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后永为定例，信仰税额度为十贯。  想要信仰非国教也行，只要他愿意缴纳每年十贯的信仰税既可！”

    朱棣暗暗想到：道教是最容易顺势成为国教一支的。  因为国教借鉴了道教的元始天尊、三清等元素，任何道观里恐怕都有元始天尊及三清的塑像。  道教只需要在道观中树立一个历史人物将其贯上神的称号供百姓崇拜就可以了。

    佛教相对困难些，不仅菩萨多，还有五百罗汉什么的。  这些神祗都得依托于中国古代历史人物才算符合真神标准，得编那么多故事，够麻烦的。  不过好在寺庙多，哪怕一个寺庙编一个故事，那也可以把菩萨们、罗汉们的来历编好。

    伊斯兰教恐怕就麻烦了。  因为伊斯兰教规定不允许信仰人物，与国教是完全抵触的。  不过朱棣却也丝毫不受良心的责问，当初新月旗控制的领土里人们纷纷改信伊斯兰教，不正是因为非伊斯兰教徒必须缴纳高额的税？你做得初一，我做不得十五？在明朝的控制领土上，以彼之道还之彼身应该不算过分吧？朱棣觉得自己够宽宏大量了。  若是在基督教的控制区，哪里还容得上伊斯兰教的信仰？人家基督教甚至还有事没事就发动圣战呢！

    只是，每年十贯的信仰税是不是太高了？

    朱棣按了按眉心，怎么也想不起伊斯兰教对占领区的非教民征收的税额到底有多高。  按明朝的生活标准来算，温饱型的五口之家一年三十贯绰绰有余，十贯已经将近两人的生活费了，似乎确实高了点……普通民众恐怕无法承受十贯的加征税，把别人逼入绝境那便必须承受狗急跳墙的后果。  若是在阿匍的教唆下，伊斯兰教信徒造起反来岂不是麻烦？

    罢了，罢了，朱棣叹着气摇摇头，对李至刚说道：“刚才那个信仰税额度改一下。  从永乐六年起，每年信仰税的额度定为三贯。  ”

    见李至刚没问什么立即答应了，朱棣厚着脸皮暗自想道：我是不是太过善良了？……

    注1：僧录司隶属于礼部，负责处理全国宗教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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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永乐元年第二十三章年终总结     第二十三章 年终总结

    已是年关近弥了，宫外飘着雪，隐隐约约传来鞭炮的声音。  听着那表示一年将尽的鞭炮声，朱棣渐渐陷入了回忆之中。

    ……

    建文四年的下半年以及永乐元年的上半年朱棣都在种田，所以尽管将大量的行政**务都推给了太子朱高炽，但他仍然感觉时间过得很充实、很缓慢。

    待该改革的制度都改了之后，朱棣便彻底轻闲了下来，于是觉得日月如梭，一下子就到了年底。

    秋七月庚寅时，朱棣复贻书鬼力赤。  不久后，吃过一次大亏的鬼力赤终于肯老老实实地进行回复了。  不过，这时鬼力赤仍然犹抱琵琶半遮面地不肯彻底投降，只说两国永世交好，鞑靼保证绝不再侵犯明朝。

    这种回复自然不能让朱棣满意。  他还想着征服西伯利亚一直打到莫斯科去呢，如果连鞑靼都不能彻底征服，那西伯利亚和东欧还能有什么指望？

    不过朱棣却也不急。

    反正以人头换茶叶的政府又不用耗费明朝的人力物力，而且每年还可以派车骑营去草原上搞几次扫荡，鞑靼若是觉得能够撑得住，那就尽管继续坚持好了。  事实上，把都帖木儿（吴允诚）和也先土干（金忠）已经暗中向明朝输诚了，另外还有几支较大的鞑靼部落也开始和明朝眉来眼去，这样算下来，已经有六分之一的鞑靼人或明或暗、或已经或即将向明朝投降了。

    把都帖木儿等人投诚，并不意味着鞑靼人内部地右倾投降主义分子消失后。  鞑靼人会更加团结起来与大明对抗。  都帖木儿和也先土干投降后，朱棣没有将他们召入关内，而是命令他们以有邑贵族的身份在凉州一带游牧。  由于把都帖木儿等人割发明志并加入了以人头换茶叶的贸易体系，这便导致了鞑靼人的生存环境将会越来越恶劣。  再过个一两年，即便鬼力赤还想坚持，或者说他在鞑靼太师阿鲁台的挟持下被迫继续坚持，恐怕其部属也会将他绑着送到大明来吧？

