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家舞厅。大家都在各自忙着各自的事情，不大不小却多少影响着我们人生的轨迹。

    1931年9月18日傍晚，日本关东军炸毁中国东北沈阳的一段铁路，反诬中国军队破坏,并炮轰中国东北军北大营，日军侵略中国的战争由此开始。9月28日，北平20万人举行抗日救国大会，要求对日宣战，收复失地。同日，南京、上海的二千多学生请愿，冲击国民政府外交部。

    一个民族的命运由此改变，铺天盖地的巨变却好像并不影响毕公馆里小家庭的幸福生活。傍晚，谭央往女儿的嘴里喂着苹果，毕庆堂坐在旁边瞄了一眼报纸对谭央说，“这些学生就是沉不住气，着急宣什么战？还真把东洋人当回事儿啊？日本屁大点儿地方，咱们一人一泡尿就能把他们淹没了！”谭央一向不关心时事，也不接话，毕庆堂接着喃喃自语，“对了，百货公司里的日本东西先不能卖了，省得麻烦，过了这段时间就好了，再卖也不迟。”

    十月初，从北平来了一封信，信封上收信人的名字是毕庆堂先生及太太，写信人的署名是徐治中。信里面简短的说他通过蒋梦麟校长的举荐，南下去黄埔军校接受教育，信末了写着——慨尔赴国难，为四万万同胞而战，勿念。毕庆堂看罢，埋怨徐治中书生意气。谭央拿着信怔忡良久，她这一刻才惊觉，原来东北的日军侵略离自己离上海，并不远。

    十月末，有人从西边捎来一箱手工做出来的木头玩具，是老周给干女儿言覃做的，箱子里还有张便条，说他可能要去北边了，收拾小日本去。

    赵绫组织学生运动，风声紧的时候还带着孩子在毕公馆躲了两天。谭央不知道接下来她的生活中还会发生什么变化，她开始注意报纸上的新闻了，为那些遥远而又迫近的

41（39）吗啡

    那本来就不是一个太平的时代,他国的侵略不过是对那个乱世的推波助澜罢了。上海是时代的中心，却又脱离于那个时代而单独存在，这里的男男女女习惯于用报纸了解时事的风云变幻,可最终回过头来,最关心的还是生意买卖、摩登潮流,以及自己的小日子，毕庆堂和谭央便是这些男男女女中的一员。

    对于学西医的医学生来说，解剖课是一个转折,从此迈过、由此开去便是另一番境界,是破茧成蝶的过程。

    这一年十一月，初冬的晚上,毕庆堂把睡着的女儿小心的放到床上,随即来到书房敲了敲门笑着倚在门框上,“大学士，该睡觉了，时候不早了！”伏案用功的谭央抬起头，愁眉苦脸的合上了书，靠在硕大的椅背上，“哎，下周一就开解剖实习课了？”“嗯？”毕庆堂投去问询的目光。“看真的死人的尸体，我，还是心里犯嘀咕的。”谭央有些难为情的说。毕庆堂哈哈一笑，一副无所谓的样子，“怕呀？怕就不要去了。”

    谭央没理他，泄了气似的低着头将书收好放到书包里。毕庆堂来到对面的沙发上坐下，笑着轻声说，“没什么，有了第一次就好了，反正我是看惯了、不怕了，这世上根本就没鬼神，你记住就是了。”谭央点了点头，想问什么却欲言又止。毕庆堂狡猾的笑了，对她说，“你猜不到！”两个人相视而笑，相处久了，有些话不用问不用说便了然于心，这便是默契了。

    毕庆堂掏出香烟装上烟嘴，慢悠悠的点上烟，轻声说，“那一年腊月里，我十岁，喽啰说有笔大买卖，我父亲和几位叔叔就下山去了，我等了很久，后来趴在聚义厅的椅子上睡着了，再醒来就是大半夜了。四周黑漆漆的，喽啰们全都回屋睡觉了，从他们住的房子走过能听见高高低低的鼾声，唯独，不见我父亲和几位当家的叔叔。隐隐约约的，我能看见后山的林子里有松油火把的亮，我循着羊肠小道往那边走，都快冻僵了才走到跟前。”

    “我们的父亲、你表叔、陈叔、老马，还有许二叔，他们六个人在一个大坑前，谭叔叔坐在坑边喘着粗气，许二叔正往坑里泼着煤油，坑里有好些尸体，有人的、有马的，男的、女的，老的、少的，人死了的样子和睡着是不一样的，死于非命，真的很难看，他们都穿着绸缎的衣服，红的、绿的，被煤油泼湿了，松油火把照着，显得特别的鲜艳。我父亲把手里的火把扔到坑里，腾的一下子，火就烧起来了，一向温文尔雅的谭叔叔当时疯了似的喊，你们都不想活了吗？我被那情形吓哭了，大家才发现我，谭叔叔回过身背起我，头也不回的走了。”

