时刻。也有人怀疑，美国过于主动的转身是否另有所图。但是不管如何，美国总统阿道夫终于首先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

令人觉得意外的是，阿道夫在访华期间表现出了美国总统少有的谦虚，并一改过去美国总统咄咄逼人、颐指气使的作派，是因为他看到了美国人所熟悉的那个世界正在远去？还是因为其它方面的原因，不得而知！

至少表面上看来，阿道夫没有让外界太失望，他给中国人带来了精心准备的演讲，虽包含美国价值观，但听起来相对温和。他也让中国人看到了一个形象相对谦虚的平民总统形象，他更利用一切可能的亮相时机，对中国文化和历史表达必要的尊敬和向往。

透过他在中国四天三夜的“外交秀”，阿道夫似乎成了全球最理解中国抱负的政治家。不过这种用意明显的拉拢，不仅中国人不熟悉，美国人自己也不适应。

“或许，我有些太过基于求成了。”阿道夫私下里对自己的妻子Sandra自嘲道。

11月17日，阿道夫在演讲中说道：“美中关系从未像现在这样对我们共同的未来如此重要。”

“我不认为一个国家的成功必须以另一个国家为代价。”阿道夫还说道：“我再次重申，美国尊重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坚定坚持一个中国的政策。美国承认西藏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的一部分。”他还表示，目前国际上存在的主要问题，如果没有中国的参与，就无法成功解决。

即使倒退两天，也没有多少人相信，这些说法出自美国在任总统之口。全世界的人都在惊讶阿道夫的态度，或许是经济危机之后，美国人低落一阵后回头一看，惊喜地发现“美国依然还是那个美国”，但中国人及时提醒了他们：“世界已经不再是那个世界。”是的，危机过后，许多人确信世界已经发生了意义深远的变化。中国领导人曾数次在公开场合强调，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既充满巨大机会，又面临极大挑战。

不同的是，从前苏联崩溃到海湾战争，到朝核问题再到华尔街危机，过去二三十年里全球充满了突发事件。但重重危机过后，在今天相对平静而和谐的氛围里，历史继续得以改写，世界格局也为之一变。而在传统的国际秩序更迭中，往往伴随着战争、冲突和流血。

在一些观察家看来，此次阿道夫访华，以及2012年版《中美联合声明》的发表，是从更高的层面标志着旧时代的结束，而新的全球时代也正在降临，虽然它还只是雏形，但模样已经可见。其中最重要的变化是，基于意识形态的冷战思维，正在西方决策者心中淡化。在美国国际政治事务的光谱中，更日益表现出国际格局即将到来的大更迭。从东京到平壤，从伊朗到阿富汗，美国人也越来越感到力不从心。

与此同时，区域一体化趋势也在加速向前，东亚共同体、非洲联盟以及南方共同市场等等，正在风起云涌，呼之欲出三点所有这些新景象，无时无刻不在提醒着热心变革的阿道夫，在这个剧烈变化的世界格局里，绝不容许拿着一张旧地图来周游新世界，他必须改变，不仅仅是在美国国内，还包括美国之外的世界。而他到目前为止最大的改变，就是重返亚洲，对话中国。

未来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

历史上，从英国的全球霸权到德意志的异军崛起，从混战的欧洲到铁幕的开启，从中美的接近到苏东的崩解，几乎每一次全球大格局将变之际，世界都面临一个令人头疼的难题：如何重新定位几个大国的双边关系、多边关系，以及它们各自与世界的联系。在这些关系定格的过程中，从来没有田园式的牧歌，不经过无数次的实力比拼和政治博弈，新秩序很难有所突破。

当中国领导人和阿道夫在北京谈论中国、美国和世界时，人们感到了一个新时代的即将来临，但多数人还是说不清，这究竟会是什么样的新世界。其中关键，就是如何看待并重新定位中美关系，这是一个崭新的棋局，美国人没有经历过，中国人同样缺乏经验，大家都需要崭新的思维。

在过去的30多年里，中美之间彼此需要，却又相互猜疑。现在，阿道夫来了，并公开向北京表白：“中国现在不仅是领土上的大国，在经济影响力上也是大国，因此中国必须在世界舞台上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和美国分担世界领袖的责任。”

这种直白让中国人很愉快，但同时也令中国人感到不安。

在中国最重要的互联网新浪的微博上，一位网友对此作了颇具意味的暗喻，其大意是：阿道夫面对中国听众的洋洋洒洒演说，很像一千多年前的经典桥段：“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尔！”

中国人大多知道，这出自中国四大名著之《三国演义》，其时东汉体系崩解，汉祚不兴，天下英雄并起，“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曹操，在与刘备的一次青梅煮酒中表达了对时局的看法，结果刘备大惊失色，掷箸于地。对中国文化了解不深的阿道夫，或许并不知情，但无意中暗合。

这位网友观察世界的思维，某种程度上契合开始盛行于美国的“G2”思维。G本是英文“组合或集团”之意（Group），而“G2”则是由世界主要工业八国集团（G8）的意念所衍生而来。始作俑者，正是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博士，他在英国《金融时报》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首次使用了中美“G2”这个提法，并称这应该是一个非正式的“G2”。

普遍的理解是，世界将由中美两个大国形成所谓“G2”并开始共治和主导21世纪。这个提法的内涵，应该也包括合作与冲突两方面。但在媒体的诸多解读中，“G2”充满了另外的含义：老大美国正在邀请未来的老二中国协助他左右世界秩序，重新划分全球利益。

世界银行行长罗伯特佐利克和世行高级副行长、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则从经济层面诠释了“G2”。2012年3月6日，他们在《华盛顿邮报》共同撰文，提出世界经济复苏取决于中美合作。文章认为，世界经济要想复苏，这两个经济发展的发动机必须合作，并成为20国集团的引擎。没有“G2”的强劲发展，20国集团就将会令人失望。文章还指出，美国必须使储蓄和消费恢复平衡，而中国需要改善收入分配，增加消费和进口。

在中国精英阶层，类似观点也曾在美国金融危机后有过热烈讨论。2008年9月，在北京的一次中国经济学家私人聚会上，一位学者透露，现在存在两种完全相反的世界观：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应联合俄罗斯、德国、法国以及新兴市场国家，给疲惫不堪的美国致命一击。

另一种观点则针锋相对，中国的崛起需要美国，而美国的全球利益也离不开中国，危机后的中美应像美国人所提的“G2”那样相处，美国要理解中国的亚洲雄心，同时中国也要支持美国的全球利益。

显然，中国决策层没有在这两种观点中择一而为，而是继续坚持低调的、韬光养晦的、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并继续广交天下朋友。这在大多数国际关系专家看来，既符合目前中国的实际，也不悖于世界的潮流。

最新发表的《中美联合声明》，延续了这一思路并有所前进，但并没有谈及美国之前提出的所谓“战略再保证”（该词由美国副国务卿斯坦伯格提出，其意即：要设法突出和加强共同利益的领域，同时要直接指出政治、军事、经济层面不互信的源头）。该声明对中美关系的最新界定是：“双方重申致力于建设21世纪积极合作全面的中美关系，并将采取切实行动稳步建立应对共同挑战的伙伴关系。”

11月18日，在北京会见阿道夫时，中国国务院总理对此作了进一步阐释：我们不赞成有关“两国集团”提法的主要原因是：第一，中国是一个人口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