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满人是一点都不清楚，自然就会瞎怀疑。

胡楚元故意将张百熙暂时排除出去，和三人秘密商议了一夜。

首先还是要立法，《大清帝国临时宪章法案》已经有了草稿，胡楚元早就准备好了，由钮玉庚、欧阳庚等人起草，参照清律和英国立宪法案为目前的局势量身而定。

这三个人，没有一个是立宪派，可他们明白，眼下的局势已经到了开弓没有回头箭的地步，要么立宪，要么一起滚蛋。

胡楚元提了一个建议，那就是立新法，办旧事，逐年渐改。

新的临时宪法先立起来，事情还是按以前的办法来操办，慢慢改进。

先改组军机处为内阁府，设总理首辅、总理内政、总理外务三位总理大臣，下设内阁枢密院，设有枢密院领班章京，负责协调内阁公务和制定行政律文，再设法务、财政、农业、工业、商业、教育、陆军、海军、交通、邮政、民政十二位大臣，总计十六位内阁大臣。

另设内务府，设内务宗室、礼政两位大臣，负责维持皇室礼仪和宗室册宝，督建宫苑园陵，同时也负责保护紫禁城的安全，单独有权统领一个拥有四营编制的禁卫军。

各省巡抚按照这一立制，在各省设立行政总厅，负责管辖各省的具体事务，所缺公吏可以通过在各省举行吏试来抽选。

胡楚元自然是总理首辅大臣，这一点不用质疑，他也不会考虑让贤，此时确实是当仁不让的时刻。

他负责提交其他大臣的名单，由梅启照出任总理次辅内政大臣，总理外务大臣还是让肃亲王隆勤担当，只是将欧阳庚从驻美公使的职务上抽调回国，任总理外务参领大臣。

枢密院领班章京由顾家相担任，法务大臣由张之万领衔，财政大臣的位置还是归阎敬铭，其余的位置都有合适的安排。

设定参议院，由各省总督、巡抚推荐一人进入参议院，在京师共商朝政，确保新政实施过程中充分考量地方利益。翁同龢的位置就被安排在参议院总领参政大臣的席位上，负责和各省参议员协调商谈，同时兼任内务府礼政大臣，继续担当翰林院士。

总的来说，胡楚元主导的这次宪政改革只有两个大变化，第一，满人的力量基本被革除出局，没有满汉尚书、大臣之分，主要的位置都是汉臣；第二，彻底取消满人奉养制度，取消八旗营编制，只在十年内继续发放每年六十清圆的生活补助，重新督练新军负责保卫紫禁城，九门提督的位置也被孙元亨占据。

不仅与此，胡楚元还一股脑的将所有罪责都压在慈禧和那些满人宗室身上，一口气建议裁撤铁帽子王六位，裁撤郡王、贝勒七十余人。

随着胡楚元控制住整个京师，大部分满人权贵都被湖广营驱逐到西山一带扣押，整个局势就到了不得不如此大变的地步。

在胡楚元提出新的临时宪法和内阁名单后，光绪帝载湉于1896年5月14日，正式颁布诏令，实施君主立宪新政改革。

由于这一次的改革比所有人预想中的规模都要大，特别是对满人的压制过于严苛，很快，西山一带的满人又爆发了一次小规模的冲突，造成两军厮杀。

各地总督巡抚们不免也都有些担忧，这么个该法，大清还是大清吗？

可不管大家怎么说，怎么想，光绪帝载湉对此还是支持的，他的权利肯定是被限制了一些，但也没有特别大的变化，首辅、次辅、外相这三位总理内阁大臣和陆军大臣、海军大臣都还是要经过他的任命才能批准。

同时，载湉随时有权更换三位总理内阁大臣，籍此控制朝政，对两位军务大臣，他无权随时更换，只是有权任命，或者拒绝任命。

暂时来说，这是双方都能接受的。

光绪帝载湉不能接受的地方是一次裁撤了太多宗室亲王，加上第二次的西山叛乱，总计裁撤了八个铁帽子王，等于将宗室的铁帽子王裁撤一空，郡王和贝勒裁撤的数额更大，这些人还必须被押禁回奉天府。

