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箱子正面嵌着一小块屏幕。
屏幕上是一行数字,红色,一秒一秒往下掉。
它不等人。
二〇一六年二月十九日,早上七点四十。
李博尧蹲在门口,给儿子系鞋带。
系了一遍,觉得不牢,拆开,又系了一遍。
那是他这辈子最后一次蹲下来。
弄堂里下了薄薄一层雪。
他起身的时候,鞋尖在台阶上蹭了一下,蹭掉一点白。
“系紧点,”他说,“跑起来不摔。”
小宝那会儿才一岁零三个月,站不稳,扶着门框笑。
他听不懂这句话,也没记住。
往后很多年,这句话是他妈一句一句讲给他听的。
文嫂站在门里头,手里端着一碗粥。
“早点回来。”
“今儿加班。”博尧把工牌塞进上衣口袋,“厂里那台机器要标定。”
“礼拜天加什么班。”
“德国人的件儿到了,得对尺寸。”
他走出弄堂。
雪落在他肩上。
他穿着那件洗得发白的工装。
袖口开了一根线。
文嫂昨天说要给他缝。
他说明天。
那根线后来没缝上。
上午十点二十,润丰精密制造厂二号车间。
博尧趴在一台设备边上量端面。
那台机器是厂里一九九八年从德国买进来的。
编号 WH-01。
全厂只有他一个人摸得透。
他自己有一本册子。
上面记着每一次检修的日子。
换了什么件。
公差做到多少。
那天他要做的事只有一件。
把一件待装配的核心部件再测一遍。
看看端面是不是偏了。
十点四十,车间里没人。
十一点零五,有人听见二号车间一声闷响。
等老周跑进去的时候,博尧已经压在设备底下。
下午三点,医院。
医生出来说了两句话。第一句是“人没救过来”。第二句是“胸部挤压伤,内脏破裂”。
文嫂没哭。她站在走廊里,手扶着墙,问了一句:“他在车间里,怎么会压到底下去?”
没人答她。
第二天,厂里的说法下来了。
违章操作。
未按规程停机即进入作业区域。
设备意外启动。
责任在个人。
四个字——违章操作。
再四个字——意外启动。
事故。
签字那天在厂办。
一张表,她签了三次:遗体处理、工伤认定、补偿协议。
第一笔签完,手抖得握不住笔,笔掉在地上。护士——不对,是厂办的姑娘——弯腰给她捡起来,说“阿姨您别急”。
她捡起笔,又签了一遍。
第三笔签完,她问:“我要看看那台机器。”
“机器封了,等检测。”
“什么时候检测?”
“走程序。”
她等了程序。
程序走了四个月。
结论还是那八个字:违章操作,意外启动。
那年她三十四岁。
小宝一岁零三个月,心脏上有个洞,医生说最好在学龄前做掉,费用三十万。
她一个月挣两千四。
那几年她跑得最多的是三个地方:医院三楼的心外科、街道办事处的窗口、还有润丰厂门口。医院给她一张单子,窗口给她一张表,厂门口给她一句“走程序”。
她学会了三句话。
见谁都先说一遍。
这个依据是哪个文件?
收费标准在哪儿公示?
票据能不能盖章?
头两年没人理她。第三年,窗口那个姑娘认得她了,有一次小声跟她说:“阿姨,您这个,得有个人帮您。”
她说:“我没人。”
“那您就得自己看。”姑娘说,“看不懂没关系,您抄下来。抄下来它就在纸上了。”
从那天起她开始抄。
八年。
八年里她学会了三件事。
第一件,把日子抄下来。
她记不住人的话。
人家跟她说一句,她第二天就忘。
也分不清哪句是真,哪句是客套。
可日子和数字是死的。
它不会变。
她把它们抄在本子上。
往后谁跟她说的不一样,一翻就知道。
第二件,去窗口问。
她识字不多。
可她学会了三句开场。
这个依据是哪个文件?
收费标准在哪儿公示?
票据能不能盖章?
第三件,不哭。
八年后的一月,小宝九岁,读三年级。
他跑不动,上体育课只能在旁边坐着看。
医生说再拖下去,窗口就关了。
手术费五十万。她攒了九年,攒到十九万。
二〇二四年二月九日,星期五。
下午四点半,文嫂在弄堂口的菜摊挑鱼。卖鱼的问:“听说厂那边又有动静?”
