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在1935年的评估却能反映一般状况：

    “政府开支日见增高。每当计划出笼，新税又起。附加税常随需要加于正税之上，又创各项杂税。有时，[地方当局]随意逐户征集不明之税。税目繁多。民众税负沉重大受其苦。”

    “首先让我们看看当时国内的舆情。话说日军自从占领东北四省之后，又企图染指华北。先是拢络殷汝耕，成立冀东伪自治政府。1935年12月11日，中央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派宋哲元为委员长加以制衡，并受命与日方斡旋。但这件事被人误解，以为华北真的要步东北的后尘[特殊化]了。于是便引发了12.9和12.26两次大学潮学潮带动了全国澎湃汹涌的抗日浪潮这股浪潮，显然已非警察所能应付得了的了。这只是1935年底的事，我们已经有[很难拖下去]的深刻感受了。事实上，这种状况还拖了一年。到第二年的12.9，又爆发了一次学潮周年的街头运动。那回相去西安事变只有三天。”

    这种拖不下去的感受，是来源于日寇的步步蚕食呢？还是来源于民众的抗日情绪？

    “再看**，但和共军正面对峙的正是他所率领的子弟兵东北军。然而此刻的东北军，已经被那种长时间背井离乡的愁绪，磨光了他们的作战意志。”

    东北军并没有磨光了作战意志，而是只想战死在回家的路上，他们不明白为什么要与红军死拼，当然不愿死在他们认为不值得拼命的地方而已。东北军瓦解以后，有相当多的士兵加入了八路军。

    1945年8月11日，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对以下部队发出进军东北的命令：

    “为了配合苏联红军进入中国境内作战，并准备接受日满伪军的投降，我命令：

    一、原东北军吕正操所部，由山西、绥远现地，向察哈尔、热河进发。

    二、原东北军张学思所部，由河北、察哈尔现地，向热河、辽宁进发。

    三、原东北军万毅所部，由山东、河北现地，向辽宁进发。

    四、现在河北、热河、辽宁边境之李运昌所部，即日向辽宁、吉林进发。”

    以上这四支部队都是东北军的底子，他们在敌后与日军整整拼杀了八年，终于打到了回家的日子。东北军的作战意志磨光了吗？

    “单看1935年11月紫罗镇（应为直罗镇）之役，（东北军57军两个师与红15军团发生遭遇战）论战力红军远不如**，但一曲[松花江上]和[团结抗日]、[自己人不打自己人]的两句口号，却彻底击溃了东北军。这种情景，和张子房当年在九里山上[悲歌散楚]如出一辙。”

    在这里，我们看到了**政治攻势的威力，也看到了人心所向、军心所向。顺其所向而立，逆其所向必败。

    从画面上看，明明写的是[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一寸》篡改为[自己人不打自己人]。

    须知[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的政治打击力度要比[自己人不打自己人]高得多，

    “紫罗镇一役，师长牛元峰、何立中以及他的参谋长裴焕彩自杀，两个师有八个团长，其中六个也自杀了，只逃回来一个，另一个名叫高福元的，被共军俘虏。连同其他被俘官兵五千余人，则受到了共军的[礼遇]和洗脑。洗脑的内容既无马列思想，也没有阶级斗争，只有一句话：[团结抗日，打回老家去！]。这些人后来被释放回来的时候，便成了东北军中，**统战的尖兵。”

    说得真好哇！！！东北军人心中最挂**的是自己年迈的父母，年幼的儿女，日夜期盼的是打回老家去！这是军心所向，民心所向。凡符合国家、民族利益的政策，做法都是统战的利器，想人民所想，做人民所愿，就是被共党所“统战”。凡逆人民所想，拂人民所愿，危害国家、民族利益的，即为**尖兵！

    只可惜了那些军官们，服从命令的准则与复国仇家恨的愿望发生了极大的冲突，在这沉重的精神压力下，他们只好选择自杀来解脱。

    关于西安事变能和平解决的原因，蒋永敬的分析是对的。

    当时**、张学良等人均无能号令全国团结抗战的政治能量，而蒋先生的地位决定了他有这样的政治能量。为了国家民族的利益，**必须放弃与蒋介石算清血账的想法，而力主和平解决。这有点像辛亥革命武昌起义时，缺乏将领，起义士兵用枪逼着黎元洪当统领一样。黎元洪当时并无反清的想法，却当上了义军统领。

