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了,他马上汇款过去,多买了好多橡胶。这时,大华联合银行的危机已经过去,所以,财迷让大华联合银行对东南亚的一些华人企业发放货款。华侨们如此爱国,如此殷切希望祖国强大,现在他们有困难,共济会怎么能够袖手旁观呢?陈嘉庚先生等人,对此也非常感激(陈嘉庚的企业避免了另一时空破产的结果)。
而杜重远对《生活》周刊被查封耿耿于怀,于二月份就又创建了一份《新生》周刊。本来想命名为《新生活》的,现在蒋中才搞什么“新生活运动”,就改为《新生》了。
第六卷 1934年 第一百七十一章 春节应酬
这次春节可是财迷难得在家里过的,过得很热闹。老的熟人、经济界、文艺界、共济会的人,都欢聚一堂,就不提了。老关系户,西北军、十九路军、绥远军、东北军的,礼尚往来,也不用说了。一些南洋的洪门兄弟、四川的袍哥之类的,也都来凑热闹,也是要应酬的。
今年又加了杜月笙、吴铁城等人,他们以为才弥先生听从了他们的劝说,没有参加福建的事件,给了面子了;中央从共济会的一些事情看,发现才弥先生是可以争取的,这过年就人来礼往的,想进一步联络感情。而财迷对他们怎么也要应付一下的,让这些人更觉得为蒋中才争取才弥先生的事,还是有希望的。
今年春节来的上海人中,还多了一些人,他们是前清官僚的后人、上海的没落贵族这个圈子的,例如李鸿章的后人。
李鸿章的长孙李国杰联系王亚樵杀了赵铁桥,蒋中才大怒,但没有什么证据,对王亚樵又没有办法。最后派宋子文对招商局查账,发现一些问题,正式通过法院,以擅自出卖国家土地(李国杰以码头为抵押,向银行借款)、虚报价款、欺蒙政府(这两条确有其事),判了李国杰八年徒刑。王亚樵还是念这个老乡情,让财迷有机会捞他一把。而李家的人通过王亚樵的关系,也来共济会走动,也向财迷“捐抗日款给抗五军”,数额也可以,要知道,这时李家只是个“瘦死的骆驼”了。于是,当年前宋子文来提福建事件的事时,才弥先生提了一句“听说李国杰在狱中身体不太好”,第二天,李国杰就被通知“你被才弥先生保外就医了”。
他这一放出来,也要到科辉医院住两天调理一下。他家里人更加是要到才弥先生这儿来感谢一下。“物以类聚”,李家与在上海的类似家族,如盛宣怀的后人、上海道台聂缉规的后代,也是有联系的、有亲戚关系的。他们的前辈是搞洋务的,当过官也有不少钱,在上海也有一些实业,如聂家的恒丰纱厂等。但他们与江浙一帮搞实业的生意人又不一样,在他们眼里,这帮实业家属于“暴发户”,没什么教养、没什么根底。
当年宋子文拼命追求盛家七小姐(宋当时被聘为盛四公子的英文秘书,见到七小姐后,主动要求当她的英文教师,随后又拼命追她),盛家以宋家的门户太低,一致反对!盛七小姐本人倒是对宋子文有意,但宋子文去广东给孙大总统姐夫帮忙后,遇上他人娶了,负了他南下前对盛七小姐的山盟海誓。
相对而言,这一个圈子的人当然更加看不上一些靠流氓手段上来的黄金荣、杜月笙之流了,而洪门龙头大哥才弥先生,最多比这些流氓排得高一点,算入江浙暴发户一类吧。
不过,他们的企业要做生意,要贷款、要运输,所以还是要与共济会打交道的。现在例如李国杰之类的事,也是要与才弥先生打交道的,几次接触下来,发现才弥先生他们与杜月笙他们确实不一样,特别是才弥先生本人,与他们想像中的帮会头子不一样。
才弥先生对各个民族企事业都蛮照顾,而不是像这个时候的有些风气,只照顾自己的同乡、关系户,打击不是自己圈子的人。只要华人已经有的企业,财迷就不再投资兴建,避免自相残杀(财迷对另一时空中,各地中国企业自己竞争压价非常不以为然,什么产品只要有几家中国企业生产,那就一定要把这产品压到没有利润为止!这本事可真是利害!)。共济会的运输、商业网点等,已经有垄断企业的样子,但从来不因此把利润率搞得太高,也不压制同类小企业。当然,在这些官僚后代看来,不特别照顾某一个地方的人,是因为共济会已经发展到了全国多数地方了。
这个松散的没落贵族圈子,内部也有争斗、有矛盾,但毕竟气味相投,通婚也往往在这个圈子内,在上海也形成了一个有势力的圈子。这帮官僚子弟中,不能说没有人希望傅仪再当皇帝,让他们家再兴起。但有这样想法的人绝对没有要我国富强进步的人多,特别是他们的第三代以后的年青人。
财迷与他们有接触后,发现这些人并不都是像李国杰这样,为了争资产、争权利就不择手段的。这些家庭中的子弟,以“华学为体、西学为用”思想为指导的最多,也有个别玩世不恭、不学无术的纨绔子弟,但这些家族的后人更多是在商业、实业、工程技术和艺术上有成就的。他们也学了一些家传的国学,也接受了一些国外的文化,家庭正在没落,但他们中觉得国家应该改革、应该进步的年青人不少。
