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琦请罢三司条例司，苗太后不准，但授意富弼予以限制。

    於是，政事堂正式行文给诸路。

    「并臣数言条例司新法不便，令画一申明，使知法意。

    今或以钱斛抑配与人；或利在易为催纳，专贷与物力高强户；或留滞百姓，不为及时给纳，故纵公吏乞取，致百姓枉有糜费：或不量民物力给与，钱斛太多，致难催纳：或不能关防辨察，令浮浪之人为一保，冒请官物，致难催纳之类。

    乃令诸路安抚、转运、提点刑狱提举官觉察，依条施行，命官具案取旨，重行黜罚。

    安抚、转运、提刑提举官失於觉察，致朝廷察访得实，亦当量罪，第行朝典。」

    青苗法事件，导致三司条例司的权力边界开始被极大限制。

    而随着三司权力收缩，三司使王安石的政治前途也变得岌岌可危了起来......富弼在此事中一反常态，不再死保他了。

    当月，年过古稀的枢相曾公亮称疾告病在家休息，六十六岁的首相富弼竟是也同时告病。

    一方面是身体原因，两人确实年纪大了，另一方面也是青苗法的事情闹得太大，都存了暂避舆论的心思。

    但王安石这个此前被富弼推出来，作为新政急先锋的激进新政派代表人物，此时就惨

    了。

    是月，保守派意见领袖司马光移书王安石，名为《与王介甫书》。

    之所以要写书信，是因为两人一见面就根本控制不住会吵架的脾气，而写书信则冷静得多，而且能斟酌词句。

    且因司马光这封信写的极好，理据皆明。

    故而誊写的副本很快便在京城士林中流传开来。

    「光居常无事，不敢涉两府之门，以是久不得通於将命者......孔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君子之道，出处语默，安可同也？然其志则皆欲立身行道，辅世养民，此其所以和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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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窃见介甫独负天下大名三十余年，才高而学富，难进而易退，远近之士，识与不识，咸谓介甫不起则已，起则太平可立致，生民咸被其泽矣。而今介甫入主三司期年，士大夫在朝廷及自四方来者，莫不非议介甫，如出一口，下至闾阎细民，小吏走卒，亦窃窃怨叹，人人归咎於介甫，不知介甫亦尝闻其言而知其故乎？」

    青苗法一事受挫後的王安石，也是难得心平气和地予以了回复。

    「安石启昨日蒙教，窃以为与君实游处相好之日久，而议事每不合，所操之术多异故也。虽欲强聒，终必不蒙见察，故略上报，不复一一自辨。重念蒙君实视遇厚，於反覆不宜卤莽，故今具道所以，冀君实或见恕也。

    盖儒者所重，尤在於名实，名实已明，而天下之理得矣。今君实所以见教者，以为侵官、生事、征利、拒谏以致天下怨谤也......至於怨诽之多，则固前知其如此也。人习於苟且非一日，士大夫多以不恤国事，同俗自媚於众为善。

    盘庚之迁，胥怨者民也，非特朝廷士大夫而已。盘庚不为怨者，故不改其度，盖度义而後动，是而不见可悔故也。如君实责我以在位久，以膏泽斯民，则某知罪矣。如曰今日当一切不事事，守前所为而已，则非某所敢知。无由会晤，不任区区向往之至。」

    两人前後互致书信三轮，各自所言道理已清晰无比，确实是立场截然相反，谁都说服不了谁。

    最终，司马光与王安石正式绝交，分道扬镳。

    而两府诸公对於两人的论战，保持了一致地缄默，这是再明显不过的政治信号。

    於是，针对王安石的攻击开始了。

    谏院。

    值房里龚鼎臣正伏案工作，却听门被敲响了。

    右正言李常进来後压根就没寒暄，直接说道：「这份奏疏需今日递入通进银司。」

    龚鼎臣接过，展开细读。

    李常的疏文不长，措辞却是极峻切，是弹劾王安石的。

    「王安石以文学名世，行义得君，乃不本仁以出号令，考义以利财赋，而乃佐陛下为此病民敛怨之术。富弼、曾公亮皆位冠百僚，身辅大政，首鼠厥议，曾无职守。谏官或以执事隔绝，或阴窃符同，四海万里，蒙毒莫诉......臣於安石虽有故旧之义，苟怀私而不言，谁复为朝廷言者！」

    龚鼎臣读罢，面色古怪地看着对方。

    「你与王介甫有旧，这份奏疏一上，便再无转圜余地了。」

    李常回答的也乾脆：「昔年在金陵，他与我说朝廷积弊已深，非大更张不可救...