    在西安事变之前，**已认识到当前最大的危机是“亡国”，国家民族的利益是抗日救亡。因而改变了对蒋介石的态度。以下见《国共两党谈判通史》92页。

    1936年4月9日，**、彭德怀在山西“东征”前线致电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张闻天．指出；“目前不应发布讨蒋令”，“我们的基本口号不是讨蒋令．而是抗日令”。

    1936年8月10日，**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国共两党关系、统一战线问题。会议决定：放弃抗日必反蒋的口号，实行逼蒋抗口的方针．以推动蒋介石联共抗日．使国民党政府走向抗日道路。

    9月11日，中央书记处向党内发出《中央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指出：

    “目前中国人民的主要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所以把日本帝国主义与蒋介石同等看待是错误的，‘抗日反蒋’的口号，也是不适当的。”“在日本帝国主义继续进攻，全国民族革命运动继续发展的条件下，国民党中央军或其大部有参加抗日的可能。我们的总方针应是逼蒋抗日。”

    1935年底，蒋介石与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谈判后，便积极着手与**取得联系。就在这时，他的亲信、南京政府驻苏使馆武官邓文仪提交了一份有关**驻共产国际代表王明在共产国际“七大”的发言摘要，使他了解到了**关于建立反日统一战线的政策。因此，他立即指令邓文仪迅速返回莫斯科与王明进行接触邓文仪对王明说：蒋先生看到你在共产国际“七大”的发言及有关文章后，于是决定同**谈判。接着，邓文仪按照蒋介石提的旨意提出了国共再次合作的三项条件：（略）

    1936年1月，国民党派出特使董健吾密赴延安，在西安受阻。张学良电询南京，核实他的使命后，派骑兵护送到**所在地瓦窑堡。

    根据周恩来的建议、**、张闻天、彭德怀等经过研究后、于3月4日至电博古转董健吾，表示**“愿与南京当局开始具体实际之谈判”．并提出谈判条件如下：

    “(一)停止一切内战，全国武装不分红白，一致抗日；

    (二)组织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

    (三)容许全国主力红军迅速集中河北、首先抵御日寇迈进；

    (四)释放政治犯．容许人民政治自由；

    (五)内政与经济上实行初步与必要的改革”。

    这是**中央向南京政府当局第一次提出联合抗日的具体谈判条件。

    尽管董健吾的陕北之行极为机密，但仍为阎锡山所知晓。他致电责问宋子文．并认为这是南京联合共军打晋军。

    受蒋之命．陈果夫、陈立夫也指派其亲信曾养甫等寻找与**联系的渠道。1935年11月，曾养甫找到他早年在天津北洋大学的同学湛小岑，简单明了地嘱托他“打通**关系”。

    1936年8月27日，张子华携带曾养甫的信及同国民党武汉电台联系的密码到达陕北。31日、周思来给曾养甫复信表示：“亟愿与贵方负责代表进行具体谈判。”同时商议：“倘兄及立夫先生能惠临敝土．则弟等愿负全责保兄等安全。万一有不便之处，则华阴之麓亦作为把晤之所。但弟身外出安全，须贵方代为策划。”9月1日，又给陈果夫、陈立夫写信，对他们联共抗日之举给予了赞许，信中写道：“黄君从金陵来，知养甫先生所策划者，正为贤者(指陈果夫、陈立夫)所主持。……敝党数年呼吁．得两先生为之振导，使两党重趋合作．困难转机，实在此一举”，希望他们向蒋介石“更进一言，立停军事行动，实行联俄联共，一致抗日”。

    这就是片中周思来给陈立夫一信的来历。

    9月20日，张子华带着周恩来的两封亲笔信，风尘仆仆赶到广州，一并交予曾养甫。27日，曾养甫约张子华商谈，说南京方面代表北上恐惹人注意，希望周恩来飞往香港或广州与之会谈。第二天，张子华将这一情况电告**中央。10月8日，**中央复电表示：周恩来可以飞住广州谈判，但国民党政府必须做到以下两点；