这么说,他们也有些认同共济会的一些做法的,向抗五军捐款,也不完全是巴结共济会。在现在已经是抗五军老战士、九一八后到东北去的“上海青年抗日团”中,也有几个是这些家族的年青人。
奇怪的是,这个圈子里的很多人对当官并不是特别热衷的。例如聂家的家规就是让后人不许当官!而另一些家族至少也有什么不许加入任何帮派团体之类的家规。这不知道是出于什么原因?他们家族可都是靠当官起家的!因为这样,这些人与共济会的人挺熟了以后,仍旧不加入共济会,只能算是共济会的朋友吧。
而一些上海的实业家,对这个圈子的人又有点不以为然(你们挣钱的本事没我们大,还摆什么臭架子?),但在好多地方,比如生活方式等,却要去学这些人的样子。老上海独特的地方味道(海派?),受这个圈子的人的影响不小。一个地方风土人情的形成,总是与这个地方的历史、经济有关系的。
第六卷 1934年 第一百七十二章 傅仪称帝
冬天过去了,春天到来,东北的抗日义勇军的活动又开始多了起来。
现在,辽宁、吉林、黑龙江都说有十几万抗日义勇军,也经常有与日伪军的大小战斗。但报道战斗最多的是热河的抗战。
大家不知道热河有多少抗五军战士,但袭击鬼子最频繁、打死鬼子最多的是抗五军。
实际上在热河的抗五军还是只有六万人左右,最后在河北的抗五军一个师,虽然后勤补给已经到位,但是没有进入热河,而是穿上中央军的军装,算是五十五军最后保留的那个三十六师了。这长城南面给了他们一段防线,他们要守,这样也方便关内、关外的联系。现在大部队的行动,以及大队的军用物资运输,还是要从热河北面绕路,但是以小队的人员往来、少量的物资、民用物资等,都可以从长城直接进入热河了。一些商品,通过热河后,还进入东三省;而东三省的一些商品,也通过这条路线进入关内。抗五军、李际春的“抗日救国军”都从这些通商中得了点税,东北的百姓、各支抗日义勇军的一些经济,也因此好过一点。不过,日军用这个通道,进出一些间谍,也是正常的。不过,中央政府从来没对日军宣战过,东洋人现在要出入天津、上海等地,可是方便得很!
不过热河除了抗五军正规部队外,还有共济会民兵十多万人。热河的鬼子有七万来人,加上三万来伪军,集中驻守在承德、平泉和朝阳等热河与辽宁接近的城市,以及在这几个城市之间的交通线上设了几个据点;在开鲁驻扎的就有一万多人,是承德之外驻军最多的城市,原因很简单,这个城市有点孤立无援,周围都是抗日根据地、游击区。热河的中部和西北部,都在抗五军手里,抗五军的纵队司令部就放在了赤峰市。农村不用说,是抗五军的游击区,包括与辽宁接壤的地区。
说起来,在东北的日军现在一共四十多万,而在热河这么不大的省份,还只守卫半个省的情况下,有七万来人算是密度很高了。
但热河的南部地区是个打游击占的好地方,山区多,除承德附近外,人口密度比较小。所以现在这些日军据点还是常常受袭击,抗五军游击队把据点上站岗的人当靶子打。如果出据点去追打,人少了不行,很可能让抗五军打埋伏。可人多了,一般也得不到便宜:抗五军一下子就进了山,边打边走,依次掩护;到了夜里,又派几个人来用手榴弹袭击。
而日军学习抗五军的样子,开展的游击战,在我根据地军民有了警惕后,效果就差多了。如果没有老百姓的支持,日军这种游击战应该叫做特种部队战或者特务作战才是。他们不光要带上弹药,还要带上粮食,才能深入到我根据地深处。时间不长后,粮食没了,要不就回据点,要不就去打老百姓,但后者容易暴露目标。加上他们的电台被我侦察到后,这种小股部队常被我军民包围歼灭。
在几股派出的“特别作战部队”被歼灭后(主要是他们的电台暴露了目标,不过日军自己还不知道),由于牺牲太大,日军已经不敢再进行这样的活动了。现在只有离他们自己据点不远的游击区,他们还敢派一点“特种部队”,与我军游击队对打。深入我根据地的事,只有派几个人的间谍式活动,其他的已经停止了。
这说明,长期的游击战争,得到当地民众的帮助是非常重要的。日军对我民众使用野蛮的手段,激起了民众的愤慨,民众警惕性也提高,组织起来,保卫乡村,主动为抗五军报告情况。鬼子连想要学土匪,以深山为窝点,都不行,让百姓发现了,就会报告共济会。这种间谍式的“游击战”,促进了热河根据地的民兵建设。
…………………………
随着天气的转暖,日军在热河的损失也又开始上升,每个月要死上个二百多、三百人,还得不到热河的什么物资,实在是得不偿失!