    ……

    朱棣自登基后便撤销禁海令并且恢复了市舶司。  海上贸易至今已经初具规模。  据统计，永乐元年一年来市舶司所得收入加起来共有将近三十万贯。  相对于南宋初年仅泉州市舶司每年就可得200万贯左右。  这个数字实在少得可怜。  不过朱棣已经颇为满意了。  万事开头难，并非禁海令一撤销海上贸易便能够立即繁荣到顶点的——毕竟撤销禁海令只是朱棣上下两片嘴唇一碰的事，但制作一艘能够远洋航行地船却至少需要几年时间。  更何况，明朝此时的几个大船坞都在玩命地制作供郑和下西洋地船，民间剩余的造船能力严重不足。  所以说，刚刚撤销禁海令的头一年便能给国库带来三十万贯的额外收入，已经是很不错的成绩了。

    之前朱棣曾命宦官侯显赴乌斯藏（注1）征僧人。  派宦官马彬使爪哇、苏门答腊，李兴使暹罗，尹庆使满刺加等国。  赴乌斯藏的侯显自然不可能这么③üｗｗ.сōｍ快就返回，而马彬、李兴、尹庆则都在年底之前回来了。  其中爪哇西王、暹罗积极入贡。  对此，朱棣牢牢地记在了心中。  不是记住了爪哇西王和暹罗规规矩矩地入贡，而是记住了苏门答腊和满刺加等国没入贡——后世当官的可能记不住谁送了礼，但一定记得住谁没送礼，朱棣是皇帝。  记忆力自然不比后世地官员差。

    除了派遣使者出使外，朱棣还提前派遣了“行人谭胜受、千户杨信等往旧港招抚逃民梁道明等”，结果很不错。

    这次招抚自然不会象历史上那样傻里傻气地劝说梁道明抛弃旧港的基业回到大明。  梁道明离开中原时虽说只是广东南海的一名普通百姓，一开始去爪哇也只是贩卖货物，可后来他却带着全家移居旧港。  数年后，三佛齐为爪哇攻破。  易名旧港。  当时旧港国内非常混乱，梁道明乘机起事，结果被众人推为首领。  梁道明成功占领旧港的消息传回国内后，竟又有数千闽、广两地汉人来投，于是实力更是大增。

    在古人眼中，梁道明哪怕是占据了旧港也只不过是一伙势力较大的海贼而已，因为梁道明并没有国王之名。  然而在后人的眼中，梁道明却已经有了旧港国王之实。

    历史上梁道明抛弃旧港基业回国后，其手下施进卿被永乐大帝册封为旧港宣慰使。  不过，施进卿是三佛齐国崩溃后由爪哇满者伯夷王国任命至旧港。  处理行政事务的大臣“宝林邦八谛”。  即旧港事务官。  因此施进卿虽然领受了明朝的官职，但仍然服从爪哇满者伯夷王国地命令。  从这一点看。  梁道明能够抛弃基业回国，显然比施进卿更忠于大明——既然如此，那干嘛非要让梁道明离开旧港回到大陆呢？直接册封梁道明为旧港宣慰使岂不是更好？

    所以，朱棣便直接派了梁道明的同乡谭胜受前去将梁道明册封为旧港宣慰使以及旧港一等有邑子爵。  梁道明早在谭胜受抵达之前就知道了明朝的有邑贵族体系，因为之前数千闽、广两地汉人前往旧港时，其中有不少聪明人早就顺便从朝廷那里领取了相应的爵位。  因此，当谭胜受册封其为旧港一等有邑子爵时，梁道明简直乐得是眉开眼笑。  至于说梁道明那个被指挥孙铉出巡海南时挟持归朝的儿子，自然是属于按规定前往国子监就读的性质了。

    当梁道明接受了朝廷地册封后，私底下谭胜受又向他宣读了一份密旨。

    因为地理原因，中国自汉朝起就有不同规模的向南洋移民地事例。  在永乐之前。  规模较大的一共有四次：一、西汉末年，一批汉儒学者、军政官员数千人逃往越南；二、南北朝时，五胡乱华，中原人士纷纷移居印度支那；三、唐朝后期，黄巢袭击广州时，广东人争相逃往东南亚；四、元灭南宋时，大批遗臣遗民也落难到此。

    所以说。  在明初时生活在南洋的汉人已经不少了。  另一个历史时空的永乐元年，明成祖以救世主的口吻。  表示同情流民的苦衷，规劝他们返归故里，可以既往不咎，若不尊敕文，观望不前，则又以后悔无及相威胁。  结果这恩威并存的敕文发出后，据说海外流民“皆相率来归”——海外逃民因招谕而归地不说。  明成祖甚至还在永乐七年传谕暹罗国王遣送“屯聚岛外，窜入暹罗”地中国流人何八观等。  结果次年十二月，后者即遣送何八观等回到明朝。