    那时我以为他说的更张是范文正公那般，澄汰冗官、抑侥幸、精贡举，不曾想他说的更张是青苗法这等劣法！」

    真心还是假意，君子割席还是小人下石，此时已经不重要了。

    龚鼎臣没有接话，只说道：「那就放在这里吧，会一起递上去的。」

    同日，御史台也有两名御史上疏。

    其中一人是程颢，另一人是张戬......此人乃是张载的胞弟，皇佑二年的进士，比张载中进士还早好几年，如今已经做到监察御史了。

    通进银台司几乎被台谏官的札子给堆满了。

    何郯命吏员将每一份札子都仔细登记造册，然後亲自抱着一摞札子进了政事堂，去见次相韩琦。

    何郯将札子搁在韩琦案前。

    韩琦都没有翻，只抬眼问道：「都是论青苗法的？」

    「皆是。」何郯躬身道，「分别来自右正言李常、监察御史张戬、监察御史里行程颢等七人。」

    数日後，大朝会。

    苗太后垂帘，小皇帝赵曦端坐御案後。

    「台谏诸卿所上弹劾三司使的札子，本宫皆已细细读过。」

    苗太后的声音从帘後传出，道：「今日大朝会，请诸卿当面议个明白。」

    王安石知道，今天是决定自己政治生命是否能够存续的时刻了。

    故而他急不可耐地持笏出班，行了一礼後，自辩道。

    「台谏诸公所言，臣已知悉，李常言臣病民敛怨」，然青苗法试行不过半年，开封府界二十余县，散钱数万贯，受贷之民数千户。其中确有抑配之弊，亦确有催纳之苛，此乃州县官吏奉行失当，非法之本意。若以官吏之失遽罢一法，则天下无一法可行。」

    「孙觉言条例司颁行文字援引经义以附会先王之法」，臣不敢苟同。《周官》泉府，赊贷之息，国服为之息，此乃先王成法，非臣所杜撰。条例司引经，是为明法之所出，非为附会。孙觉驳郑注，是驳汉儒之注，非驳《周官》之经，若以郑注之失而废泉府之法，是因噎废食。」

    孙觉持笏出班。

    「王计相说臣驳郑注是驳汉儒之注，非驳《周官》之经，臣请当面再驳一回...

    《周官》泉府，郑康成释经引王莽计赢受息无过岁什一为据，然载师所任地，漆林之徵特重，所以抑末作也。今以农人乏绝，将补耕助敛，顾比末作而征之，可乎？」

    王安石正要开口反驳，孙觉却没有给他机会，继续大声地一口气说了下去。

    「国事取具，盖谓泉府所领，若市之不售，货之滞於民用，有买有予，并赊贷之法而举之。傥专取具於泉府，则冢宰九赋，将安用耶？圣世宜讲求先王之法，不当取疑文虚说以图治！」

    王安石这才得空辩解道：「孙觉此言，是谓泉府之法不可用於今。然敢问孙觉，今世常平仓，籴粜以平谷价，与泉府赊贷，异乎？同乎？若泉府之法不可用於今，则常平仓之法亦不可用於今？常平仓自汉以来行之千余年，未尝有废，何以泉府之法便不可行？」

    孙觉毫不退让，道：「常平仓籴粜以实谷，泉府之法散钱以取息。谷者，民之所食；

    钱者，民之所用。以谷平谷，民得其实；以钱取息，民受其虚。此乃实质之别，非名目之别！」

    两人交锋至此，帘後的苗太后终於又开口了。

    「两位各有所据，本宫听明白了。」

    「只是有一桩事，本宫想问王卿，开封府界试行青苗法，出了刘二投井、皇柏寨民变这些事，究竟是州县官吏奉行失当，还是青苗法本身有弊？」

    王安石沉默了几息。

    「是臣督责不严，以致州县官吏奉行失当。」

    「那条例司颁行文字里，为何不曾预为之防？」

    王安石没有回答，回答已经没意义了，苗太后的意思已经很明显了。

    但他仍然昂着头。

    「诸卿可还有本奏？」

    吕公着持笏出班道：「臣翰林学士吕公着，有本奏。」

    「准。」

    「青苗法行，中外鼎沸，臣前後累奏，皆言其不可。今日廷议，臣不复赘言，唯有一事，请太后圣断......条例司所委提举官，多系王安石门生故吏，盘踞各路，与地方有司争权夺利。若不早加裁抑，恐日後尾大不掉。」

