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开始严氏就表示，作为立宪党之政论家，他反对在共和国体之下鼓吹他种政体。他说：

“立宪与非立宪，则政体之名词也。共和与非共和。则国体之名词也。吾侪乎昔持论只问政体，不问国体。故以为政体诚能立宪，则无论国体为君主为共和，无一而不可也。政体而非立宪，则无论国体为君主为共和，无一而可也。国体与政体本截然不相蒙。谓欲变更政体，而必须以变更国体为手段。天下宁有此理论！”他指出，所谓“国体一更，政制即可随之翻然而改，非英雄欺人之言，即书生迂阔之论耳！”

对于所谓“选举总统时易生变乱”地说法，他认为“此诚有然”，但按照现在的制度，赵刚事实上已成为终身总统，无论传贤传子，纯属其自由。他说：“代代总统能如是，虽行之数百年不敝可也。”

严复在自己的文章中征引中外历史上的许多事例来说明：一旦君主制被共和制替代，则君主制在事实上很难恢复。他说，共和制在中国曾酝酿近十年，实行已五六年，“当其酝酿也，革命家丑诋君主，比之恶魔，务以减杀人民之信仰。其尊渐亵，然后革命之功乃克集也。而当国体骤变之际与改变之后，官府之文告，政党之宣言，报章之言论，街巷之谈说，道及君主恒必以恶语冠之随之，盖尊神而入牏之日久矣。今微论规复之不易也，强为规复，欲求畴昔尊严之效，岂可更得？”最后，他向帝制派呼吁：“今日对内对外之要图，其可以论列者不知凡几，公等欲尽将顺匡救之职，何事不足以自效？何苦无风鼓浪，兴妖作怪，徒淆民视听而贻国家以无穷之戚也。”

严复作为国学大师，学界泰斗，自然不会把话说绝了，还是立足于劝说的立场，对筹安会谬论的批判不彻底，对赵刚也十分客气，但他坚持共和制度，反对恢复帝制的态度是鲜明的。

由于严复的社会地位和他敢于公开讲出官场上一些人想说而又不敢说地话，因此文章发表后，引起社会的强烈反响。据当时报载：9月3日的“英文《京报》汉文部之报纸即日售罄无余。

而凡茶馆、旅馆因无可买得，只可向人辗转抄读。又有多人接踵至该报请求再版。后因物色为难，竟售至三角，而购者仍以不能普及为憾。及次日《国民公报》转录，始少见松动。

然《国民公报》因限于篇幅，不能登完，故四、五两日每至一机关一社会集合场所，则见彼此见面即问：‘君有三号之《京报》否？今昨日之《国民公报》亦可。’

于是，此两日《国民公报》之销场比之三号之《京报》又加多，盖传播绍介之力速于置邮。如此直至六日，购者仍接踵而至，而该报实已无余，乃宣言准于今日（七日）将严氏之文单印发售。此两三日间，《国民公报》销路畅旺，为向来北京报纸所未有”。

不过，这些评论并没有流传到赵刚的耳朵里面，在他地周围，一群梦想依靠帝制飞黄腾达的人遮住了一切反对的意见。也许过几个月后，赵刚可以通过其它渠道了解到这些信息，但现在，赵刚了解到的就是-天下太平。

第九卷 盛世卷

第二十节 - 巡检做天子 四

筹安会引起的风波还不只如此，还表现在有不少人上书政府，要求依法惩办杨度等人。就像一个磁铁一样，筹安会把反对和拥护帝制的人分得清清楚楚。

815，有人呈肃政厅代呈赵刚，恳请将“杨度等一干祸国贼明正典刑，以正国是”。17日，又有人致书赵刚，要求取消筹安会。日，先后有名士呈大理院总检察厅，请求将杨度等“按律惩办，宣布死罪”。

这些人的理由大致是，杨度等人在中华民国公然鼓吹帝制，“扰乱国政，亡灭中华，流毒苍生，遗祸元首”，“其用心之巧，藏毒之深，喻之卖国野贼，白狼枭匪，其计尤奸，其罪尤大”，因此总检察厅应当检举，肃政厅应当纠弹。

不过按照新中国法律来说，这些却查无实据，根本没有办法定罪的。新中国的法律执行的是“疑罪从无”，而不是某些法官所认定的那样“根据常理判断，某人应该如何如何？”所以这些人也就白忙了一场，有些人见不是头，就拍了一些昏昏去捣乱。

总检察长罗文干接到呈文后，对司法总长章宗祥说：“筹安会研究国体，越出法律范围，法官不能干涉。”章说：“此话虽然不错，但是有诉讼必然结案，又要有个回话才是。”

