潜在的危险时，拿破仑再一次为部下做出了榜样，他迎着枪口走了上去，向那些阻拦他的人朗声宣布，他是他们的皇帝。

那些士兵果然没有向拿破仑开枪，甚至还脱帽向这位昔日的皇帝致敬。当效忠于波旁王室的军官发出进攻的命令时，整营的士兵调转枪口，加入到拿破仑的队伍中。

在通往巴黎的一路上，拿破仑所向披靡，法国民众欣喜若狂，成团成师的军队重新投入拿破仑的麾下，一直护送他重登皇位。只花了十九天的时间，拿破仑就凭着赤手空拳，完成了一场神话般的政治变革。

我们看得出，拿破仑之所以能够东山再起，与法国民众的情绪具有莫大的关联。在波旁王朝复辟之后，法国领土上四处皆是外国军队。很显然，这种刺激激起了法国民众的民族热情，特别是那些曾经随着拿破仑东征西讨的军人，往日的辉煌与现状鲜明的对比，很容易使他们想入非非，继而在目睹拿破仑的时候陷入莫名的狂热之中。

然而我们不该忽略一点，那就是拿破仑的特殊身份，民众的确有着一定的狂热情绪，但是除了拿破仑，恐怕没有人可以让他们再陷入想象。对于这一点，我们只能说，是一个恰当的领袖选在恰当的时候做出了恰当的举动。

领袖可以利用他的名望，关于这一点我们以后还要提到，但是，当领袖们打算用观念和信念——例如利用现代的各种社会学说来影响群体的头脑时，就需要借鉴其他的手段了。

（8）领袖的动员手段之一：断言

每个领袖都有自己独特的动员手段，其中有三种手段最为重要，也十分明确，即断言法、重复法和传染法。这些手段的作用或许不如榜样的力量更快，然而一旦生效，却有持久的效果。

第一类手段是断言法，做出简洁有力的断言，不理睬任何推理和证据，是让某种观念进入群众头脑最可靠的办法之一。

一个断言越是简单明了，证据和证明看上去越贫乏，它就越有威力。

一切时代的宗教书和各种法典，总是以简单断言的文风来写作。在这一点上，无论是号召人们起来捍卫某项政治事业的政客，还是利用广告手段推销产品的商人，全都深知断言的价值。

一个著名的例子发生在16世纪的瑞士。帕拉齐斯被人尊称为“炼金术士的顶峰”，他写了很多研究炼金术的文字，言之凿凿地声称自己掌握了炼金术的秘密。这样的大话不但没有影响他的声誉，反而引起了全欧洲的关注。话说得越是坚决、狂妄，那些狂热的人就越崇拜他。

帕拉齐斯很可能懂得如何用断言来影响群众，因为在此之前，他就成功地在这个方面进行过尝试。

他原本是位著名的医生，在33岁那年，成为了巴塞尔大学物理学和自然哲学的教授，算得上年少有为。学生们喜欢听他的课，于是他越发地傲慢，不把别人放在眼里。他当众烧毁了许多前辈的著作，口出狂言地说，这些著作还不如他的脚后跟所蕴涵的知识丰富。这种疯狂的举动使他的崇拜者们愈加狂热，帕拉齐斯的名望如日中天。

我们在前文说过，群体是最极端的，他们很容易陷入偏激的情绪之中。而不负责任、不经调查的断言，往往代表了最极端的说法。它不容置疑，言之凿凿，很容易在群体之中产生影响。

特别是当群体已经陷入狂热状态时，这时你所面对的就是一群脑子空空的躯壳，无论说什么，群体都会相信，而这时你所需要做的只有一样，就是大胆地给出结论，让群体开始振臂高呼。

（9）领袖的动员手段之二：重复

如果只下断言，效果往往不会最理想，因此这时我们还需要第二种手段——重复。

拿破仑曾经说过，极为重要的修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重复。而另外一句谚语也说，谎言重复千遍就成了真理。

这就是说，那些断言的事情，必须要通过不断地重复才在头脑中生根，并且这种方式最终能够使人把它当做得到证实的真理接受下来。

事实上，我们只要看一看重复对最开明的头脑所发挥的力量，就可以理解它对群体的影响。而且，人脑的生理机制就决定了，我们对于那些来自不断重复的影响，注定逃无可逃。

从生理学的原理上讲，在人的大脑中存在着一个无意识的深层区域，我们的行为动机正是在那里形成。而那些不断重复的说法最终会进入这个无意识的区域，到了一定的时候，我们会忘记谁是那个不断被重复的主张的作者，认为它来自自己的判断，最终对它深信不疑。