对于这个局面,日喷方面有两种对立的意见,他们又面临一次决择:军部的多数人,包括田中曾男,说不如让关东军退出热河,把热河让给抗五军。可是关东军的人不肯,已经死了这么多人打下的地方,怎么能放弃?撤退的话,不光白白便宜抗五军,还会助长华人的抗日气焰!现在抗五军是抗日义勇军中最顽强的部队,是大华关心抗日的人们心中最引以为荣的部队,所以,别的义勇军可以松一下,但这抗五军要重点的打!
热河日军制订了一个扫荡计划,需要至少四个师团加一些伪军十三万人以上,对抗五军围剿。因为承德和平泉、朝阳等一线至少要一个师团的兵驻守,另外二个半师团去包围抗五军主力,逼他们在阵地上面对面决战!开鲁一个师团防止抗五军北窜并作为预备队。
而不能像现在这样:大部队过去,抗五军就走了,碰到的只是一些地雷和零星骚扰。而后面空虚的地方却又挨打了,据点又被拔了,大部队只好回去。
为了改变这么被动的局面,他们对军部立下军令状,说给他们加一个师团,他们自己从东三省抽调一个师团和一些伪军,一定可以用一个月,扫平抗五军!
日军采用了两个办法,双管齐下:一是集中兵力,专门攻打热河的抗五军;二是提高伪满傅仪的地位和作用,希望他们能完成一些多组织伪军、为日军多收集东北资源的任务。
为了集中力量打抗五军,在黑龙江等三省,日军采取收缩到城市防守,并扩大伪军的作用,把日常治安更多交给伪警察和伪军。为了使伪警察等更加卖力,他们还答应了傅仪要当皇帝的要求。
傅仪想当皇帝,是从伪“满州国”成立前就提出来的,但这么做一方面不利于日军宣传“满州国是因为满州人民强烈要求而成立的民主国家”,回复帝制毕竟是开历史倒车的事,有独裁的意思。第二方面,日军确实是要让“满州国”低日喷一头,傅仪怎么能作为皇帝,有与天皇接近的地位呢?所以开始时没有答应傅仪,只让他当了个“执政”。
而且从“满州国”成立后,日军就与之签订了一系列协议,就是日喷方在“满州国”有许多特权,而“满州国”的防务、经济、外交等都由日喷负责。这些东西,赤裸裸地把傅仪定位于一个傀儡的位置。
其实不管怎么说,傅仪就是一个傀儡。但这样明显地做,让傅仪和他的一些汉奸手下很没面子,心里很不痛快。这些人中,特别是傅仪自己,还是有复辟的梦想。傅仪就自己出钱,养了一支“大内卫队”,梦想有一天靠这些忠于自己的三、四百人,打出一个皇朝来。
对这些做法,日军是不高兴的。就以这支“大内卫队”为例,日军就曾派了军中的一些“柔道高手”,穿了便服,对十多个上街的“大内高手”挑衅。“大内高手”们平时练的是中华武艺,把这群“柔道高手”们打得落花流水。观战的日军发现情况不妙,放出几条狼狗来助战,“大内高手”们才知道遇上的是日军的人,在打死了几条狼狗后撤走了。
这时的日军正要打压傅仪,就派日军宪兵跑到“满州执政”那儿去要这几个卫队成员,说他们是“抗日分子”。傅仪他们当然没胆量、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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