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禁烟谕令，要求三年以内，“将洋土药之害一律革除净尽”，从而拉开了禁烟运动的序幕。同时，也将中英关于禁止洋药进口地交涉提上了日程。

对于禁种、禁吸，因属于内政，北中国政府可以完全自主，而对于禁止洋药进口，则属于外交，北中国必须与英国谈判解决。1806年21日部长级会议上草拟了《禁烟章程》，其第十条即要求外使臣妥商办法，“总期数年内，洋药、土药逐年递减，届期同时禁绝”。据此，外务部于11月29日向英使递交禁烟节略，要求英国逐年减印药进口。

第四卷 纵横四海卷

第三十五节 - 禁烟 二

久，许珏由英国回到中国，并于18971月25日草拟了贸易章程》交给了唐绍仪全文内容如下：

(一)渐禁印度鸦片进口。：“土药以三年为限禁绝，洋药亦应以三年为期，方可同时禁绝，则惟有洋药进口数目，分年递减，庶几逐渐减除。以一千八百九十七年起，至一千九百年止，此三年内核详洋药进口总数，折中定额，请贵国允自一千八百九十七年以后年减三成半，三年净尽”。

(二)派员前往加尔各答监视拍卖打包。外务部认为印度之加尔各答为洋药总汇之地，现在既然商议减成进口，因此建议“由中国派员前往加尔各搭监视拍卖打包，使发运之洋药知有实数。”

(三)增加洋药进口税。税，每担岁抽银，小则六十两，至多不过九十两，现在已加至每担一律抽银一百十五两，而洋药之厘税并征，每担只抽银一百十两，是洋药之力既厚，而所征之税实较土药为轻，深恐吸烟者趋买洋药，而烟瘾反大，甚非实行减除之法。嗣后洋药厘税照原定之数加收一倍，每担征银二百二十两在中国并非计较税项可以多征，实无非以征为禁，使吸烟者逐渐减除”。

(四)香港洋药熬膏问题。者，实属不少。若示禁之后。任其熬膏运入中国内地，则洋药、土药即逐渐减除。而熬膏反增，办法实非妥善。一则请港督协助严禁洋药熬膏不得运入中国境内；一则凡有洋药熬膏由中国概行收买，亦以征为禁。香港鸦片专卖执照，仅许执照人在香港境内熬制烟膏发售，是以禁止出入口烟膏之贸易，于彼无损，而于香港合例之营业亦无关涉”

(五)租界禁烟问题。>肆、茶室、妓寮亦为开灯吸烟之所，且各行店售卖烟枪、烟斗、烟灯、烟具者更多。各租界以内所有清查及筹禁之法，照中国地方官办法一律办理”

(六)禁止吗啡进口。“早在18929月5日，英国就已于《中英续议通商行船条约》第十一款允许禁止吗啡任便贩运来华，但要等到有约各国应允照行，乃可举办。为此，外务部于1896年3照会未经新订商约各国，一律请允禁止吗啡及药针贩运来华，“现各国已大半应允。只有数国未覆，亦已照催”。

因此，外务部再次要求英国“即允举办，切实施行”。[36]英方对此的答复依然是老调重弹：“禁运吗啡入口一事。各国若皆允从，敝政府甚愿协同办理。”[37]由于片面最惠国条款地束缚，清政府对此也无可奈何，只有首先寻求全部有约各国的同意。“中国政府与各国文件往来，各国均与英国所见相同，只有日本一国，尚未接得该国政府覆文。一俟日本政府覆文允诺，即将照会通知各国使臣。”

唐绍仪看到之后，不禁动容，当晚与许珏秉烛夜谈。对其中一些细节做了些改动，在第二天正式递交给了当时负责这一事务地英国特使朱尔典。

朱尔典对此时也是十分重视，不到一周之后，已经有了回信，

对第一条、第三条提出了异议，同意了其它的条件。

在这种情况下，中英禁烟会议正式开始了。

会议主要的问题是第三条，但是第一条也是必须解决的问题，会议的第一天主要是用来解决第一条的问题。

朱尔典根据英印度部的意见发言，

“今敝政府之议，凡运华印药之多寡，无庸中国限禁，仍由印度出口时，自行限定数目。近年出口印药，每年通扯有六万七千箱，其中运至中国者，则占五万一千箱，今拟此三年内，每年将出口(中国)之数，减去三分之一，即明年，限四万四千九百箱，后年，限两万三千箱，倘此三年内，贵政府能设法实行禁止吸食栽种，则英政府必于此三年期后，每年按照此数，减运出口，至土耳其、波斯及他国之鸦片，中国政府必须分别同时限禁入口。”