    “那个场景、那个味道、那种诡异的气氛，我这辈子都不会忘，我连着一个月做噩梦，总是那晚的情形。经了那次，再后来走南闯北我再也没被什么吓到过。”毕庆堂眯着眼，眼睛没了焦点，想着属于他的故事。谭央在他身边坐下，手放到他的手上，“那是哪一年的事？”“慈禧太后死的那年。”毕庆堂不假思索的回答。“噢？一九零八年？父亲说他就是那一年离开山东来到同里的。”

    一周后的一天，下了学，谭央捧着书走出校门，毕庆堂背着手站在校门口。“咦，大哥你怎么来了？”“怎么样，第一次见死人，怕不怕？”两个人相视一笑，毕庆堂伸手去拿她怀里的书，“走吧，”说罢挽起她的手，夕阳的金黄色余晖照到他深灰色的双排扣西服和她黑黄格子的棉布旗袍上，出奇的舒心熨帖。

    1932年国民政府为把日军由北向南的入侵计划改为由东向西以利长期作战，并将国际社会的视线引向中日冲突而在上海主动发起了一场战役。1月28日，日军海军陆战队沿上海租界占领淞沪铁路防线，中国驻军十九路军坚决抵抗，一二八事变爆发。

    1月31日，日本援军抵达上海。也就在这天清晨，毕庆堂将还在睡梦中的谭央叫起来，他们抱着女儿下了楼，家里的两辆小汽车等在楼下。毕庆堂和陈叔带着几箱金条银元坐在前面的车上，谭央带着女儿坐在后面放生活用品的车里。车灯在厚重的晨雾里打出柱形的光，弥散在上海这个并不安宁的清晨中。

    言覃盖着鸭绒被躺在谭央的腿上，匆忙中，她手边只拿了一本《西医药理学》打发路上的时间，她不知道毕庆堂要带着她和女儿去哪里，大家都在议论当局不关心百姓的死活，可有这样一个做惯了强者的强势丈夫，她的担心倒成了杞人忧天似的多余了。

    刚从上海出来的路上，就遇见了一排排装着军人的军用卡车，战前的公路是紧绷着的千钧一发，一触即发。巡逻的吉普车的将他们的车拦下来盘问，都是毕庆堂在前面应付着，坐在谭央前排的随从手中握着枪，丝毫不敢懈怠。车又开了一阵，路上逃难的人渐渐多了起来，还有一些因战乱天灾而无家可归的灾民。毕庆堂下了车，坐进了后面谭央的车里。

    谭央看着坐在她身边的丈夫，觉得心也跟着踏实了起来。“东西都在前面呢，你怎么跑到这个车里来了？”毕庆堂笔直的坐着，右手在衣兜里始终没拿出来，警觉的盯着车两边的人群，“这无法无天的年月，灾民发起狂来，抢了钱倒是其次，”说着他踢了踢座位下面的箱子，“抢走了奶粉饼干，囡囡吃什么？兵荒马乱的，金条算个屁！一家人在一起，有口吃的就行了。”

    言覃在睡梦中吧唧着嘴，不识人间疾苦的酣睡，一岁半的孩子，粉雕玉琢的惹人怜爱。谭央紧握住毕庆堂的左手，下意识的将头轻倚在他肩上。“你也睡吧，”毕庆堂在她耳边温柔的说，谭央点了点头阖上眼，困倦袭来，兵荒马乱中，她在他的肩头沉沉睡去。

    腥风血雨中弃家而去，哪管关山万里，他在哪里，家就在哪里。

    醒来时已是中午，毕庆堂推醒她告诉她到了，随后抱着女儿下了车。那是无锡城内的一处院落，干干净净的安闲立在冬日的暖阳下，那是得天独厚的家的模样。

    3月3日，日军宣布停战。5月5日，中日在英、美、法、意各国调停之下签署《淞沪停战协定》，日军返回战前防区。这个局部战争用时不足五个月，国内一派欢腾，以为对日战争就这样结束了。谭央一家再回到上海时已是五月末，由于毕庆堂在上海的势力和斡旋，毕公馆在战争中没受到丝毫侵扰，简单打扫一下就能住了。

    那天晚上，谭央坐在床上翻着那本《西医药理学》，毕庆堂一边脱衣服一边对谭央絮絮的说着，“我觉得咱们囡囡真是聪明，像你啊，前两天告诉她外面的横幅上写的是‘胜利凯旋’，今天抱她出门她倒考起吴妈来了，吴妈不知道，她还有模有样的教呢。方雅看见她也说，半年没看到囡囡，这小丫头越长越好看了。”谭央将书合上，轻笑，“你不过是只听得进这样的话罢了，我说孩子越来越娇惯任性，你怎么不听？”