广告之所以有令人吃惊的威力，其原因就在这里，

假如我们成百上千次地读到，某某牌巧克力是味道最好的巧克力，我们很快就会以为自己听到四面八方都这样说，而最终我们就会确信事实如此。

如果我们成百上千次地听到，某某牌药粉治愈了某位身患绝症的知名影星，或者是某某著名人士对某某牌药粉大加褒扬，那么我们一旦患上了同样的疾病，便一定会忍不住去试用一下这种药。

如果我们总是在同一份报纸上读到，约翰是个臭名昭著的流氓，而汤姆是一位最诚实的老实人，我们最终就会相信事实就是如此。除非我们再去反复地读一份观点相反的报纸。

现在我们看到，重复对于群体的作用力无疑十分强大。如果有两位领袖尝试着把断言和重复分开使用，那么它们想必势均力敌，一定会有一场激烈的拼杀。

（10）领袖的动员手段之三：传染

比起前两类手段，传染拥有更强大的力量。

如果一个断言得到了有效的重复，在这种重复中再也不存在异议，此时就会形成所谓的流行意见，强大的传染过程便会于此启动。

在德赛布先生获得了苏伊士运河的开凿权之后，他遭遇了多方力量的掣肘，即使在他的苏伊士运河公司内部也一样。

据知情人透露，德赛布先生运用了一些不方便在报纸上刊登的手法，成功地解决了这个问题——他收买了所有的参与者，使得他们不再表示反对，而是热烈地响应德赛布先生的主张。

这种热烈的气氛迅速地传播开来，很快便形成了拥戴德赛布先生的环境。这件事情的直接后果就是，德赛布先生从此在重大决策上基本再也没有遇到阻力，至少在公司内部是这样的。

各种观念、感情、情绪和信念，对于群众来说，都具有病菌一样强大的传染力。

这其实是一种十分自然的现象，因为甚至在聚集成群的动物中，也可以看到这种现象。

比如说，一个马厩里如果有一匹马踢了它的饲养员，那么其他的马也会起而效尤，哪怕是最温顺驯良的那匹也不例外。而当有几只羊对环境感到惊恐时，很快也会蔓延到整个羊群。

这种生物性特征覆盖了整个生物界，即使是人也不能例外。在聚集成群的人中间，所有情绪也会迅速传染，而这正是恐慌往往会在一瞬间爆发的原因。

有一句古老的诗句预言，说魔鬼将要在1630年毒死所有的米兰人。在这年四月的一个清晨，人们吃惊地发现，在米兰城中心，所有门上都画着奇怪的画或是污点，像是用烂疮流出的脓血涂上的。全城人为此奔走相告，警钟迅速敲响。大家齐心合力寻找元凶，却一无所获。

就在这个时候，瘟疫开始爆发，它是如此令人害怕，以至于人们彼此之间充满了不信任与恐慌。人们怀疑井里的水不能喝，担心田里的庄稼和树上的果子也被魔鬼涂了毒，觉得墙壁、门把手、马车也很不可靠。

有位年过八旬的老人经常在圣安东尼奥教堂祈祷，一次他刚刚想用衣角擦坐凳，马上就有人喊他在涂毒。聚集在教堂里的一群妇女立刻像疯了一样，揪着老人的头发把他拖向市政官那里。如果不是他在半路上就断了气，肯定会被严刑拷打，被迫供出同伙。

还有一位叫毛拉的药剂师被控告勾结魔鬼，人们包围了他的房子，发现了许多化学药品。药剂师声称这些药品是用来染发的，但是别的医生却宣布它们是毒药。毛拉受到严刑拷打，很长时间都辩解自己是清白的，但最终还是屈服了。他承认自己串通魔鬼，而且计划毒死全城的人。他甚至还承认用毒药抹门，在泉水中投毒。最后他被处以绞刑，房子也被推倒，并且在原处立了一块碑，刻上了毛拉的罪行。

从这里可以看出，头脑混乱就像疯狂一样，它本身也是易于传染的。有统计表明，在精神病医生之中，不时会有人变成疯子，而这已经是广为人知的事情。而且最近的新闻表明，在一次广场集会中，慌乱的驴马在人群中引发了一场骚乱，而在另一场集会中，狂热的人群甚至制造了几条疯狗。