唐绍仪听得明白，这一限制印药出口，以减少中国印药进口地措施很不完善。此建议的基础是渐减销往中国的五万一千箱，销往他处的一万六千箱却不变。而随着中国市场洋药价格的暴涨，这一万六千箱印药可以轻而易举地流入中国市场，却不受任何限制。

对于这样的建议，唐绍仪自然不会答应，

“中国政府与贵国商量的是运往我国的鸦片，所以必须

我进口的洋药数量，其它地我国并不关心。另外，年统计，近三年来每年仅四万二千三百二十七箱，每箱一百二十斤。与你说的六万七千箱相距甚大，不知道为何数字差了这么多？”

朱尔典头上见汗，早就听说唐绍仪是个里海人物，自己还不相信，今天一见果然名不虚传。这个数字是有水份的，对此朱尔典也只好映照头皮解释说：

“五万一千之数，实已包含由印度运往各口岸及香港而言。印度鸦片运入中国者，无庸在通商口岸限禁，印药出口，则由印度政府自行减运，中国政府若能允许，则每年减运两万两千一百箱出口，较之中国限一万四千二百三十二箱入口为更妥。

“倘在中国口岸限禁，则仍须俟各国允诺而始可实行”

唐绍仪有些头疼，‘俟各国允诺而始可实行’这个条例是清朝留下来的，实际上极其不合理。一个国家要禁鸦片尿，难道还要和其它国家协商真是笑话。对于这点绝对不能让步

“朱尔典大人，这是我国地内政，不需要各国允许。有的国家用几门炮就想要对我们指手画脚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现在的时代是讲究人权地时代了。“

朱尔典眯起眼睛，仔细的打量唐绍仪，他还是有些低估了这个对手，当年除了左中堂，还没有哪个中国人敢在他面前如此无礼。

“唐绍仪先生，我也请你注意，印度是我们大英帝国的，他销售多少鸦片也是我们的内政。“

对于朱尔典有些无赖的说辞，唐绍仪并不害怕，对付这种人，唐绍仪有的是方法

“对了，我国准备在年内征税，以弥补鸦片对我国带来的伤害，其中有些商品涉及到贵国地话，请不要认为是我们特意报复。“

朱尔典犹豫了，他出发的时候，只是得到了‘尽量争取利益，减少损失。’的指示，扩大贸易战争是他不愿意见到的，那等于是说，朱尔典的无能让局势失去了控制，那自己以后的升迁之路就彻底堵死了。

几经讨论后，终于得出了一个比较满意的答复。“鸦片数量以中国到岸数量统计，第一年限额肆万伍千箱，第二限额三万箱，第三年一万伍千箱，以后禁绝鸦片。“

当双方代表在第一项修改稿上郑重签字时，唐绍仪热泪盈眶，中华明祖多少年的屈辱在自己的笔下一笔勾销，这是何等的荣耀！就算以后的路再坎坷，也要把它走下去。

第二天，又就第三条进行了谈判.朱尔典向唐绍仪声明，加增入口税厘之议，亦可商议，但需调查三事：

“甲，中国所拟重订税章，是否各项土药一律照加；

乙，拟订之土药税项，是否增加一倍；

丙，印药与土药之价值若干。”

唐绍仪不动声色，这个明显就是为谈判洋药税问题而设置的障碍，但是说起来却是十分合理，让人挑不出半点毛病。唐绍仪想了良久，还是想不出好办法，主动表示暂缓加征税厘，

“贵国提出三端，所请查明新定统捐及土药价值，均非短期所能办者，因而本部拟目下暂缓加征税厘，容后续商”

后来，唐绍仪将这个问题问了好些人，都回答不上来，直到鸦片禁绝之后的好多年，这个问题才有人将其解答出来，赵刚的回答是一公斤洋药等于两点五公斤土药，经过测试之后也验证了这个结论是正确的。但是，赵刚为什么这么了解洋药的效力，大家都是不清楚，在人么心中赵总统是什么都会的。

至此，以上六项交涉内容，最终都是按照中英双方修改方案执行的。值得注意的是，以上交涉的内容并没有以条约的形式确定下来，只是以照会的形式达成共识。

而唐绍仪并不能正确的明白照会和条约的区别，这也为以后的艰苦谈判埋下了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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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六节 - 禁烟 三