    「条例司之设，本为推行新法。今观其所为，则是以新法为名，以私党为实。故而臣乞罢条例司及追还常平使者......同时劾富弼、曾公亮依违不能救正，吕惠卿左右徇从与王安石为死党，且刻薄辩给，假经术以文奸言，岂宜劝讲君侧？请一同罢之。」

    接下来，又有不少官员站出来弹劾王安石。

    人数实在是太多，以至於王安石一张嘴根本无法自辩。

    首相告病，此时是次相韩琦主政，但他始终未发一言，一直在看热闹。

    「韩相公。」帘後传出苗太后的声音，「诸卿所陈，你如何看？」

    韩琦持笏出班，行了一礼。

    「诸公所陈皆有实，臣以为王安石、吕惠卿等人当贬。」

    没有了首相富弼的庇护，墙倒众人推之下，单凭王安石自身的势力根本不足以自保。

    最终，王安石出知成都府，吕惠卿外放知广德军，其余党羽亦不能幸免。

    朝廷以翰林学士吕公着兼任三司使。

    但此举对於新政的打击，也是极为明显的，新政一时之间也是陷入了停滞状态..

    这是非常不好的势头，因为这种事情不仅仅只能进不能退，而且甚至是不能停的。

    一旦停下来，保守派就会反攻倒算。

    而且要清楚地认识到，中立派其实才是在官员群体中占绝大多数的。

    这些墙头草都是随风倒，一旦新政的风吹不动了，就会琢磨着往另一头倒，而推进新政工作，自然也就怠慢了下来。

    在这种局势下，温和新政派的张方平、陆北顾、王拱辰、赵拚，靠着在两府中的人数优势，还能勉力维持。

    为了打开局面，陆北顾等人选择对三法司进行改革，这样能向朝野明确表示「朝廷还在继续推行新政」，同时阻力又没那麽大。

    第一条改革措施是针对现有的三法司中下层官员的，要求对审刑院、大理寺、刑部的详议、详断、详覆官等，以三年为一任进行考核，考核维度是是否精熟律法、断罪是否正确、有无冤假错案等，分为三个等级。

    第二条改革措施则是针对培养三法司司法官的，京朝官、选人历官二年以上无赃罪者，可以由两制、刑法寺主判官、诸路监司一起考察其是否适合三法司工作，算是建立了正式的三法司司法官遴选考试制度。

    不过考试倒是没有那麽复杂，跟明法科的内容类似，律令考《刑统》大义五道，但除了律令，其他的更偏向实际一些，刑名题大约有十件以上，十五件以下，都是真实发生过的旧案。

    而参与考试的考生，如果断案内刑名有失，则可令试官逐场具录，晓示错误，亦允许

    考生再经试官投状理诉，改正其断罪，通数及八分以上，须重罪，刑名不失，方为合格。

    而负责三法司司法官考试的，则是从河北监牧使任上被新提拔为判大理寺的崔台符。

    除此之外，因面临保守派所给予的巨大阻力，年末并未再推行新的新政政策。

    陆北顾也是切实体会到了富弼这四年所面临的压力，以及为何要近乎无底线地庇护王安石......若是没有这麽个不顾一切地在前面开路的新政先锋，这路是真不好走。

    但眼下王安石已去，其党羽亦大多被贬，富弼、曾公亮又同时告病，也只得由陆北顾等人扛起新政大旗了。

    在又一轮的激烈争吵中，景熙四年就这麽乱糟糟地过去了。

    景熙五年。

    热热闹闹的正月很快就一晃而过，到了二月。

    因为今年的庚戌科礼部省试，是科举制度改革後的第一场大考，意义非常重大。

    故而苗太后特命端明殿学士、兵部侍郎、参知政事、安定郡开国公、静海军节度使、

    河阳三城节度使陆北顾，以宰执之尊担任「权知贡举」，负责主持礼部省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