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常识性的认识，然而让人震惊地是，就是这样一个简单的常识，在中国国内，长久以来。却被大多数对国家各项宏观政策有着巨大影响力地‘主流’经济学家所刻意掩盖与无视，甚至曲解。排除这些主流经济学家在学术上的无知这样一个荒谬的推论，那么这些主流经济学家刻意这样做的原因，如果不是有着别的隐蔽的利益动机，那就非常的耐人寻味了。而当我们在解析中国地GDP所代表的中国经济高增长背后意义的时候，虽然我们在感情上不想用‘穷途日末’这样的形容词，但实际上，毫不夸张的说，中国经济走到今天，已经到了这种时候，或许这个词还不足以形容中国经济今日所处的险恶境地。”

“要理解中国经济今日所处的险恶境地，就从中国经济体系中最终消费在GDP中所占的约49%地这个比重开始……”

“从最终需求的角度分析，GDP可分解为投资需求、消费需求和出口需求，三者构成了社会总需求。经济增长是供给与需求共同作用的结果，因此三大需求是决定经济增长也就是GDP增长的主要因素，亦即我们通常所说的拉动经济增长的三架马车。而在这三架马车中，跑在中间最主要地那一架，就是消费，消费率是消费需求在GDP中所占的比重，这个比重，世界上的平均标准是80.1%。而我们的是49%，在中国的许多发达地区，这个数字还可能更低，如此巨大的差距，不仅远远低于世界的平均水平，而且也远远低于与中国发展阶段相似的如印尼，菲律宾，印度等许多发展中国家，就是在这个数字巨大差距的背后，隐藏着中国经济今时今日真正的现状。也折射出了让担忧地中国经济地发展前景。与世界平均水平相差的那30%，是一个中国经济为自己挖掘出地大坑。而这个大坑，通向的，是一个冰冷的深渊……”

“究竟是什么导致了中国消费率与世界平均水平之间的如此巨大的差距？通过研究和数据对比，摆在我们面前，也是值得我们思考的一个事实是，中国最终消费率在GDP中的比率并不是一时的偏低，并不是偶然情况，而是长期的偏低，从80年代开始，中国的最终消费率平均每年以0.5个百分点左右的速度下降，已经形成了长期的下降趋势。在中国最发达省份之一的GD省，这个比率在去年，根据国家统计局的统计公报，它甚至下降到了45.6%。低得不寻常的消费率，除了能说明在这十多年中大多数中国民众的收入水平远远没有跟上GDP的增长步伐的这个表面现象以外，最根本，最核心，也是许多设计改革的主流经济学家不愿意提及甚至刻意粉饰和掩盖的一个原因和事实是——中国的改革开放，在最近这十多年来，虽然让中国的GDP上去了，但同时也制造了一个占中国总人口80%的，庞大的，几乎没有消费能力的底层社会。大多数的中国人在这些年里并没有享受到GDP增长所带来的成果，反而变得更穷了。越来越多被剥夺了土地的农村失业人口和城市下岗大军正在不断的加入到这个洪流之中，这是典型的不稳定的社会结构特征，毫不客气的说，一旦达到社会结构的稳定临界点，这道洪流所选择的最终流向，将至少决定中国未来一百年的国运，任何认识不到这个事实，忽视了这个庞大阶层对中国社会经济各方面所能释放出来的长远影响而建立的对于中国经济未来的所有分析与估计，都没有任何的意义，而现在社会上越来越严峻的治安问题和逐渐表现出来的阶层对立情绪，则让我们没有丝毫可以乐观的理由！”

“是谁让中国人远离了消费？”

“要回答这个问题，寻找根源的根源，首先。就必须要戳破一个为中国主流经济学界所杜撰出来的，影响了中国十多年改革进程地一个低劣的谎言，从一开始，那些被神化了的主流经济学家们就将平等和效率描述为一对天生的敌人，他们言之凿凿地认定，平等会导致效率损失。仿佛平等多一点，效率就会少一点。这个可疑的理论假设，在话语权被主流经济学界所垄断的情况下，主导了中国近十多年的改革道路。发挥了难以估量地影响和破坏力，在有的时候，这个假设甚至被一些别有用心地既得利益集团蓄意解释成，只要是效率的，那么抢劫和盗窃就是应该允许的。它甚至被发展地推倒了这样一个极端：不平等是经济增长的条件。按照这个逻辑，为了达到经济增长，我们不仅应该容忍不平等。甚至应该主动地去制造不平等。”

