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鞋敲击地面的声音，一下一下，像是敲在暨大海的心坎上。

    他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暨昭然的背影消失在走廊的拐角处。

    暨大海像是一瞬间老了十岁。

    他转过身，步履蹒跚地走向派出所的大门。

    门外，初秋的风已经带上了一丝凉意。

    暨母扶着像烂泥一样的暨安尧，正站在冷风中瑟瑟发抖。

    一家三口，像三只丧家之犬。

    ……

    夜幕降临，寒城的风更冷了。

    职工家属院里，家家户户都亮起了昏黄的灯光。

    收音机里播放着***的唱段，混合着谁家炒菜炝锅的葱花香味，透着一股子浓浓的人间烟火气。

    但暨家的屋子里，却冷得像个冰窖。

    没有开灯。

    月光透过斑驳的玻璃窗洒进来，照亮了这间逼仄、杂乱的筒子楼单间。

    屋子里空荡荡的。

    原本摆在墙角的缝纫机没了。

    桌上的红灯牌收音机也没了。

    现在，这个家里，除了几件破旧的家具，真的什么都不剩了。

    暨安尧一回家，就钻进了里屋，蒙着被子呼呼大睡。

    外屋的床铺上。

    暨母呆呆地坐在床沿。

    她的手里，死死地攥着一个小红本。

    那是她的工作证。

    红色的塑料封皮已经被摩挲得有些褪色。

    翻开来，里面贴着她年轻时的黑白一寸照。

    照片上的她，梳着两条大辫子，笑容灿烂，眼神里充满了对未来的希望。

    那时候，她刚接了自己父亲的班，成了一名光荣的国营大厂正式工。

    走在街上，谁不羡慕地喊一声“孙同志”？

    这份工作，是她的命根子，是她的脸面，是她以后养老的保障。

    可是现在，全没了。

    明天，这个本子就要易主了。

    暨母的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一样，大颗大颗地砸在工作证上。

    她不敢哭出声，怕惊动了邻居。

    她只能死死地咬着自己的手背，把呜咽声全都咽回肚子里。

    泪水模糊了她的视线。

    她抬起头，环顾四周。

    一种前所未有的荒凉感，将她彻底淹没。

    暨大海坐在门槛上，一口接一口地抽烟。

    烟头忽明忽暗，映照出他那张满是愁苦的脸。

    “老暨……”

    暨母终于忍不住了。

    她松开咬出血印的手背。

    “你说……”

    “我们是不是真的做错了？”

    暨大海抽烟的动作猛地一顿。

    “昭然说得对，是我们从小太惯着他了。”

    暨母捂着胸口，疼得喘不上气来。

    “他要什么给什么，犯了错也不舍得打一巴掌。”

    “总觉得他小，长大了懂事了就好了。”

    “可是……可是怎么就长成了这么个畜生啊！”

    暨母绝望地捶打着自己的胸口。

    “为了他，老大跟我们离了心，家都不回了。”

    “为了他，安瑶也不愿意搭理我们了。”

    “现在，连我半辈子的铁饭碗都要砸了……”

    “老暨，我们这是造了什么孽啊！”

    暨母压抑的哭声，在寂静的夜里显得格外凄厉。

    暨大海没有说话。

    他只是把手里的烟锅往鞋底上狠狠地磕了磕。

    磕掉的不是烟灰，是他这辈子为人父的尊严。

    做错了吗？

    当然做错了。

    惯子如杀子。

    古人留下的话，字字都是血泪教训。

    可是，现在知道错了，还有用吗？

    晚了。

    一切都晚了。

    ……

    第二天清晨。

    寒城上空飘起了蒙蒙细雨，天空灰暗得像是一块洗不干净的抹布。

    厂区的大喇叭里，准时响起了《东方红》的激昂旋律。

    这是上班的号角。

    街道上，成群结队的工人骑着二八大杠自行车，汇成了一股蓝色的洪流，朝着肉联厂的大门涌去。

    清脆的车铃声此起彼伏，充满了八十年代特有的勃勃生机。

    暨母也在这股洪流中。

    她今天特意换上了一套洗得最干净的蓝色工装。

    头发也梳得一丝不苟，用黑色的发卡别在脑后。

    只是，她的背脊再也挺不直了。

    她像是一个行尸走肉，机械地迈着步子。

    周围的工友们说说笑笑，讨论着食堂今天的早饭是白面馒头还是窝窝头。

    有人认出了她，热情地打招呼。

    “孙大姐，早啊！”

    “早……”

    暨母勉强挤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容，匆匆低下头，加快了脚步。

    她不敢看工友们的眼睛。

    她怕在里面看到同情，更怕看到鄙夷。

    她没有去自己熟悉的后勤车间。

    而是径直走向了厂部的劳资科。

    买她工作的人，已经在那儿等着了。

    是厂里保卫科刘干事的乡下远房表妹。

    在这个年代，想要进国营大厂，除了接班和招工，就只有这种私下里的“顶岗”。

    虽然政策不允许买卖，但只要双方咬死是“亲戚关系”，领导大多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毕竟，谁家还没个穷亲戚想端铁饭碗呢？

    劳资科的办公室里，弥漫着劣质茶叶和印泥的味道。

    办事员是个戴着厚底眼镜的中年妇女，她翻了翻暨母递过去的材料。

    “孙秀兰同志，你想好了？”

    办事员推了推眼镜，眼神里透着几分探究。

    “你这可是正式工，离退休没有几年了，现在办‘病退’顶岗，以后的退休金可就全没了。”

    暨母的手指死死地绞在一起，指关节泛白。

    “想好了。”

    她的声音轻得像蚊子哼哼，带着无法掩饰的颤抖。

    “身体不行了，干不动了，让年轻人接班吧。”

    这是他们事先对好的说辞。

    办事员心知肚明，也不再多劝。

    厂里早传开了，说孙秀兰那个不争气的小儿子惹了大事，要赔一大笔钱。

    “行吧，在这儿签字，按手印。”

    办事员把一份《职工内部退养及顶岗申请表》推到了暨母面前。

    暨母拿起钢笔。

    那支笔仿佛有千斤重。

    她的手抖得厉害，好几次都没能落笔。

    旁边那个等着顶岗的年轻姑娘，眼里闪过一丝不耐烦。

    “孙大姐，您快点儿啊，我这钱都准备好了。”

    说着，姑娘从贴身的布包里，掏出一个用手帕包着的小布包。

    一层层打开，里面是一沓崭新的十元“大团结”。

    整整五十张。

    五百块钱。

    在这个人均工资只有三十几块的年代，这是一笔巨款。

    但同时，这也是暨母半辈子的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