    （1）须坚持民族立场，立即准备抗战、万不可再作丧失领土主权之让步；

    （2）立即暂行停止进攻红军。

    曾养甫获悉来电后，立即办好了周恩来南来的护照，请张子华速送陕北、同时要他向**转达国民党的四点承诺：“(1)苏维埃区域可以存在，(2)红军名义不要改联军，待遇与**同；(3)**代表公开参加国民大会；(4)即派人具体谈判。”

    10月14日，张子华急速赶到西安，向叶剑英作了汇报。第二天．叶剑英将这些情况电告**中央。**中央从这四点承诺中认为国民党有些谈判诚意，又获悉蒋介石10月16日到西安的消息。于是要张子华与国民党交涉，请蒋介石派飞机到延安接周恩来到西安与蒋直接谈判。实际上．蒋介石此时不仅缺乏谈判诚意．而且还想重走军事”剿共”的老路，因而周蒋谈判未能实现。

    9月底，**中央开始起草《国共两党抗日救国协定草案》。10月初、该草案正式形成。《草案》阐述了两党合作的必要性和合作的步骤、方法及组织形式等问题。实际上是**中央初步确定的国共谈判方案。10月14日，潘汉年携带此文件及上述信件到达上海，就任“**上海办事处”主任。10月22日、**致电潘汉年，告知南京已同意他会见陈立夫。11月7日，**致电潘汉年，通知他以**正式代表资格与陈立夫谈判。

    1936年11月10日，潘汉年与陈立夫、张冲在上海沧州饭店正式举行会谈。国民党方面的条件明显的是“收编”，潘汉年指出**的立场是合作，决不是“收编”。谈判僵持。

    同时，**中央对蒋介石国民党并不抱任何幻想，一方面作出适度让步，努力促成国共谈判；另一方面则决定以军事粉碎蒋军的进攻，迫使蒋介石真正回到谈判桌上来。1936年11月18日，红军一、二、四3个方面军领导人发布《关于粉碎蒋介石进攻的决战动员会》。21日，在彭德怀的指挥下，即取得山城堡战役的重大胜利，歼灭胡宗南部一个整旅又两个整团。粉碎了蒋介石围歼红军于西北地区的狂妄计划，对促成国共继续谈判和国内和平的实现起了重要作用。

    1936年11月16日，陈立夫邀请潘汉年到南京谈判，谈判仍无结果。11月22日，**、张闻天复电潘汉年通报了中央的策略：“从各方面造成停止进攻红军的运动，先酝酿，然后发动，一处发动，到处响应、以此迫蒋停止剿共，此是目前抗日统一战线的中心关键。”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发动了“西安事变”。事变当日．张、杨联名向全国发出通电，提出了抗日救国八项政治主张：

    （1）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

    （2）停止一切内战；

    （3）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

    （4）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

    （5）开放民众爱国运动；

    （6）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一切政治自由，

    （7）确实遵行总理遗嘱；

    （8）立即召开救国会议。

    充分表明张、杨完全是为了整个国家民族的前途，要求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才不得不发动此事变，“对介公为最后之诤谏，保其安全，促其反省”。

    为了进一步研究处理西安事变的方针。**中央于12月19日召开了政治局会议。**在会上强调指出：“目前问题主要是抗日问题．不是对蒋个人的问题。”“我们主要是要消洱内战与不使内战延长。”张闻天在会上提出：“我们的方针应确定争取成为全国性的抗日，坚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方针。”“我们应尽量争取时间，进行和平调解。”根据会议精神，**中央在当天向党内发出的指示中，表明了解决西安事变的基本方针，即“坚决停正一切内战一致抗日的组织者与领导者的立场，反对新的内战，主张南京与西安间在团结抗日的基础上，和平解决。”

    12月22日，宋子文、宋美龄等飞抵西安。在宋氏兄妹的开导下、蒋介石权衡利害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