“平等与效率真是一对敌人吗？早在四十年之前，缪尔达尔就在《亚洲的戏剧》中断言：‘平等化的增加对亚洲的这些发展中国家来说，将更多地帮助他们的发展，而不是阻碍发展，平等在亚洲比在西方能发挥更多的积极作用，因为相对于有着悠久民主与平等传统的西方来说，亚洲更需要平等，平等在亚洲能发挥更大的效用’。”

“中国改革的号角最早是在农村吹响的。而中国早期农村改革之所以取得巨大的成功，正是在农村释放出公正和平等巨大动力地结果，这是中国早期农村改革之所以成功的关键秘诀。而现在农村改革的停滞不前，还有严重的三农问题，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平等与公正的土壤在农村太稀薄了。中国农民和农村所遭受的普遍性地不平等的待遇，已经到了一个让人触目惊心的地步，根据公开的数据，仅廉价征地一项，粗略估计，这十多年来，各地地方政府就从农村抽走五万亿元以上的财富，这远远大于这些年国家对农村和农民的投入。理解了这一点，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中国农村今日普遍衰败的原因，有外国学者曾把今日中国农民的生存境况和非洲种族隔离制度下黑人的生存境况做了一个对比。得出了一个让每一个中国人都无地自容的结论——今日中国农民生存环境地恶劣与其遭受地诸多不公与歧视。其程度，甚至超过了种族隔离制度下的黑人！”

……

“每一个中国农民都是我们地骨肉兄弟。没有他们祖祖辈辈几代人对国家默默的贡献与付出，也就没有中国的今天，所以，当我们在路上看到那些风尘仆仆穿着朴素的进城的农民大嫂，当我们在公交车上和满身汗水与灰尘的农民工兄弟们站在一起的时候，请不要把轻视的眼神投向他们，也不要捏着鼻子走开，因为他们，是对国家贡献最多的一群人，也是整个中国最值得我们尊重的一群人！”

……

“新中国成立以来，对国家经济和社会稳定做出过最大牺牲，最多贡献的中国农民，在今日，却成了整个中国最贫困，生存状况最恶劣，最庞大，最没有消费能力的一个群体，这样的结果，不能不让我们深思，扭曲了平等价值观的改革，究竟要把中国带到怎样的一个境地？而漠视了中国最庞大阶层利益的经济增长，又能持续多久？”

“市场经济的本质是契约经济，而契约产生的基础，就建立在公正和平等之上，凭借常识，我们也能够推论：一个建立在平等基础上的游戏规则一定会比一个建立在不平等基础上游戏更具有效率。其中道理非常简单：平等可以增进信任，信任可以促进合作。没有潜在的基本信任作为基础，合作不可能，竞争也不可能，甚至连社会本身都不可能，更遑论从这种竞争或者合作中取得效率了。抽去了正义，一个社会就从核心处被抽去凝聚力，被抽去了团结。如果大多数社会成员不能从他们置身的那种秩序中获得他们认为基本公平的回报，他们就不可能信任这种秩序，而当他们不信任这种秩序的时候，这种秩序就绝对不会是有效率的。”

“平等的价值观地人为扭曲在中国最近这十多年的经济进程中，造成了难以估量的，具有破坏性的负面影响。中国的消费结构，从本质上来说，正是这种对平等在经济活动中所起作用的污蔑和刻意的曲解所造成地，这种逻辑和思维主导了社会的财富分配结构，而社会地财富分配结构决定了社会的消费结构，而这，正是当今中国经济所面临的一系列问题的根源！”

“长期以来。作为主流的中国经济学家们一直为国内‘原因不明’的内需不足而沈感困扰，却对中国达到灾难水平的基尼系数视而不见。他们用诸如‘二元结构论’和‘中国地富人还不够富’这样的观点混淆是非，完全丧失了他们的学术道德与人格良知，他们不明白或根本不想明白，在一个国家，当20%的社会财富供养着99%的人口，而60%的社会财富却被仅仅1%的人口占有的时候，这个国家低得离谱地消费率与各种经济问题就不是什么难以索解之谜了。”