（11）传染来源于模仿

制造传染究竟需要什么条件？这是领袖不可不知的问题。

从上面的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出，传染往往发生在人群聚集的地方，然而每个人都同时处在同一个地点，并不是他们受到传染不可或缺的条件。

比方说，有些事情能让群众的头脑产生一种共同的倾向，或者是一种群体共有的性格。

在这种事件的影响下，即使是相距遥远的人，也能感受到传染的力量。尤其是当人们在心理上已经有所准备的时候，那些前面提到的间接因素已经打好基础的时候，传染就变得容易多了。

在这方面的一个事例是1848年的革命运动，它在巴黎爆发，仅仅在几个星期之内就传遍了大半个欧洲，让许多皇室与政府变得岌岌可危。

其实，有一点是我们始终没有提到的，那就是这种传染，实际上要归结到模仿的原因上。

之所以我们没有在前面说到它，是因为模仿其实并不属于群体的特征，每个人都有着这种天性。只要他看到，就会自然而然地模仿，模仿对他来说是必然的，因为学别人，是天底下最容易不过的事情。

正是因为这种必然性，才使所谓时尚的力量如此强大。放眼今天这个世界，无论是意见、观念、文学作品甚至服装，有几个人有足够的勇气与时尚作对？这也正像我们前面所说的那样，支配着大众的是榜样，而不是论证。

在历史的每一个时期，都有那么几个特立独行的人，通过公开和别人作对来吸引目光，受到无意识群众的模仿，这是建立榜样的一种方式。

然而，无论这些人多么有个性，都不能逾越传统，至少不能过于明目张胆地反对公认的观念。他们要是这样做的话，倒不是会引起群众的反感，而是会使模仿他们变得过于困难，建立影响也就无从谈起。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过于超前于自己时代的人，一般不会对它产生影响。这是因为两者过于界限分明。

也是因为这个原因，欧洲人的文明尽管有着许许多多的优点，但却只能对东方民族产生微不足道的影响，因为两者之间民族性格的差别实在是太大，传统也相差得太大了。

（12）你逃不掉传染

由于传染和模仿的存在，使得我们的世界出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

这件有趣的事情就是，同一个国家的人，甚至同一个时代的人都非常相似。

假如我们肯用心思开展一番研究，就会发现不仅群众是这个样子，就是那些十分理性，好像坚决不受这种双重影响的个人，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了这样的影响。

比如说，像哲学家、博学之士和作家这一类人，他们的思想和风格也散发着一种相似的气息，让我们一眼就看出来他们属于哪个时代。假如我们想要全面了解一个人读什么书，他有什么消遣的习惯，他生活于什么样的环境，并没有必要真的和他展开一番交谈。

传染不仅能够传播意见，甚至还能将好恶情绪广播开来。比如说，一本书可能在某个时期内受到群众的蔑视，就在几年后，出于同样的原因，那些持批评态度的人，又会对它们大加赞赏。

传染物的种类是如此的多，以至于你要时刻受到它们的侵袭。而现在我们需要指出的是，这些东西在传染的过程中，是不会看人下菜碟的。

几乎所有的社会成员都会受到传染，无论他们是何身份。

这也就是说，传染在作用于广大民众之后，也会扩散到社会的上层。

今天我们看到，社会主义信条就出现了这种现象，它正在被那些会成为它首批牺牲者的人所接受，当权者往往也会成为它的狂热信徒，以至于意识不到他们会因此而被轰下台。

传染的威力是如此巨大，在它的作用下，甚至个人利益的意识也会消失得无影无踪。

由此解释了一个事实：得到民众接受的每一种观念，最终总是会以其强大的力量在社会的最上层扎根，不管获胜意见的荒谬性是多么显而易见。

社会下层对社会上层的这种反作用是个非常奇特的现象。因为群众的信念总是来自上层，起源于一种更高深的观念，而它在自己的诞生地往往一直没有什么影响。

当领袖和鼓动家被这种更高深的观念征服以后，就会把它取为己用，对它进行歪曲，组织起使它再次受到歪曲的宗派，然后在群众中加以传播，而他们会使这个篡改过程更快。

当观念变成大众的真理，它就会回到自己的发源地，对一个民族的上层产生影响。

我们或许会认为，人类的智力可以阻止一些愚蠢想法的传染。但是由于群体智力的欠缺，这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