他心里明白，他毕竟是满人，没有了这些满人王室们的支持，他的皇帝之位也未必就稳固。

总之，这是一件很难办的事情。

问题是胡楚元并不打算妥协，他忍了这么久，就是要一次性的清空北京城里这些腐肉烂肉，将他们赶回东北。到了东北那种天高皇帝远的地方，他再来慢慢收拾这帮人。

两个人就此讨论了很长时间，最终，载湉还是不得不接受胡楚元的死谏，将这些亲王全部裁撤。另外还有一个事，载湉最为欣赏的张百熙并没有出现在内阁名单中。

这让载湉也不满，可他并没有说出来。

胡楚元心里是明白的，在载湉批准新宪和第一批内阁名单后，他就在中南海的勤政殿和张百熙谈了一晚上，让张百熙不要急着入主内阁。

他也劝说张百熙，不要以为有了皇上的信任就能做一切事，还是要先去地方做起，在巡抚、总督的位置上锻炼几年，步子稳了，再回京师才能成为真正的总理内政大臣。

张百熙毕竟是他栽培出来的人，也就接受了胡楚元的建议，前往闽浙接替梅启照出任闽浙总督。

一边将张百熙送出京师，另一边，胡楚元也提拔嫡系霍鸿机替任刘坤一出任两江总督，又让谭钟麟接替刘锦堂出任两广总督，荣禄调任东三省总督……算是给载湉一个安慰，鹿传霖接替荣禄出任湖广总督。

胡楚元的基本政策确实是立新法，办旧事，办的是实务派的旧事，整体没有大变动。

只不过，京师的这一帮尚书们换换位置，换换职权，满人被赶了出去，新进一批特别的官员。这些官员大多来自于资政衙门，充斥在各个部分，主抓一些重要的事情。

此外，胡楚元重新开启博学鸿词这个机制，通过其他渠道招选进士，所谓博学鸿词就像是汉代的举孝廉制度，地方官员举荐，朝廷审查考核，确认有能耐就赐进士出身，准备委任出仕。

这个机制在清初曾被大规模的使用过，现在又被拿出来，专门用于那些留学归来的海外学子。

正是在这一时期，胡楚元委任第二批留**童中的曾溥替代赫德，出任海关总署的总税务司，并且是大面积的换掉赫德的亲信。

所有的事情都准备的非常好，曾溥在此之前就担任过旧金山副关税长，回国后也一直在海关工作，其他的关税人员也都在外国培训实习过，并陆续接管闵海关和粤海关。

第214-215章 总理首辅大臣和新的帝国




身为清王朝的总理内阁首辅大臣，胡楚元并没有感到特别的兴奋，恰恰相反，他所感受到的只有压力。

即便是他，也无法为中国找到一条合适的出路。

随着中国经济和军事力量的发展，中英两国之间的矛盾已经大于合作，只是出于中国不希望英日两国正式结盟，英国也不希望中德两国正式结盟的原因，双方还在维持着必要的合作关系。

法俄日三国协约同盟已经再次秘密缔结，只是没有公布而已。

英国和法国也在迅速协调两者的关系，试图联合起来压制德国。英法美三国之间的关系更是复杂的，但在整体的利益上，双方也是一致的，英国、美国都不可能让德国统一整个欧洲大陆。

世界的局势如此复杂，中国要何去何从，未来又在哪里？

胡楚元也说不清楚。

此时，他所能做的就是竭尽所能的强大中国。

做为世界的五大经济体中唯一的银本位制国家，中国最大的优势就是资金充裕，同时掌握世界生丝、茶业、麻业等垄断性的出口物资，瓷器工业也逐步恢复到很高的水平，在世界糖业、棉纺织业、造纸业所占的份额越来越大。

这一点上，目前的晚清王朝和新中国成立之初的状况截然不同。

国内没有经过大的战乱，电气工业**正在快速的进展中，很多方面甚至超过了美国和德国，截至1896年初，中国电力的装机总容量已经是德英法三国之和。

当然，这不能算是很惊人的成就，因为英国在1896年已知的电力消费的工业客户仅有72名，而在同期，德国则拥有数千名，在美国和中国，这个数字则要扩大到上万。

在整个电气工业上，美国和中国的发展速度都特别快，德国同样在快速增长，真正被甩在后面的是英法俄等国。

在上海，超过半数的工厂都采用了上海西屋电气公司的新型三相电机，国内已经制定了统一的220V和55赫兹的工频电流。

西门子和西屋电气都在上海建立新的公司，研发在德国、美国，产品却主要在上海生产，上海英华电气公司也有相类似的产品线，同时又是世界范围内最大的火力发电公司。

同样是在上海，胡楚元已经提前投资了一家绅宝机械制造厂开始着手进入汽车制造业，并从名下持股的德国戴姆勒-本茨汽车和美国通用汽车公司引入专利技术，在上海成立新的上海通用汽车公司，持有绅宝机械制造厂的股份，投资生产中国的第一辆自产拥有汽油发动机引擎的汽车，品牌就定为绅宝。