会结束之后，

朱尔典就将此消息电告英外交部大臣葛雷。此后，凡中国颁布有关禁烟的谕令、章程，朱尔典都及时将其通过电报或信函告知英外交部。此外，朱尔典还通过各地英领事、传教士搜集有关禁烟运动的信息。

“至地方官之如何办理，官民之对付此事，及关于此事之一切详情，均望随时报告。缘此事关系甚重，中国果用何法使此章程实行，本公使必欲得闻，以便将实情入告英廷。至种植罂粟各省，为领事足迹难及之处，则教士与居住内地之人，必能知之。其种植罂粟之地，计共若干，华民之对于禁烟章程，如何应付，教士当有所闻，是以此等情事，可向教士询访。总之，凡可设法探询之处，必当竭力以求之也。”

此后，英国对于中国禁烟运动的调查主要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禁烟事宜说帖。由朱尔典报告的禁烟说帖共两次，是对中国禁烟运动初期全国禁烟状况的总结。1897年1月27日，朱尔典致函葛雷，认为对于中国的禁烟情况虽已随时报告，“惜未免散而不整”，因此让使馆参赞黎枝“悉心搜罗，录成说帖”。

这一说帖首先对于北中国的禁烟决心予以肯定，

“因以所见现象，及其施禁情节，详加察核，中国办理此事，毅然断然，绝无疑虑，诚出意料之外。盖欧洲各国行政得宜，而有权决行者。亦恐未能若是之勇果”

接着对于禁烟之困难、中国洋土药之数、官膏专卖等问题作了简明的述论。而这一说帖地要端，

“乃在考查各省官吏之能否实行禁烟。各省所定章程虽有参差，大抵悉中肯綮，间有不尽合宜或未尝实行，或不欲遵守者。今试将某省地方所行之事，及实行遵照禁烟之举，约略言之”。

这一部分主要根据驻华英领事的报告写成。而各领事又得耶教士之助，

“若辈久居中国，洞悉民情，其所报告，殊为可信。且亦有居处僻远，向无欧人足迹者，据各教士之复函，皆谓禁烟章程鲜或实行，然地方官若认真办理。当亦必有可观……要之，此说帖所载各端，言皆有据，故能适合近情也”。

1897年224。朱尔典将《英使署参赞黎枝第二次鸦片问题说帖》寄呈格雷。此说帖前半部分除涉及中央关于禁烟地谕旨、章程外，还对中英关于禁烟的交涉及国际禁烟会的筹备情形作了叙述，后半部分依然是对各省禁烟状况的概述。

(二)《英京禁烟总会调查中国禁烟成绩书》。1897年1月27日，英国禁烟总会函致在中国之各耶教会。要求其调查本年春夏两季，罂粟收成之数。其需报告各项如下：

“一、所报告之区域及其区域所隶属之省份与府县；

二、贵地禁烟用何政策，现在种烟成数是否加多，或仍旧，或已减少，或已全禁，务须详细说明；

三、贵地特别紧要事件。”

该会共收到报告书三百件。又从中撮要录出，形成调查中国禁烟之概略，此即《英京禁烟总会调查中国禁烟成绩书》。该调查书始于四川而言之加详，“因朱尔典驻使曾言，四川实中国禁烟成败之标准也”，关于其它省的报告书则比较简略。该书总体上反映了中国禁烟之进步与成绩。

(三)谢立山(Alexander)的.认自1897年1月1日~.也能够每年减少三分之一，则英国将继续减少出口。

早在1896年1028，英属印度政府给英印度部大臣摩利地信中就提出：“为了英国政府的利益，应由一位官员，例如谢立山先生，他熟悉广泛种植罂粟的地区，并且对于这场禁烟运动也深表同情，这是不言而喻的，由其独立进行调查，获得罂粟种植相应减少的可靠证据后，才能同意1896年以后继续执行这一协议。”

1896年11月23，葛雷电致驻华临时代办麻穆勒，建议由原天津总领事谢立山负责调查此事。经印度政府与麻穆勒同意，谢立山被正式委以调查中国禁烟成效的任务。这次调查的主要目的是“确定三年的试验期结束时中国政府是否已完成协议中地任务，使土药产量相应减少，从而印度政府应该继续执行由印度向中国出口的鸦片每年减少三分之一的政策”。

自1896年11月?年3月这整整半+.西、陕西、甘肃、四川、云南、贵州6个主要土药生产省份，经过个人实地考察与采访，同时也参考一些二手材料，写出了关于这些省份地罂粟种植与鸦片产量的报告，并及时送呈英国外交部，对于这6省的总体禁种状况，谢立山认为，“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