    在朱棣看来，这简直就是犯罪！

    欧洲国家在开拓殖民地时，将本国人民想方设法地送往殖民地都还嫌不够多，可那个明成祖居然将已经移民海外地中国人又召回来！

    朱棣自然不肯召回移居海外的华人。  不仅不肯召回，他还打算好好利用一下这个资源。  南洋地华人性喜群居（这其实是废话，绝大多数移民在被另一个民族同化之前都是喜欢与原先民族的人群居的）。  明初时，南洋诸国或许没有象后世那样的中国城、唐人街，但华人聚集的村落绝对不少。  而古代地有效统治概念是以城镇为中心，辐射周围的一片地区。  只要不是靠近城市，村落总是拥有相当大自治权的。

    朱棣交给梁道明的秘密任务便是积极册封南洋的华人头目为其封臣——若是由明政府派出使者大张旗鼓地去册封各国境内的华人头目为有邑贵族，难保不惹出外交纠纷。  其实外交纠纷朱棣倒也不担心。  反正弱国无外交，让他们抗议好了。  但这种事若是亲自去做，毕竟有可能抹黑明政府的形象嘛。

    一旦梁道明能够将流落在南洋各地的华人联络成一个整体，那么对朱棣下一步地整体战略大有好处。  如果梁道明册封封臣的事情暴露了——嗯，那是梁道明私人的行为，与大明朝廷无关。  至于说南洋的小国老羞成怒之下可能采取某些不利于华人的行动——《礼记》告诉我们，凡事都要师出有名，更何况向其他国家宣战这种重大的事情呢？

    ……

    除梁道明外，行人谭胜受还与陈祖义进行了接触。

    与梁道明一开始去南洋是为了贩卖货物不同，陈祖义则是被官府追杀地逃犯。  在中国混不下去了才全家逃到南洋入海为盗的。  到了南洋后。  陈祖义混得比较滋润，十几年的时间便成为了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海盗集团头目之一。  成员最鼎盛时期超过万人。  战船近百艘。  活动在日本、中国台湾、南海、印度洋等地。

    陈祖义光凭他一己之力就能令南洋各国胆战心惊，南洋一些小国甚至向他进贡，本事自然不小。  这种人若是放在欧洲，绝对会被招降并册封爵位。

    一开始朱棣曾经有过顾虑。  他自然希望能够招降陈祖义这样的人才，但陈祖义此人似乎脑后生有反骨。  永乐五年郑和经过旧港时也曾经试图招降陈祖义，但不知道陈祖义到底是怎么想的，居然想利用诈降反过来抢劫郑和的船队，结果被郑和打得找不着北并且活捉了。

    然而犹豫许久，朱棣最终还是决定试一试，开出这样的条件：册封陈祖义为渤林宣慰使，渤林有邑二等子爵。

    一般来说，有邑贵族在自己的领地里除了没有铸币权外，几乎和国王没什么区别。  再加上陈祖义原本就是中国人，多少应该对“光宗耀祖、衣锦还乡”有点兴趣才对。  郑和下西洋的事迹可证明明朝初期地海上力量之强大，相对而言，陈祖义地后辈郑芝龙成为海上霸主时，明朝的海上力量已经完全不能威胁郑芝龙了，然而郑芝龙仍然被区区一个海防游击所打动。  无论是从力量对比还是从官爵高低来看，陈祖义都没理由拒绝明朝地册封。

    为避免陈祖义的疑虑，朱棣没打算直接册封陈祖义的手下。  反正从《有邑贵族法》的角度考虑，公、候、伯、子、男、轻车都尉、骑都尉的直辖领分别不得超过总领地的20%、30%、40%、50%、60%、70%、80%；从独乐乐不如众乐乐的心理角度考，陈祖义成为有邑二等子爵后，有权册封封臣，若他不对手下的船长进行册封，则极有可能引发船长们的反叛。  总而言之，只要陈祖义接受了明朝的册封，尽管“附庸的附庸不是我的附庸”，但陈祖义手下的实力派头目同样也就成了大明有邑贵族体系的一员。  因此，大明对这股海盗势力自然而然也就能够产生更大的影响力。

    考虑到陈祖义以及其手下均是海盗，让这么一大批人一下子金盆洗手多少也有点不现实。  所以朱棣决定退一步，向陈祖义及其手下颁发私掠许可证。  为规范陈祖义的行为，规定被俘获的船只必须被带往指定的港口进