    毕庆堂只是笑，也不回答，掀开被子钻了进去，“你们学校什么时候复课啊？”“六月中旬。”“你快叫学校多发几本书吧，这一本西医药理你翻了半年，都快翻烂了。”谭央将书放到床头柜上，淡淡的说，“我是独独对这个感兴趣罢了。”“噢？下次咱公馆里的人再有个头疼脑热的，你开药？”

    谭央不理毕庆堂的调笑，慢慢躺下，有一搭没一搭的说，“我表叔是鸦片中毒死的？”毕庆堂侧过脸看了谭央一眼，轻飘飘的说，“当初医生是这么说的，要是我没记错的话。”“鸦片的主要成分是吗啡，吗啡中毒期的表现是恶心呕吐、面色苍白、四肢乏力、病人昏睡、瞳孔缩小。我亲眼见过，也问过吴妈了，表叔临终前，却全不是这样。”

    啪的一声，毕庆堂回身关了台灯，屋里漆黑一片。沉默良久，毕庆堂终于开口，“西医进入上海的时间本来就不长，医生水平差次，难免有误判，而你初学不久，只会书本上的东西也未必都保准，你纠缠这些做什么？我想你学医学是为了解除世人的病痛，而不是联想你自身的不愉快经历吧？无论怎样冯四叔是死了，你现在要做的就是好好的过好我们的日子，你过得好了，他自然能含笑九泉。”谭央想了想，叹了口气，很是信服的说，“大哥，许你说得才是对的吧，我实不该胡思乱想。”

    这一年夏天复课后，谭央忽然张罗着想学德语，毕庆堂便替她找了个德国老妇人教她德文。谭央学得极为用心，每天都学到半夜。毕庆堂问她原因，谭央说德国海德堡医学院的知名儿科专家赛德勒先生应邀将在这个冬季访问上海的圣约翰医学院。学校很需要既懂德文又懂医学的人做随行翻译，老师主张学生们抓住这次机会多学些东西，接触世界最顶尖的医学知识。

    “唔？你想做那个随行翻译？”

    “我努力争取吧。”

    “那个赛德勒先生，男的？”

    “是的。”

    “恩，那不许去了。”毕庆堂绷着脸，一本正经的说。

    “哎呀，看你啊，那位先生都六十多岁了，你净想些什么啊？”谭央嗔怪着。

    “好吧，他年龄大了，我不和他一般见识，你去吧。”毕庆堂翘起二郎腿，摆出了大度的模样。

   

42（40）翻译

    一九三二年的冬季,谭央顺利的成为了著名学者赛德勒先生访问上海期间的随行翻译,赛德勒在上海要待一个半月,赶在圣诞节前回家,日程安排的很满,光是在圣约翰大学的讲座就安排了二十多堂,堂堂爆满，除了圣约翰大学的医学生还有在沪的各大西医院的医生,那简直是西医界的节日。赛德勒先生用二十几堂讲座为大家讲述了当时最先进的关于小儿内科、小儿外科及小儿保健的知识。

    这样的情况，对于专业翻译李先生和作为随行翻译的谭央来说工作量都是巨大的，赛德勒先生在讲座前一天只是列出了个大纲，谭央回家就要彻夜查阅相关的医学词汇。第二天讲座，当李先生翻译出不那么道地的伪医学词汇时,大家听不懂，谭央就要拉过扩音器用医学表达的习惯再复述一遍。

    十一月，圣约翰大学的大礼堂很冷，坐在赛德勒先生左手边的谭央，齐肩的长发，系着深棕色的发带，靛蓝色的呢子大衣，里面穿着咖啡色缎子掐边的白色旗袍，旗袍上稀稀疏疏绣着几枝缃色的梅花，梅花小心翼翼的从大衣领口探出头来，清雅里带着娇俏。她握着笔，微微偏着头，认真聆听赛德勒先生讲课的内容。她是知识的汪洋大海上的一叶扁舟，自己沉浸其中汲取学识的同时，也成了别人眼中的一道风景了。

    刚开始的两次讲座，要谭央对词句进一步解释时，李先生把扩音器送到她的跟前，还没说话，她的脸就红了，刚一开口，声音也是颤的。后来随着讲座的深入，谭央倒是大方从容了起来，她是极容易全身心投入的那一类人，全神贯注的做属于自己的事情便能心无旁骛，连紧张都忘记了。

    一次毕庆堂做完自己的事，经过圣约翰大学顺便进去接谭央回家。讲座结束，和谭央坐在车里，毕庆堂叼着烟，侧过脸打量谭央，“小妹，你在讲台上，气派的很啊！”谭央笑着掐了毕庆堂的胳膊一下，“大惊小怪什么，我从前不气派吗？”毕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