罗文干见这件事情麻烦，乃以母病请假离京，到广东后即提出暂时修养一段。肃政厅比总检察厅要勇敢一点。为了讨论筹安会问题，都肃政史庄蕴宽召集肃政使开特别会议。议决一年之后，方才呈请赵刚“迅予取消。以靖人心”此时筹安会已倒台数月，那里在乎再来一刀。

最后还是内务部批示“确切考查”。当有人问到政府对筹安会的态度时，内务部表示：“筹安会乃积学之士所组织，所研究君主制与民主制优劣，不涉政治，芶不扰乱国家治安，则政府未便干涉。”

不过这样地东西。自然蒙蔽不了外人的眼，在他们看来，政府态度昭然若揭。

筹安会一成立，京师警察厅就派警察到筹安会事务所和杨度等六人地私宅，守门站岗，荷枪实弹，盘查出入；对那些为反对筹安会而成立的群众团体，如青帮、洪帮安全研究会等等，则百般刁难。不准立案。就连青帮洪帮的研究人员在作实地调查的时候，也是经常无端指责（尤其是在对那些无证商贩进行产财产及慷慨程度调查的时候），真是令人气愤。

筹安会成立后，立即剥去了“学理讨论”的外衣。派专员四出活动，策动湖南、吉林、奉天、湖北、安徽等省组织分会，遥相呼应；并通电全国，要各地文武官吏和商会团体速派代表进京。“讨论”国体。

由于有一些人密电策动，各省文武官吏函电交驰，大都阿从附和，纷纷派代表进京，加入讨论。没过几天，筹安会就通电全国说：各省机关及各团体代表投票议决，“一致主张君主立宪”。于是。在京各省文武官吏的代表便分别组成“公民请愿团”，向参政院请愿。这些所谓“请愿团”地领衔人，大都是各省的袁党或被收买的社会名流：直隶为张天祥、刘若曾，奉天为曹铁纯、冯德麟，江苏为沈云、徐邦杰，河南为赵倜、唐天喜，安徽为姜桂题，山东王锡蕃，陕西张风翙，福建陈壁、梁鸿志，湖南杜俞、叶德辉，京兆恽毓鼎，等等。

与此同时，梁士、张镇芳、朱启、周自齐等一些政府要人也在幕后策动请愿。特别是梁士，帝制发动之前不久，其手下的干将叶恭绰（交通部次长）、赵庆华（津浦铁路局长）和关麟（京汉铁路局长）都因营私舞弊被肃政厅参劾。赵刚申令“停职查办”，交通系岌岌可危。一日赵召见梁士说：“参案本有君在内，我令去之。”

梁士本来不是赵刚嫡系，最开始是赵刚硬调过来的，后来赵刚一系不断壮大，梁士也看出赵刚的不凡，死心塌地为赵刚奔走，统一币制，商借外款，协调军费，真是无处不在。所以赵刚对梁士一项待以心腹。等到新中国刚成立哪会，就给了梁士一幢富贵。

清朝到台之后，山西钱庄倒了大霉，本来山西钱庄的钱，一部分是借给清朝那些王公贵族的，虽然不能确定什么时候还，但是人死帐不烂，却还有指望。他们一倒这部分钱就成了水漂。还有一部分是清朝本身的借款，通过某些封疆大吏借地，也成了泡影。这几部分一加，竟然有三五个亿，这下钱庄可撑不住了，纷纷歇

赵刚当时却吩咐梁士，妥善解决这件事情，还解释说：“欠债还钱，职务犯罪”之类的话语。梁士虽然不明白，但是一方面也是精通财务，一方面也是得势对失势。自然大包大揽，请好那些遗老遗少哭爹叫娘，把自己贪墨得来的财物吐了大半出去。

这下山西钱庄才死里逃生，当然为了感激梁士，追回来的财物有大半算是梁士地股份，入到了钱庄。而且在梁士的建议下，钱庄很快的就转成了银行，对全中国的金融建设起到了重要地作用。

还不只如此，在接下来的几年里，由于每年都有巨量的铁路需要建设，所以作为交通系统的唯一银行-交通银行的贷款金::)连年翻番，在金融系统里面，交通银行已经成为最强大的银行，其他三家银行全部资本与交通亦行比起来也是相差甚多。作为交通银行的董事长-梁士获利颇丰，有人认为它实际上仅仅次于张和赵刚地公司，排在亚洲第三位，世界第七资产总额达到了三十多亿，可谓风光一时，内阁上也有交通系的说法。

及帝制公开，梁士开始迟疑不决，但很快就跟上形势，把请愿帝制视为重新邀宠和保住交通系势力的时机，于是筹集巨款，收买各方，组织请愿。不几天，北京就出现了形形色色的请愿团，如京师商会请愿团、商务总会请愿团、教育会请愿团、北京社政进行会、妇女请愿团、乞丐代表请愿团、人力车夫代表请愿团、孔社请愿团，等等。