不缺资金，这个优势的好处是无穷无尽的。

胡楚元清楚，想要让中国变得更强，他只有几件事可做，一、投资基础建设，完善国内市场环境和硬件；二、增加市场容量，在江南六省之外，尽力提高直隶、山东、两广、湖广的国民消费能力；

这两点首先决定中国的投资仍然要集中于农业，扩大农产业优势，推广化肥，推广机械耕种、畜力耕种的面积，增加粮食产量，增加粮食深加工率，提高粮食价格，推广新型农业的链条，推广畜牧业和畜牧加工业，推广经济作物的产量。

第二项投资重点仍然是交通，铁路、马路、海港、河港的建设都要加大，集中资金优势在华北、中原、两广、湖广进行新的交通建设。

在此基础上，胡楚元知道自己必须将银行业中央化，他个人受到的损失终究是其次。

此外，他还要在华北、山东、湖广、两广都建立一个完善的工业体系，充分利用中国地大物博的优势，在江南六省，也要进一步鼓励商人的自行投资。

在全国范围内，信贷的发放力度都要加大。

这就意味着全国银行业的平均贷款利率必须要下降，大清银行也必须建立，对整个中国的银行业进行强有力的监管，并逐步减少发钞行许可，将货币发行权集中几家大银行，最终完全由央行掌控发钞数额。

这些事情，对胡楚元来说倒是轻车熟路的，大清银局和各地银局也很快合并成大清银行，负责监控各家商业银行。

在胡楚元的催促下，内阁总理府很快推出了未来十年发展纲要，在《天津日报》、《卫报》、《大公报》、《江南日报》、《申报》上统一公布，将要重点建设华北、山东、湖广和两广，总理府完善基础建设，追加投资，商人自行投资工商业，并对一些特殊计划，大清银行会提供额外的贷款担保和补贴。

资金聚集在一起才能产生空前的效应，所以，政府资金的主要流向还是华北和山东地区，并大力推动电气工业，在天津、唐山、莱芜、淄博设立全国最大规模的火力发电厂。

在教育领域，总理府提出重点进行六所大学的建设，分别是燕京大学、天津大学、江南大学（上海）、东南大学（福州）、南洋大学（广州）、震旦大学（上海），并在各省兴办外国语学堂、工学堂和技艺公学，在有条件的江南六省兴办工学院，

总体来说，高等教育仍然是民办为主，总理府不过多的涉足，只是给予更多的扶持政策。

同时，胡楚元取消了包税制度，所有人都要按照制度缴纳个人所有税，但在教育、医疗、科研、修路修渠、兴修水库等等事业的捐款可以抵消税款，在这些范围内的投资则可以抵消部分税款。

这个条款对胡楚元个人也是很重要的，因为他每年对国内这些事业的投资和捐款总额都超过一亿清圆，特别是在江南六省，数千家义塾、学堂几乎都是靠他的资金在支撑。

做为资本家和商人，胡楚元个人也起着极其关键的作用，他一个人就在直隶地区投入1.4亿清圆的资金进行基础建设投资，集中于铁路、港口、电力，在山东、辽东半岛的投资规模总额也超过一亿清圆。

在整个工业范围，他的投资规模更大。

治国和做生意未必就冲突，他自己领取的政府补贴和扶持政策也不少，而他的个人所得税在1896年会超过1.44亿清圆，可他实际对教育事业的捐款就超过1.7亿清圆，在直隶和山东也大规模的兴办义塾。

通过中信银行和其他控股银行，他同时对各省提供大量贷款，用于公路、水渠、水库的兴建，结合西屋电气在水牛城的试验项目，各家水库也开始兴修中小型的水电站，通过发电来弥补水库兴修经费。

截至1896年12月30日，在短短半年时间，各地新增基础项目投资总额增加到了12.92亿清圆，为有史以来的最高峰，这个趋势仍然在进一步的增长中。

大量的工程就意味着大量的就业和债务，短短半年间，内阁总理府支借的公债和国债就达到14.5亿清圆，数字一个个报到光绪帝载湉的面前，对于这位皇帝而言，确实是非常的令人困惑和不解，但出于信任，他依然采取了支持的政策。

胡楚元的答案很简单，随着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