“在一个不断制造着越来越庞大的。没有多少风险抵抗能力的低收入贫困阶层的社会，要想保持社会的稳定，这个社会必须输出足够的工作岗位，把社会地失业率维持在一个安全的水平，而要想达到这样的目的，那这个社会必须要保持一个足够的经济增长率才能做得到，作为主要推动力的中国长期低迷的消费率已经不足以带动社会经济的增长，而中国经济又必须保持快速的增长。实际上中国经济在这十多年的时间里也确实保持了这样一个快速增长地势头，有人说这是中国经济创造地奇迹与神话，然而，在一个到处都被冰冷客观的社会规律与自然规律所支配制约地经济活动与经济体系当中，真的有所谓的奇迹与神话吗？不明所以的原始人也许会把飞机和原子弹当作神话，而作为一个现代人。恐怕没有几个人会把飞机和原子弹当作神话。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那辆排头的马车已经无法跑动在拖后腿了，靠着剩下的那两辆马车，投资和出口，它们，又是怎样在推动中国的经济增长呢？它们，难道真的是中国这条巨龙借以腾飞的经济动力？”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先从中国经济产能过剩与投资过热这样的一个让人难以解释的矛盾现象说起，低迷的消费需求作用在一个经济体系的时候，最直接的后果，就是造成那个经济体系的产能过剩。这正是中国经济所面临的一个严峻问题！按照正常的逻辑。产能过剩必然要抑制投资，因为在目前的产能都已经无法消化的情况下。过多的投资必然会加重这个矛盾，还会带来社会财富和资源的惊人浪费，就像一个人吃东西，吃得太多，没办法消化，已经被撑得难受了，这个时候就需要运动或者把难以消化的东西吐出来，而不是继续再吃了，但中国经济的发展逻辑却以这样的基本常识相悖，产能过剩和投资过热居然能同时存在，冰火同炉……”

“在中国的消费率近十多年中每年以0.5个百分点下降的时候，我们也注意到一个反常的现象，中国的投资率，却在屡攀新高，到了去年，中国的投资率达到了创纪录的，同时让世界上所有国家目瞪口呆的45%，超出了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倍还多，也远远超出其他跟中国发展阶段类似的经济体。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去年投资率的世界平均水平为19.9%，其中高收入国家为19.0%，中等收入国家为22.9%，低收入国家为19.7%。对这个奇高的投资率，有人用中国正处于特殊的重工业化和城市阶段加以解释，但客观的统计数据否证了这一点，况且，同中国低迷的消费率一样，中国的投资率已经不是一年两年处于极高水平，而是长时期处于极高水平。一般而言，高投资率意味着良好的投资机会或者有重大的技术改进机会，但数据显示，中国的投资效率无论是宏观投资效率还是微观投资效率，却处于世界最低水平之列，与基本面情况相仿的印度比较，中国每百元投资所产生的GDP产值为16元，而印度则是26元，中国的投资效率只相当于印度的61.5%，如此巨大的差距，不由让我们想问，难道中国已经富裕得可以烧钱了吗？这个答案显然是否定的，但客观的数据告诉我们这个答案又是肯定的，中国，确实有人在烧钱，正是通过这种规模超过世界平均水平一倍多，但效率只有别人一半多的烧钱行为，烧出一个红红火火不断膨胀的国家GDP……”

正文 第469章 巨龙的黄昏(二)

……

“……中国经济真正的致命危险是低效和资金浪费……，发展中国家的资金运用效益大体上是1:1，亦即1美元的投资最终产生1美元的产能，而中国的竟是7:1！仅仅是由于中国老百姓的储蓄率高达40%，才使中国能够承受得起这样巨大的资金浪费而仍然维持经济的增长……”

从《华尔街日报》的这篇报道中，我们可以真切的感受到在中国过热的投资背后隐藏着什么样的东西——世界最高水平的投资率？世界最低水平的资金运用效率？低迷的消费需求？过热的投资扩张……在这些难以解释的出现在同一个体系中的矛盾和悖论之后，我们似乎看到了一双无形的手正在以其巨大的能量左右着中国经济，正在把中国十亿人民含辛茹苦所创造的社会财富毫无怜惜的投入到一个烧得正旺的火炉之中，虽然这样的投资在客观推动了中国GDP的高速增长，但是，毫无疑问，这样的投资是在烧钱，问题是，谁在烧钱？烧的又是谁的钱？

中国的资金运用效率之低可以算的上世界之最，在过低投资效率背后，其所蕴藏的另一个潜台词是过高的投资决策失误率，根据世界银行的初步估计，中国的投资失误率在这些年平均一直在40%以上，这意味着什么呢，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