这些请愿团和筹安会的各省请愿团一起，同时向参政院投递请愿书，掀起了请愿实行君主的风潮。请愿书大都是筹安会代办的，内容千篇一律，都是什么“非速改君主之制，不足以救苍生，保中国”，什么“父老兄弟苦共和而望君宪”之类的表示拥戴之辞，好象不改共和制为君主制，中国就会立即亡国，老百姓也一刻不能生存。

参政院从9月1日起，开会讨论请愿团的要求。杨度、孙毓筠、梁士、沈云等人都是参政，又是请愿团的策动者。他们原打算一鼓作气，让赵刚黄袍加身。这番举动，再也不能瞒过赵刚，同时也触动了赵刚最为敏感的一根神经。

6赵刚亲自到院宣布说：作为中华民国的总统，他有维持共和国体的责任。他说：“本大总统所见，改革国体，决不可行。国民奋斗多年，拼得百万烈士碧血，方得共和之事，岂可一旦取消，本大总统有保持大局之责，认为不合事宜”；但接着又表示：“至国民请愿，要不外乎巩固国基，振兴国势，如征求多数国民之公意，自必有妥善之办法。”赵刚的宣言，语意直接，给了筹安会有力一击，一度造成混乱。

不少人看出他“词意坦诚，实不欲称帝”。但也有人为了自己目的，误导一些人：“报载大总统派员到参政院发表意见，所言各节别有用意，请勿误会。我辈主张君主，宗旨仍旧，一力进行，万勿松懈。总统之意只不过不赞成急遽轻举，而要通过另造民意机关，把帝制运动放慢一点，以便使国内外都知道他对做皇帝并不热衷，但不能不遵重“民意。请各位放心，诸位劝进之功，绝不敢负。“

于是，梁士、张镇芳、杨度、孙毓筠等人，打着总统旗号，收买各请愿团，组成全国请愿联合会，以沈云为会长，张锦芳（张镇芳之弟）和那彦图（蒙古亲王）为副会长，于9月16日向参政院呈上第二次请愿书，要求召开国民会议，解决国体。次日，参政院开会议决并咨请政府，于年内召开国民会议，或另筹其他妥善办法。赵刚遂于25日发布申令，11月20日召集国民会议，议决国体

赵刚本来想要通过总统令宣布戒严，然后直接取缔这些请愿会，不过考虑到宣布戒严的后果“宵禁，禁止消费，禁止集会”等等事关重大，怕引起不良反应，所以不得不从长计议，另想办法解决这些请愿组织。

而同时，侦缉营表现出来的让赵刚意识到，再不整顿，这个组织恐怕就会变成聋子的耳朵摆设了。所以早在9月6日，在参政员发表讲话之后，赵刚立刻让侦缉营各省负责人进京，开始讨论这个组织的将来。

而那个狗皮不通的林风人，自然不在此列，他已经因为贪污，陷人以罪，被投进了大牢。

第九卷 盛世卷

第二十一节 - 巡检做天子 五

帝制运动拖延长达两个月时间的真实原因，并不是赵刚要“征求多数国民之公意”，而是赵刚还没有清楚的知道，到底有多少人支持帝制，因为传来的封疆大吏对帝制拥护之声越来越强。迫使赵刚不得不放慢步伐，迂回前进，以免自己提前成为‘孤家寡人’。

筹安会策动的请愿风潮，原来仅仅是帝制运动的表面现象。与此同时，军政界内部还有不公开的请愿活动。各省给赵刚的请愿密电、密呈，都被他的老丈人-张亲笔批阅，交政事堂存档，>[知。这场秘密的请愿也是在张前的默许下开始越演越烈的。作为一个大才子，张在学问上毫无破绽，但是对于帝制，却有一种病态的拥护，未免美中不足。

筹安会正式宣布成立的第二天，即824下午，由张、宋兵策发起，在石附马大街张宅“特开军警大会”，“讨论”所谓“筹安事宜”。这是一次秘密会议，参加者都是军警要人，有吴俊升、唐绍仪、吴炳湘、马龙标、张田芝、卢永祥、李长泰、蒋雁行、唐在礼、张敬尧等四十四人，还有“临时加入”的阮忠枢、夏寿田等五人。

张在会上发表演说，先介绍了卡诺里和“筹安会各大学问家”的主张，然后说：“至考历史，国人有数千年之习惯，若君主至少亦可延三、四百年，多则七、八百年。有前例也；即按一君亦可数十年，则于此年限之内可免许多扰攘。”“对外亦非君主实无实力之政府可期。目下处人虽不敢侧目与我，但是暗中窥视我国已久，我辈必先保国为第一要义，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