“没动静。”
“报纸上说要清算。”
“那就清算。”
她挑了一条鲫鱼,小宝爱吃。付了钱,拎着往回走。
走到楼下,她看见门口站着一个人。
男的,三十七八,穿一件深灰大衣,脚边放着一个银灰色的金属箱子。
箱子不大,比鞋盒大一圈,四个角包着橡胶。
他在看门牌。
“你找谁?”文嫂问。
那人转过身。
“沈文华?”他说,“我叫方牧。李博尧的朋友。”
文嫂站着没动。
八年前也有人这么说过。厂里的、街道的、律师,来了七八个,都说自己是来处理“这件事”的。后来一个个都没了音信。
“我不认识你。”她说。
“他认识我。”方牧说,“我们十九岁认识,同宿舍四年。”
文嫂还是没动。她把鱼换到另一只手,看了他三秒钟。
“有什么事,进屋说。”她说,“门口冷。”
屋里很小。
一张桌子,一条腿底下垫着砖。
窗台上摆着一只搪瓷盆,盆里种着薄荷,冬天掉了叶子,还活着。
方牧把箱子放在桌上,没打开。
“我先说三句话。”他说,“第一,我不是来劝你和解的。第二,我不收你的钱。第三——”
他停了一下。
“第三,李博尧那件事,不是事故。”
屋里静了。
文嫂把鱼放到厨房,回来坐下。她的手放在膝盖上,很稳。
“你怎么知道。”她说。
“因为他死前两个月,给我寄了一样东西。”方牧看着那个箱子,“他没说是什么,只写了八个字:如果我出事,打开它。”
“你为什么现在才来。”
“因为打开它需要九把钥匙。”方牧说,“我找了八年,只找到八把。第九把在你这儿。”
文嫂看着那个箱子。
“什么东西。”
方牧把箱子转了个方向,让她看见正面。
正面嵌着一小块屏幕。
屏幕上是一行数字,红色,一秒一秒往下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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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什么。”文嫂说。
“倒计时。”方牧说。
“倒什么。”
“倒到零,里面存的东西自己删掉。”方牧说,“八十七天。”
文嫂盯着那行数字看了很久。
她不识多少字,可数字她认得。
她在医院抄过八年单子,在窗口抄过八年编号。
她知道一个会往下掉的数字意味着什么——它不等人。
“他为什么弄这个。”她说。
“因为他知道,有一天会有人想让那些东西消失。”方牧把箱子往前推了一寸,“他算准了他们会动手,没算准什么时候。所以他没有把东西交给任何人——他把它锁进了一个连自己都打不开的盒子里,然后设了一个期限。”
“期限到了怎么办。”
“到了就没了。”
文嫂没说话。
她伸手,用指头碰了一下那块屏幕。屏幕是凉的。
“那八把钥匙,是什么。”她问。
方牧从大衣内袋里拿出一个牛皮纸信封,放在桌上。
“是八样东西。”他说,“他留下来的八样东西。一件旧工装上拆下来的线头,一本他自己记的册子,一盘录音带,一份清算清单,一个U盘,一份报告,一份合同,还有——”
他停住。
“还有一件,我不知道是什么。”方牧说,“清单上写着第九样,只有一个字。”
“什么字。”
“‘围’。”
文嫂的手,在膝盖上,动了一下。
窗外,弄堂里的雪又开始落了。
她站起来,走到门后,把挂在那儿的一条围巾取下来。
深灰的,边上起了球,颜色洗得发浅。
她没有递给他。她把它绕在自己脖子上,绕了一圈。
“你说,”她说,“要是东西打开了,能证明什么。”
“能证明二〇一六年二月十九日上午十点四十,二号车间里不止他一个人。”
屋里安静下来。
远处有火车过铁轨的声响,轰隆,轰隆,往远处去。
文嫂把围巾的一角捏在手里,捏得很紧。
“那我要看。”她说。
方牧走的时候是晚上七点。
箱子他没带走。
他说放在这儿更安全,因为没人会想到一个寡妇家里放着这么个东西。
走到弄堂口,他回头看了一眼那扇窗。
窗台上的搪瓷盆摆在原地。
他掏出手机,给一个号码发了条消息:
【到了。第九样找到了。】
那边回得很快:
【那就快。我这边的时间不多了。】
方牧把手机揣回兜里。
雪落在他肩上。他想起十九岁那年,李博尧在宿舍上铺跟他说的第一句话——
“你要是算不清,就把日子抄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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